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生态价值：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引申分析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生态的价值问题长期被置于经济学研究范围之外。究其原因，一方面，经济学仅局限于经济系统内部研究人的各种经济行为及其关系，经济系统被视为与生态系统无关，人们可以无偿地使用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生态的无偿性使用遂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既定前提或假设。相应地，生态系统的进化与演变，也被完全看成是生态系统中自然力本身的作用所推动，与人类劳动无关，进而也就将生态价值问题排斥在整个经济价值评价体系之外。人们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正是在生态与价值无关、无视生态价值的观念及其相应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忽视了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导致了自然资源被无偿占有、被掠夺性开发和被浪费性使用，造成资源毁损、生态环境恶化。另一方面，生态经济学研究本身也存在着问题。随着生态环境问题逐步成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法的探讨研究也不断深入。自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首次提出“生态学”概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学家麦肯齐（Mckengin）首次提出“经济生态学”，后经经济学、生态学等众多学者们的研究推进，大约经过了100年，“生态经济学”才逐渐从公害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中孕育产生出来，“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才逐步被人们熟知。但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最初的研究中，学者们过分夸大了该学科预言人类未来的能力，这种灾难性的预言所带来的人类恐慌，在重要的实践中相当部分被证明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些不切实际的预言，却使人们对生态及其相关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不同的负面态度：一是生态学在研究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人完全否定生态及其相关最初研究的科学性；二是一些人对生态学者的研究成果持怀疑态度；三是一些人认为人类是可以发现生态灾难信号的，人为地对生态环境进行局部的改善，就可以修复其原来的功能，不必夸大其灾难性。多数经济学者正是由于受到最初人们对生态研究这些负面态度的影响，将生态的价值问题搁置于经济研究范围之外。
一、生态价值：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不同取向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严峻现实，使得生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此相关的生态价值问题的探讨也开始有了转机，逐步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中，生态价值的引入并未遇到太大困难。从新古典经济学立场出发，在一项经济活动过程中，对一种生态因子的利用出现了稀缺性，这种稀缺性导致该因子的竞争性使用，产生以价格杠杆调节供求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产生了生态价值。当生态要素的稀缺性显现后，该要素对人类福祉的贡献如果仍然不反映在价格机制中，就会意味着市场失灵，最终使得微观经济主体滥用生态要素，直接导致外部不经济。西方经济学者对生态系统中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价值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定义环境经济价值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奠基人、美国未来资源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克鲁梯拉（John Krutilla）在1967年发表的《自然保护的再认识》论文和《自然资源保护的再思考》专著中，提出了“舒适性资源的经济价值理论”，并在与安松妮·费舍尔（Anthony C. Fisher）合著的《自然环境经济学：商品性和舒适性资源价值研究》中，将环境资源划分为商品性资源和舒适性资源，着重论述了舒适性资源的价值及评估问题，使环境资源的价值理论更趋完善。西方环境经济学对环境价值研究的集大成者迈里克·弗里曼（A. Myrick Freeman, 1979）以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认为在一般均衡模型中，资源和环境的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参数，而是由它们在提高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稀缺性和有用性决定的。弗里曼还指出：“每个人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其所消费的私人物品以及政府所提供的物品和服务，而且取决于其从资源—环境系统得到的非市场性物品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如健康、视觉享受、户外娱乐的机会等。对资源—环境系统变化的经济价值进行计量的理论依据在于它们对人类福利的影响。以人类为中心的经济价值评估并不排除人类对其他物种的生存和福利的关心。”1997年，格蕾琴·戴利（Gretchen C. Daily）和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等的研究成果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戴利不仅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概念、研究简史、不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等进行了系统总结，而且还对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进行了专题研究。科斯坦萨等人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于自然资本的价值》一文，从科学意义上明确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原理及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也开始涉及对生态价值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生态价值的来源问题上，尤其是生态系统中的“天然的自然”是否具有价值这个问题成为争议的焦点。归纳起来，有两种基本观点：
一是传统的生态无价值论。翟中齐认为，天然形成的资源，都是大自然恩赐给人类的宝贵财富，这些资源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正因为这些天然资源没有价值，所以在开发和利用的产品成本中，没有资源的价值。天然资源有出售的价格，是资源占有者的垄断价格。徐益良认为，有使用价值并不一定就有价格，凡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都不具有价值。
二是生态有价值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分析生态的价值来源。例如，刘业础认为，在人类生产力不发达时，人们的活动及其排泄物对生态环境危害不大，一般靠自然界自身的净化能力就能够克服，因此，人们不必耗费劳动在环境保护上，此时的环境资源没有价值。当人类生产力相当发达时，人们的活动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已经超出环境的容量，因此，必须耗费人类劳动去处理它，此时为保护环境而耗费的劳动也就应该计算在有关的环境资源价值之中。于光远认为，环境工作也属于生产范围，也应该看成是一种人类劳动。陈予群将生态资源的价值定义为物化在生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的劳动的表现，生态资源如何从无偿变为有偿，要通过历史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刘思华则基于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视角，探讨了生态价值问题，提出现代社会经济是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生态经济有机体。这是从忽略生态环境、生态价值转向认知、重视生态价值的前置条件。我们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环境价值问题，就必须把劳动价值论延伸和扩充到生态经济系统中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生态价值论。张庆普、胡运权也提出了应该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将商品概念推广到生态环境中的观点。司金銮更是将生态价值划分为潜在价值和显在价值，前者指的是“天然的自然”生态价值，后者则指“人工的自然”生态价值，并且潜在未知价值正逐步向显在已知价值方向发生量的转移。
