第7章 最奇怪的事情
从开普敦到南安普顿的航程中，最美好的日子就是在跨越赤道之前和之后的那些天里，船像台球桌一样稳定，海洋蓝得像基督教堂的马赛克地板一样光滑、闪亮，从船头到船尾，甲板上到处覆盖着遮阳篷，桅杆上出现了漆泡，餐厅入口处的温度计随着螺旋桨的旋转而越爬越高。当然，船上的所有男人都一定是在甲板上睡觉的。这是一种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乐趣。六点钟，乘务员用早间咖啡把你叫醒，然后你穿着睡衣盘腿坐在天窗上，喝你的咖啡，抽你的烟，看着太阳从那片如教堂地板般光亮的海洋边缘处缓缓升起，尽情享受你的存在这个简单事实，聊天、谈话、讲故事，直到该洗澡和吃早餐的时候。
我们乘“摩尔”号从开普敦归来，备有一份非常简短的乘客名单。酒吧里只有三张小桌子被占用了，这些大部分是男人——金伯利的钻石经纪人、兰德的黄金经纪人、一位举办巡回演讲的战地记者的经纪人——受阿散蒂战争[3]的影响而减短了行程，另外有一个二十二岁的英国上尉——曾经在克鲁格斯多普[4]和詹姆森一起战斗，竟然逃过一劫，还有一位名叫米勒的澳大利亚记者和另外两三个无名人士。
一天清晨，米勒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坐在围栏上，穿着量身定制的服装，抽着烟斗，烟斗中的生烟草黑得像黑人的头发。我们在甲板上，穿着睡衣和浴袍坐在他周围。当时是六点半，温度计达到了70华氏度，“摩尔”号的螺旋桨轰隆隆地把静止的水缓缓分开，时不时会冲散整群的游鱼。不知怎么的，话题转移到了我们见过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上面，我们用一些非常美丽的想象拼凑我们的经历。克鲁格斯多普的小伙子撒切尔上尉认为，詹姆森的失败是他所经历过的最令人费解的事情，而我们其他人也都想不出我们在那里看到或听到的任何事情，不含鬼怪、神秘的成分，特别是当你开始抽丝剥茧和顺藤摸瓜。
“嗯，我曾经看到过些有点难解的事情，”米勒一边说着，一边用一根长茧的手指尖把烟草塞进他的烟斗里，沉默中我们听到厨房那边传来了碗盘碰撞的声音。
“那是三年前在约翰内斯堡，当时我很倒霉，我被一个威尔士赌棍狠狠地骗了一笔，那个家伙是个大无赖。只有三英镑——嗯，”他突然停顿了一下，“我身上只剩下了三英镑。我磨破了脚走在那个该死的城市的街道上，寻找任何能让我维持一段时间的东西，能给我一个机会停下来，喘口气，但什么也没有，我告诉你，什么也没有，我已经绝望了。一天，一个恶劣的阴雨天，我去了医院山外的赛马场，那里举行马驹赛跑，我想也许我能在那找到一份工作，照料马驹什么的，但赛马季节早就过去了，他们拒绝了我。我从另一条路回到城里——马侯梅丹墓地边的那条路。当然，那个时候穷人的墓地是靠着路边的，当我走过那里时，刮起了大风。我告诉你们，我那天的早餐除了把腰带系紧之外别无选择，我看到一个小伙子在挖墓。我当时都有了想死的念头，所以我停了下来，靠在栏杆上，观看他工作。然后，就像一个有怪癖的人，我说：
‘你在那儿干什么呢，朋友？’”他在扬土之间看了看我，然后说：
‘哦，只是种上些紫罗兰。’这让我乖乖地闭嘴了。
嗯，我看着他挖了五分钟的墓，然后，上帝作证，我向他要一份工作。是的，我向那个挖坟墓的人要份工作，我当时就是那么无望。他把背靠在坟墓的一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
‘好吧，伙计！’
‘我猜你是从美国来的。’我说。
‘猜对了。’他边说边继续挖掘。
嗯，过了一会儿，我们达成了协议。我帮助他工作，他每天给我两先令，他在他的棚屋里给我一个铺位，他所谓的棚屋，如果让我说，是一个由四块木板组成的盒子，就在墓地的边上。他是一个怪人，是那种美国佬。那天晚上，他在抽烟时告诉了我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知道吗，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穷人墓地里的那个挖坟墓的人是哈佛毕业生！如果我不相信他，我会遭报应的。这个男人已经被烈酒毁了，但那是他唯一引以为豪的事情。
‘是的，先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目光直视，‘是的，先生，我曾经是哈佛的人，在船队中划五号。’——是指大学的校队，你们知道的；然后他会继续自言自语，‘现在我是什么？我被雇佣挖坟墓，以埋葬死人为生，我自己才该死。我早就死了，早就被埋葬了。只有威士忌让我活着，米勒，’他说，‘当我停止喝酒，我就完了。’
第一天早上我来上班，我见到他时，他穿得像是要去城里，手里拿着一个套着藤编瓶套的小口大肚瓶。‘米勒，’他说，‘我要进城去把这个装满。你必须呆在这里，准备接听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上帝保佑，那个破屋子里竟然有部电话。‘如果一个穷人死了，他们会从镇上打电话来，通知你准备好坟墓。我要是不在这，你要去挖。记住，如果是男人，你必须挖一个六英尺六英寸的坑；如果是女人，五英尺就够了，如果是个孩子，三英尺半就足够了。再见。’然后他就走了。
