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语言文体
（一）文言与白话的相争与相容
白话文运动并不起始于五四时期，已为现代学者所公认：“晚清白话文运动是五四运动白话文的前驱。”[3]“没有近代白话运动提供的语言基础，我们就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汉语能很快走向成熟。”[4]晚清语言的变革是先进士大夫政治改革的需要，是传播新思想的有力工具，变革的实质是言文一致。黄遵宪早在1887年就主张言文一致，“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他要求创造一种“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5]。梁启超在1897年也指出，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为今之计，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6]他更从文学进化的角度支持白话文，指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7]。如用古文翻译的严复也在报刊上发表宣言似的文章，在指出书有易传和不易传时，指出了易传的几个因素，提倡用口说之语言和繁法之语言。繁法之语言即是与简括的文言相对的白话，“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8]。在小说领域之外，随着白话报刊和白话教科书的大量涌现，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导趋势，报章体盛行，文言文纷纷出现俗话的倾向。但是在小说的语言文体上，白话和文言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既相争，也相容，完全没有五四时期文白之争所呈现的浓烈的硝烟气息。这时的文言也都是浅显易懂的，和林纾、严复晦涩难懂的古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晚清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翻译小说尤其如此。
文言和白话小说并行不悖的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可以得到证明。其一，同一部外国小说，既有白话译本，也有文言译本，例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在当时既有林纾的古文译本《海外轩渠录》，也有在《绣像小说》上连载的白话译本《汗漫游》；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既有林纾的古文译本《黑奴吁天录》，也有佚名据此演述的白话本《黑奴传》。其二，同一位译者，既用白话翻译，也用文言翻译，例如周桂笙、周瘦鹃等。其三，各大小说杂志的征稿启事也能说明文言和白话并存的情况。征稿启事大多对文言和白话小说兼收并蓄，例如“本报文言、俚语兼用，但某种既用某体，则全编一律”[9]。文言白话相容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富》的编辑出版者张元济并没有因该书文体渊雅而打消出版的念头，而是身体力行地为该书编制译名对照表，方便来学。在进入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所后，张认为在翻译小说方面，以林琴南的古文和曾朴的白话，同为“合乎理想要求”，并均给予千字16元银洋的最高酬金。他还把林译小说和伍光健的白话文翻译小说一同编入“说部丛刊”，表明其兼容并包、文言白话共存的宽容态度。其四，文言白话的并行不悖和相容在登载的翻译小说数字中也有清楚的体现。有人统计过《绣像小说》第1期至第48期共刊登了17篇翻译小说，其中用文言文写的有8篇。[10]本文以当时流行的五大小说杂志中的翻译小说为基本资料，发现《新小说》杂志登载的16种翻译小说中，文言7种，白话9种；《新新小说》中的14种翻译小说里，5篇是白话，9篇是文言；《月月小说》中共45种翻译小说，文言37种，白话8种；《小说林》的15种翻译小说中，文言10种，白话5种。后两种小说杂志中文言和白话比例相差似乎很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文言已经是文白参半的浅文言，与昔日奥古晦涩的古文已经大相径庭了。
（二）文言长篇和白话短篇体制（近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出现）
由于文体的不同，在小说的体制上，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一直是文言短篇笔记体和白话长篇章回体的和平共处。到了晚清，随着域外小说的输入，固然有大量的域外小说穿上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外衣，尤其是说部体制的外衣，但是仍然有不少译作在体制上得以尽显其本来面目，外来小说体制的冲击必然打乱古典小说文言短篇和白话长篇的楚汉分界，从而出现了奇怪的组合，其中文言长篇和白话短篇就是这种奇怪组合的产物，甚至出现文言长篇章回体。另外，长篇小说中的章回体也逐渐让位于章节体。
短篇小说的语言自古是文言的专利，它萌芽于周秦，发达于汉魏六朝之间，而大成于唐代，到宋元以后才出现拟话本的短篇小说，到明代出现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晚清随着文言向长篇小说的渗透，白话也不可避免地向短篇小说渗透。创作界如此，翻译界也是如此。本文认为，文言和长篇的结合固然是新鲜事物，其作用更多表现为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固有格局，但是由于文言本身已不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因此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所起的作用不及白话短篇。白话和短篇的结合才使得中国小说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上具备了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西方小说的雏形。从翻译的技术角度上看，引进西方小说的物理形态，忠实原著的内容和风格，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甚至应该比晚清译者煞费苦心地改造和经营要省事许多，也不是说晚清的译者缺乏忠实翻译的能力。即使今天，我们的翻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理解能力也并不比他们强很多。“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为抑或不为的关键在于译者是否认同西方小说的美学价值。一个新的小技术或形式的出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的酝酿。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小说传统发展到晚清时，白话这一被历代士大夫鄙弃、被小说家推崇的最佳描写语言和简洁短小的短篇体制才结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