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学术·制度：19世纪后期关于“富强”的本末观

——以郭嵩焘和严复为中心

郭道平^[1]

19世纪80年代初，王韬将其历年存稿编集出版。书中在回答“天下何由而治”这一历久弥新的问题时，王韬的答案是：“富强即治之本也。”^[2]《弢园文录外编》中所收，主要应是作者70年代在香港办《循环日报》时所撰报文。在此，王韬以这一简洁的判断，表达了他应对时局的理念。“富强”是时代的关键词。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统计，分别刊行于1826年、1888年、1897年、1901年的四种清朝“经世文编”，前三种中“富强”一词的使用次数均为二三十次，第四种中则达507次。^[3]尽管这一单纯词语的数理统计难免忽略掉许多事实细节，但谓其整体上反映了时代思潮的趋势，却无疑义^[4]。

对“富强”一词的标举，本身即在某种程度上蕴含着与正统观念相左的意味：“富”乃是发展商业贸易的结果，与本土农业经济和儒家不轻言利的思想相反对；“强”则喻示着对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引入。也正因此，思想更具传统色彩的知识人曾试图在治理思路中对其加以结构性的限制——冯桂芬完成于1861年的《校邠庐抗议》中论及西学，乃言：“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5]这一日后被视为“中体西用”说之先声的提议，作为一种引入西学的典型设计，1898年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得到系统性的阐发。与冯的思路相比，王韬以富强为“治本”的颇具功利性的说法，立即显示出其对于正统的挑战意味。诚然，与“富强”伴随而来的，即是“本末”/“体用”观这一涉及帝国治道根本的重要议题。冯桂芬与王韬的思路，虽然在“本”的认定上存在出入，相通之处却在于对“富强”的一致瞩目——也即其意中取法西洋的重心所在。

实际上，也正是在19世纪下半期，本土趋新知识人中还出现了关于西洋之“富强”的不同本末观：即以“富强”为表象、而别求其“本”之所在。郭嵩焘与严复正可作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