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综述
（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与内涵
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话语权”即“话语的权利”，也就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一方面又是“权力”，“话语权”即“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是人们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支配的“程度”。因此，“话语权”内涵具有伦理与阶级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1]有学者指出，从话语的本质和功能两个角度来分析，话语权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话语本身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即所谓“软权力”；二是信息传播者通过对媒介的控制并拥有传播主体信息的权力，即所谓“硬权力”。第一个层次的含义侧重于从话语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界定，即事实到底如何；第二个层次的含义侧重于从话语传播形式的角度来界定，即话语怎样才能传播出去。[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总是力求通过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力量，对其他文化形式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其他文化形式被其决定并或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3]
有学者从国际层面分析了话语权特别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情况及其实质，认为在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已成为生存竞争的重要手段。然而，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形成了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4]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清醒认识，有学者强调，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5]
就国内层面而言，掌握、领导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保持一个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地位。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即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6]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以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7]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8]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嬗变是国际国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也认为有三种变化趋势：一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呈现出由弱势到强势的转变；二是从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强势地位得以确立；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国际的复杂条件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挑战。[9]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针对某些具体时期、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状况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政党政治中，能否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关系着政党的生死存亡；掌握话语权才能引导舆论，引导社会心理，引导思想理论潮流。[10]有学者指出，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同时也消解了西方的话语权。[11]
总的来看，进入近现代历史发展阶段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掌握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有学者指出，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完全占主导地位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领域未能很好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一言堂”的局面，不仅遏制了这些领域研究和创作的活跃性与创造性，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和质疑；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导地位虽然相对有所下降，却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空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正确把握的结果，是一次完全及时和必要的调整和转变。[12]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机遇。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学说迅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性话语的成功经验看，马克思主义“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追求真理的品格，在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两大优势特点：第一是理论的彻底性，第二是理论的实践性。只要我们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就一定能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霾下，开辟出一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朗朗晴空。[13]有学者则认为，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天下的情势下创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获取应有的话语权，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的理论优势。这些优势是我们今天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原则。[14]
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困境。有学者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如今中国之所以面临意识形态困惑，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狂热和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失语两个极端所致。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狂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竞争的平台，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外在参照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失语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15]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洗礼，既存在自发影响的问题，又面临西方国家有意识、有预谋的渗透问题。[16]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削弱的主要表现：某些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挤压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作用力；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危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力；网络化产生的负面作用削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力；市场化对思想观念的负面效应扭曲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规范力；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民众思想的复杂化减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凝聚力；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噪音干扰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17]
（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与方法
有学者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视角分析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不是依靠它的主流理论，而是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还原真正的历史进程，找到其发展的“秘史”。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18]
有学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话语权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与变革。一是坚持与时俱进，应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二是体现时代特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只有体现开放性、现代性、发展性的时代特征，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是铺设对话平台，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既要旗帜鲜明地强化我们的意识形态特征，又要在寻求意识形态的共性话语中坚持个性，通过对话在人权、民主、自由、现代化等共同话语中进行意识形态抗争。[19]
有学者认为，合法性、现代性无疑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根本。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还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其规则主要包含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构成维度，必须从确定或把握这四者之间某种规律性出发建构话语权。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与现实不存在重大鸿沟；三是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多样性；四是概念和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20]
有学者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认为开放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建设，不能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来的方式坚持社会主义的传统话语，而是需要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中不断发展，需要在理论创新中进行话语转换。这种转换不是丧失立场、失掉个性，而是通过话语转换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强化身份特征，进而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建立一套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话语体系，从而真正掌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主导权。[21]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真理性在当代中国多元话语境域下之所以遭到消解与遮蔽，既可归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多种文明或思潮的碰撞与融合、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等外部因素，又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诸多问题。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必须从内因与外因两个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通过对其话语权的建构来彰显真理，以期达到走出困境、增强感召力的应有状态。[22]
（五）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情况的评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掌握当代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以上综述性分析可以看出，理论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给予了重点关注，取得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掌握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但是，应当承认，目前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其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问题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目前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理论性的分析和阐释，实证性、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明显不足。一方面，理论界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但这些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概括、归纳和阐释等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性分析方法，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如果能够通过问卷、访谈、案例等方法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建立在充分的数据和实例基础之上，则能够大大增强这些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与方法时，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实际调查研究的缺乏和不足，导致了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把握得不够准确和到位，因而所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过于理论化、理想化，缺乏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次，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理论界虽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但是这一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不够精确，没有形成一个准确而又统一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定义，而且对定义的界定描述性多于规范性，这对后续研究是不利的；二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时，理论界虽然对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该继承的经验、吸取的教训、获得的启示等方面分析不够透彻、总结不太全面，略显单薄，因而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深入展开；三是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样化、社会利益分化的时代背景虽然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性地位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代背景也同样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比如先进的传播技术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开放包容的思想舆论氛围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此没有给予充分的分析和论证，研究亟待加强；四是对苏联、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后来的经验教训关注不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能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提供诸多的启示和镜鉴，后续研究应当对之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