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许摘录转载”观念和法规的形成
摘录转载给中国近代版权观念带来了新课题，其对近代版权最大的挑战是晚清一大批作家（如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的著述基本是先刊登在报刊上，而后结集出版。
面对摘录转载带来的利益损失，晚清报馆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被动应对，即加快单行本的出版速度。对于可以结集出版的作品，报馆利用原有的铅字模具在连载甫结之后尽快推出单本，这既可获得更多的利润，也让摘录盗版者顾及不上。二是对特定文字主动申明或存案保护版权。就笔者视野所及，最早对报刊连载文字申明“不许翻刻”的是《中外日报》。1898年8月17日《时务日报》改为《中外日报》后，汪康年禀请南洋大臣通饬“各报馆不准仿中外日报馆格式以获专利”，中外日报馆以后译印各书籍“通饬禁止翻刻”[20]。1899年，中外日报馆连载笔记小说《续庄谐选录》，就在版心中声明“翻刻必究”。[21]这种方式一直被中外日报馆坚持，1904年11月《中外日报》连载《七日奇缘》，特别说明：“中外日报馆附送，翻刻必究。”[22]1906年2月至4月连载《海卫包探案》，特申明不得转载：
兹由本馆延请通人译得《海卫包探案》数种，均已脱稿，于即日起按日排入报中，决不间断，以供阅者玩索，每种印毕后仍由本馆改印单行本出售，藉告各书肆勿得翻印，以致究诘。[23]
1907年2月17日中外日报馆“特别告白”云：“本馆译登各小说远近各书肆不得私行翻印，并不得剿袭原稿、改换面目，印售渔利，致有碍本报版权。合先布告，免有后言。”随后，《中外日报》连载的《母猫访道》（2月16日至23日）、《瓶里小鬼》（2月24日至3月7日）、《打皮球》（3月8日至14日）等都在报缝中声明“不得翻印”。1902年《新小说征文启》标志着中国近代稿酬制度的初步确立，小说在晚清开始普遍支付稿酬，中外日报馆的版权申明包括不许摘录和不许转载，保护的是出版者和作者的利益，属于现代版权制度的范畴。
1906年至1907年是报纸杂志申明“不许转载”频繁的两年，是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版权保护初步确立和行业趋于规范化的关键年份。1906年11月1日创刊的《月月小说》第1期“申明版权”：
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特此先为预告。
类似这样的版权广告见于第1、2、5、9、12、14、21号，至第9号《月月小说》改由群学社发行，该“申明版权”亦改为归群学社所有[24]。可见《月月小说》的出版发行人版权意识之强烈。1907年4月《小说林》第3期“特别告白”：
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乃有□□报馆将本社所出《小说林月报》第二期《地方自治》短篇改名《二十文》，更换排登。近又见□□报馆将第一期《煖香楼传奇》直钞登载，于本社版权大有妨碍。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特此广告。[25]
这则特别广告与群学会社大张旗鼓地推出《新小说汇编》的时间相距不到两年，《小说林》通过存案和曝光的方式禁止摘录转载，说明小说林社已经充分认识到未经授权的摘录转载与盗版无异。在商业市场中，“好点子”的出现会很快流行起来。1907年6月14日时报馆也刊发“本馆特别告白”：“本报所登小说无论悬赏自编、短篇长幅，均有版权，不许转载，特此广告。”1907年11月创刊的《竞立社小说报》第1期封底“翻印必究”。可见，到1907年止，对报载特定内容“不许转载”的观念要求已经开始在出版界普及。1908年3月颁行的《大清报律》第38条：“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登字样，他报即不得互相钞袭。”第39条：“凡报上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有版权之保护。”[26]在1910年《大清著作权律》颁布之前，报载部分内容是全国性法律规定最早享受版权保护的文字，这既是西方版权观念引入的体现，也是晚清报界编辑出版实践、努力维权的结果。翻阅1911年以后的文艺期刊，几乎找不到没有在封页上印上版权标记“不许转载”字样的，这说明擅自从他人刊物上摘录转载等同侵犯版权的观念成为常识。“不许转载”“禁止选录”遂成为现代版权声明和保护的重要内容和方式。
总上所见，摘录转载的引入与普遍应用是晚清中文报刊发展的有力保证，报刊摘录转载促进了晚清书刊编辑出版的繁荣。在实践中，出版人及作家很快发现摘录转载报刊文字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对报载特定内容的版权保护意识和要求渐长，于是“不许转载”的要求和申明开始流行并成为行业规则，随即获得法律保护。可见，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实践促进了报刊文字版权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为中国现代报刊文字版权保护行规法令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总之，晚清报刊摘录转载的普及和规范化是我们认识中国现代版权意识和制度产生和建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1] 张天星，男，河南新县人，文学博士，台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2]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见杨光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3] 秦理齐：《中国报纸进化小史》，《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2年。
[4]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见杨光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3页。
[5] 《万国公报》第128册，台湾华文书局1968影印本，第18788页。
[6] 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见杨光辉《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66页。
[7] “梁任公《新民说》《宗教学术》《学源》”广告，《中外日报》1903年8月13日。
[8] 柴萼：《梵天庐丛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12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10] “乡试必携时务清议丛报汇编”广告，《中外时报》1903年8月17日。
[11] 《新小说》1905年2月迁至上海由广智书局发行。
[12] 至1907年年底，《时报》已累计花费保皇会10余万元。（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2页。）
[13] 狄葆贤是梁启超故交中除谭嗣同、吴铁樵之外，“最有切密之关系”者。（《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0、41号）
[14] 《时报》1904年6月12日创刊时报馆设在“福州路巡捕房对面的广智书局楼上”。（参见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1907年5月8日凌晨6点，时报馆发生火灾，新民丛报支店也同时被灾。新民丛报支店的广告落款地址也是上海四马路老巡捕房对面。（《新民丛报》第22号所刊上海本报支店广告）
[15] “《短篇小说丛刻》”广告，《时报》1906年10月28日。
[16] “《短篇小说丛刻》二编出现”广告，《时报》1907年10月7日。
[17] 文迎霞：《晚清报载小说研究——以〈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第178—179页。
[18] “声明”广告，《申报》1887年8月23日。
[19] “申明即请天南遁叟赐览”广告，《申报》1887年8月24日。
[20] 《中外日报》1898年8月10日。
[21] 《中外日报》1899年4月4日。
[22] 《中外日报》1904年11月18日。
[23] “本馆增刊小说广告”，《中外日报》1906年2月1日。
[24] 见《月月小说》第10号封三“特告”。
[25] “特别广告”，《小说林》1907年第3期。
[26] 《大公报》1908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