原谅我诅咒，但那确实是很漫长难熬的第一天。穷人的坟墓作风景，我自己的思想作陪伴。快到中午的时候，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还没露面，我发现了一个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哈佛毕业生曾经动手尝试粉刷这个小屋，但在刷了一面之后就放弃了，不过油漆罐和刷子都还在那里。我拿起这些，混合了一点油漆，然后去了坟地那边。你们知道穷人的墓地里是什么样子的——墓碑上什么都没有——除了数字什么都没有，就连数字也有一半被雨冲没了，所以我，为了转移注意力，就像我说过的，开始在墓碑上涂写各种各样的花哨名字和墓志铭——任何我觉得花哨的名字，然后在下面，写下一个恰当的墓志铭，还有日期——当然，我没有忘记日期。你们知道，那是我所享受过的最不同寻常的快乐。你们不这么认为？去试一次！为什么？因为那是一个运用想象力的机会，天才加艺术是最高级的艺术。比如说，我蹲在一个空白的墓碑前，稍微一想，灵感就冒上来了，我会这样写，比如‘约翰·肯·伯格特，新西兰人，一八七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一八九零年六月五日死亡，’然后，在下面写‘愿他在天国安息’；还有，‘爱丽丝，玛丽和威廉姆·特逊最小的女儿，一八八零年五月一日出生，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死亡——不是走失，而是早逝’；再有，‘卢卡斯，陆军中尉，一八八九年八月三十日死于埃及瓦迪哈勒法战役中；一八五零年一月三日出生于英格兰伦敦，他像一个武士那样躺着，裹着他的武侠披风在这里休息’；或者幽默一些的，如‘博恩库斯，一八八零年十月三日生于德国，一八九零年年九月四日死于开普敦（根据要求）’；另外，我记得我写得最精彩的一个，那就是‘威利，安娜和古斯塔夫·哈里斯的爱子，生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一日，死于一八八八年五月五日——一个走在母亲前面的小男人’。然后我为自己写了墓志铭，上面写着‘以恶制恶’；还有哈佛小伙子的，我记得我在他的墓碑上写的是‘他在大学船队划五号’。
是的，那天下午我的运动量大过以后的任何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认识那些人——约翰·博格特，卢卡斯中尉，博恩库斯，威利和所有人。哦，那是一个独特的经历。但就在我进进出出忙着这些的时候，城里来了一个电话：‘城市下水道口发现一个死婴尸体——马上准备好坟墓。’好吧，我开始挖坟墓，这是我挖过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坟墓，更是我希望挖掘的唯一的坟墓。然后天下起了雨，雨水像水龙头一样倾泻而下，噢，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大约四点钟，就在我快要完工的时候，那个哈佛的家伙回来了，醉醺醺地嚎叫着。我看到他走进屋子里，但很快他就出来了，一手拿着锄头，另一只手拿着一条桌腿。他一看到我，就摇晃着锄头和桌腿踉踉跄跄地向我奔来，并像个祖鲁议员一样大喊大叫。为了让一切合情合理善始善终，我跳到了坟墓里，我突然想到，这种状况实在是凶多吉少，我爬了出来，拼命奔跑，因为他的眼睛里有股杀气，我们在那个墓地里玩了十分钟捉迷藏的游戏，我从一个墓碑闪身到另一个墓碑，他跟着我，像狐狸一样对我紧追不放，他要杀了我。突然，他在一块墓碑上绊倒了，跌下去后站不起来了，那时，停尸房的车从医院山那边驶来。
现在，是这段令人遗憾的经历的奇怪部分。一辆双轮轻便马车跟随在停尸房的车后面，一辆没有门的名流马车，一匹价值不菲的矮脚壮马驱动着它。马车上有一位老绅士，驾驭马车的是一个俊朗的开普敦男孩。那位老绅士看起来是那种最显赫的名流，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停尸房的马车开进了院子里，我和哈佛小子那时已经跑远了——远离那个挖好的坟墓。停尸车的司机把棺材扔了出来——一个三英尺长的小箱子，开车回去了。然后，马车驶了过来，老绅士走下车来——他衣冠楚楚，站在那令人心碎的雨中，说道：‘我的伙计，我要把这口棺材打开。’这个时候，那个哈佛小子已经清醒过来了，他趔趔趄趄地走到那位老绅士面前说：‘不，不能开棺，那是违反法规的——所有的法规，不允许打开棺材。’我希望你能看到那位老绅士，他激动不已！他像一个狂风中的旗杆一样在发抖，他的言语含混不清，结结巴巴，和他本人毫不相称。上帝啊，那是怎样的场面！我现在依然能看见——在那个南非的穷人墓地上——没有树木，一片空荡，一片荒凉，倾盆的大雨，敞开的坟墓，一个醉醺醺的哈佛小伙子，还有那个因为婴儿的棺材而激动争吵的老名流。
很快，这位老绅士拿出一个一英镑的金币来，给了哈佛小子。
‘让她走吧。’他说，接着他在棺材的顶板上用力踢了一脚，使它张开了一英寸多。随即——现在听我说——这位老绅士随即跪在污泥浊水中，跪在那里，兴奋地喘着粗气，等待着，哈佛小子正在把顶板卸下来，在他把它掀起不到四英寸时，这个老绅士迅速把手伸了进去，在那摸索了一会儿，拿出了一些东西——他把它抓在他紧闭的手掌里。
‘就是这些。’他说，‘谢谢你们，我的伙计。’他给了我们每人一英镑。我们像呆猪一样站在那里，为这件事的怪诞和恐怖而痴迷。
‘就是这些，’他又一次说道，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满身污泥地登上了他的马车，‘就是这些，感谢上帝！’然后向那个开普敦男孩说：‘送她回家，吉姆。’五分钟后，他消失在医院山那边的朦胧雨水中。
“那他从婴儿的棺材里拿走了什么？”我们几个人在这个时候喘了口气，问道，“那是什么？那会是什么呢？”
“噢，那是什么？”米勒说，“如果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会遭天谴的。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永远不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