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文化调适

迄今为止，正向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中相对年轻的分支，虽然它在本学科内部，甚至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领域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它依然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即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正向心理学如何更好地融入非西方文化与社会，如何在不同的地区同样发挥积极的作用。

举例来说，一个在跨文化或多元文化研究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等价性（Equality），通常包括概念、语言、功能及度量四个方面。只有当一个心理学概念或心理学建构符合这四个方面的等价性后，才可以被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国家或地区具有等同性，所获得的研究结果才具有可比性。在进行心理学研究时，最常用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在西方群体中设计并使用的测量工具，直接翻译为目标语言（如中文），然后直接应用到非西方群体身上。然而，一些研究者发现，这种做法存在不少跨文化可比性的问题，有时这类问题可能会导致错误的研究结论（Kankaraš & Moors，2010）。

随着正向心理学研究与应用在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中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这个问题现在不单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之间。随着全球化与移民潮的进行，国家或地区内部的多元文化性也在进一步增强，这使得原本属于本国或本地区的文化壁垒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因素。但是，尽管这一领域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目光，他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如何真正有效地保证跨文化一致性及开发标准的研究程序的问题并未获得一个一致的答案。

以“幸福感”为例，正如上面所说，其是正向心理学的基石之一（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2000）。传统观点认为，对幸福感的理解主要有两个视角：享乐主义和现实主义（Ryan & Deci，2001）。享乐主义根据快乐来定义幸福感，而现实主义认为幸福感不仅仅是快乐本身，更应该包括人类潜能的实现（Waterman，1993）。根据现实主义这一观点，个体仍然可以通过从事本身不带来快感的活动而获得幸福感，因为此种活动会给自身或者社会带来福祉，并被认为是值得进行的活动（详见1.2中的“德行幸福”）。

在正向心理学中，迪纳（Diener）可以被认为是幸福感研究的代表，他对幸福感进行概念化，提出“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一词（Diener & Suh，1999）。主观幸福感是典型的“享乐主义”模型（Kahneman，Diener，& Schwatz，1999），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研究者研究幸福感时最常使用、最有影响力的模型（Chen & Davey，2008；Lu，2001）。

但是，值得深思的是，这种基于“享乐主义”而提出的幸福感模型是否真的契合于中国文化下人们对幸福感的理解。细心的读者已经可以从上述“幸福哲学与科学”的讨论中发现，中国人对幸福感的理解更为全面和综合，不仅仅体现在单纯的快乐上，更注重对他人与社会的贡献。在一项早期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调查Ⅱ（World Value Survey Ⅱ）中的数据发现，对类似美国的个体主义社会而言，正向情绪是预测幸福感的重要因子，而对于像中国一样的集体主义社会，正向情绪与社会规范是同等重要的幸福感预测因子（Suh，Diener，Oishi，& Triandis，1998）。因此，在中国，为供养孩子教育而付出艰辛劳动的父母极可能会在生活中体验到较少的正向情绪，但当他们认为他们的付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会对自己孩子未来的发展有好处时，他们同样会获得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问卷（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和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Happiness Scale，SHS）是目前中国研究者使用较多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它们要求作答者在一些条目上给出自己的答案，如“我的生活条件很好”（生活满意度问卷，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再如“总体上，我认为我自己……”（主观幸福感量表，1=不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7=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以看出，这两个测量工具都以“个人”为出发点，要求主观评价自身的状态，关注点是“我”而不是“我们”。

笔者认为个人的状态（“我”）并不能完全概括中国人对幸福感的理解，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以“我们”为导向。这提示我们，如果让中国人基于个体水平对幸福感进行评价，而忽略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幸福感，可能会造成结果上的偏差。为了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笔者采用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详见2.5），在现有的幸福感模型中增加了一个人际幸福感（Interpersonal Well-being）维度，并通过一系列研究来予以确认（Ho & Cheung，2007）。原本生活满意度问卷中的5个题目被认为是客位因素，同时编制另外5个与之相匹配的主位因素题目，测量人际幸福感维度，如“我家庭成员的生活条件很好”。经过3个来自北京和香港独立样本的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均得出两个维度，即“个人导向幸福感”和“他人导向幸福感”，最终确定了含有6个题目的扩展版生活满意度问卷（见“应用1”）。从这也可以看出，经过修改后的生活满意度问卷同时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幸福感观点，从科学实证角度验证了中国人对幸福感理解的基本观点。

因此，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主要想说明“文化”在正向心理学研究和应用中的重要性，在随后章节所提及的大部分研究中，都一以贯之了我们所提出的特色及原则，即依照中国文化对正向心理学中有关理论、观点及方法进行文化调整，使其更符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