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贡献

70年来，工商管理学科在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管理人才的同时，本学科学术研究还为企业改革和企业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一 为企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改革”一词指的是对旧制度、旧事物进行改变。“企业改革”则是指改变企业原有的旧制度和旧事物，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里我们说的“企业改革”具体指向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使国有企业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是中央实施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方针的重大战略步骤。工商管理学科在这数十年间，不断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早在1956年高尚全就已经对企业自主权过小、主管机关集权过多现象进行了探讨。20世纪60年代初期，孙冶方提出应由国家掌握“大权”和应由企业自行掌握“小权”，正确地认识到企业与国家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郑海航，2014）。1961年孙冶方提出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分离（张卓元，2011）。

真正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起步的，本学科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为企业改革作了理论准备。

改革开放之初，蒋一苇先生就提出了著名的也是影响深远的“企业本位论”。“企业本位论”对企业与国家的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论述。首先，其认为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具有独立性的企业，企业具有独立性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其次，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对劳动力、劳动条件、劳动对象等要素应当有增减权和选择权。最后，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这是保障企业独立性的根本表现。蒋一苇先生的“企业本位论”将发挥企业主动性作为基本出发点，透彻地分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与企业的实际状况，为正处于探索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0]

马洪、吴家骏以“马中骏”的笔名于1978年9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文中指出解决经济体制问题应当着重于生产关系，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建立严格的经济核算关系，明确国家和企业双方的经济责任，实现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承认企业在客观上所具有的独立性，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马中骏，1978）。周叔莲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提出的五种企业理论，即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以及有法人所有权的企业模式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周叔莲，1989）。这五种企业理论模式反映了国有企业从完全无自主权到企业完全拥有自主权这一质的飞跃，这也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成为真正企业的过程。

改革开放前，传统国有企业在中国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只是无权、无利、无责的政府“附属物”。工商管理学科研究通过对企业本质进行思考研究和讨论，切实抓牢国有企业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理论先导的作用。

在40年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不管是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时期的放权让利、价格体制改革，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战略性改组、股份制和公司制试点、利用与发展资本市场，乃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改革、国企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改革等重要环节，本学科的研究活动都伴随其中，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

二 为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发展”指的是事物从出生开始的一个进步变化的过程，即事物不断更新的过程。“企业发展”则是指企业从成立之初开始成长、壮大的过程，其中既包括量的增加，如企业规模的扩大，也包括质的变化，如企业经营范围的变化等。如果说工商管理学科为企业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是从宏观层面出发的，那么工商管理学科对企业发展的理论支持则是从微观层面进行的。

改革开放之初，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就研究发现，当时的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着诸如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果不佳等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企业管理问题（邓力群、马洪，1979）。为了解决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学者们大量引介了西方管理理论与方法。1978年钱学森撰写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发表于《文汇报》上，这是中国第一篇系统阐述管理科学理念的文章；安索夫的战略管理著作《公司战略》于1980年被引入中国，这是中国首次引进国外战略管理著作。随后解读国外管理经验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如1982年《战略管理——西方企业战略管理案例分析简介》发表于《科研管理》杂志；1987—1988年冯正虎对安索夫的战略管理思想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在《外国经济与管理》上发表了《安索夫与他的战略管理思想》和《论安索夫的战略管理模式》（徐二明、李维光，2018），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彼得·德鲁克的目标管理等理论著作也被出版。这些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通过学者的推介被运用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如在当时的青岛冰箱厂、扬子冰箱总厂、四川长虹等企业施行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全面质量管理等先进管理方法，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极大提升。1984年国家经济委员会提出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滚动计划、决策技术、ABC管理法等18种现代化管理方法运用于企业实践，成效颇佳。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成为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学者们及时引介了西方公司治理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企业实际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策略、方法。

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际化进程加快。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中国企业所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大，竞争也日益加大，这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全球化进程，企业的战略该如何制定，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2000—2010年，中国战略管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性和能够应用于中国情境的战略概念，对战略领导、战略创新、制度环境与战略、文化环境与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如许庆瑞围绕创新管理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范式，他认为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工具，务必提高企业的创新意识、动力、能力以及创新的效率和速度。赵晓庆等提出我国应采取自主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应以破坏性创新为主导，辅以技术跨越，深入了解客户需求，挖掘我国文化内涵（武亚军，2010）。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的制度情境、市场情境和社会情境构成了中国特殊的管理情境（林海芬、苏敬勤，2017），西方管理思想、模式和方法适用于中国企业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需要致力于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以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