检视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生态价值的有关文献，可以看出其不同的研究取向：西方经济学者对生态价值的理论研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对生态价值的来源问题并不存在较大的争议；而国内学者对生态价值的理论研究则主要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在“天然的自然”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上存在较大的争议。对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并不是从生态学家的视角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在生态方面也没有留下系统的论述，但在其对相关理论的阐述中，无不闪现着关于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信息和能量传递等包含生态学思想的论述，这些论述为后人对生态问题及生态价值问题研究的深入、丰富和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从方法论上说，只有坚持辩证和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以系统、动态和发展的眼光去考察、研究人类社会及生态环境的演进，才能够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基于此，笔者赞同生态有价值的观点，并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引申分析，将劳动价值论引申和扩展到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系统中去，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的生态价值问题，提出生态价值是指凝结在生态系统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其由两部分共同组成：第一，在经济系统中，通过耗费人类劳动从生态系统中获得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物品时，凝结在生态系统中的人类劳动的价值；第二，在生态系统中，为了保证作为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的人类能够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合理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实现生态网络连锁关系顺利进行，对生态系统进行适当、合理的补偿和改造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凝结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就整个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其商品价值总量是由经济系统中的商品总价值量和生态系统中的生态总价值量两个有机部分构成的。人们在投入劳动创造商品价值时，既可能会创造生态价值，也可能会产生生态负价值；同样地，从总体和长远来看，在投入劳动创造生态价值时，也会创造商品价值。
二、生态价值嬗变——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分析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认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人们的劳动具有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劳动对象无疑涵盖了土地等自然生态环境。因此，离开了人类劳动，价值就不可能被创造，人类劳动脱离了劳动对象或自然生态环境也无法创造价值。人类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商品价值，是与自然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与之相对应，生态价值的创造也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密不可分。这里，人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体现在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乃至生态经济系统之中。就经济系统来看，人们生产商品所付出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就生态系统而言，人们补偿（主要包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保护和建设等行为）和改造（主要是指在生产商品时人们对生态系统中各种物质进行的改造、利用等行为）自然生态环境付出的劳动形成生态价值。当我们从统一的生态经济系统来观察时，可以发现，一方面，在生态经济系统形成和发展的最初阶段，存在着商品价值和生态价值之间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低正相关的关系，从而影响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商品价值总量呈同向变动；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发展提升到更高水平，尤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生态经济系统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产生矛盾，并且矛盾不断尖锐化，即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经济活动及发展的需要，生态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的调节、自净化能力均出现迅速下降，存在着劳动作用于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不同效果影响着生态价值进而影响着生态经济系统中商品价值总量相应的增减变动，使生态经济系统的商品价值总量和经济系统、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呈现出不同的运动轨迹。
当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人们生产活动范围、生产商品中所付出的劳动以及生产出的社会商品总价值均相对较小，与此同时，人类劳动在经济系统中创造商品价值的同时，凝结在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价值也相对较少，产生的生态负价值亦很小，同样的，人们补偿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从而形成的生态总价值亦相对较小，反映到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商品价值总量亦相应较小；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进入到比较发达或较高阶段时，在经济系统中的商品总价值会很大，但其同时在生态系统中所产生的生态负价值亦变大了；同样的，在生态系统中人们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和创造所付出的劳动、创造的生态价值增长相对缓慢，就整个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商品价值总量呈现出先递增后递减的趋势；只有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进入到相当高的阶段时，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才可能进入到同步增长的轨道。迄今为止，这种社会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的嬗变与人类文明的进程紧密相连，反映为三个时代的变迁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四次大的转折。
第一个时代是人类依附并初步利用大自然的时代，对应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即从人类起源经原始人到农业人的转折。这一时期，人类处于原始采集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还处于相对不发达阶段。处于原始文明阶段的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面对生态环境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仅仅采用本能的生存方式进行利用，生态环境未受人类较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和改造。随着农业文明的到来，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已经发生了相对较大的改变，人类开始主动地改造生态环境，“人化自然”开始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和强度亦随之缓慢地扩大和增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等变换关系的矛盾到农业文明后期开始逐渐产生。这一时代的特点是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人们生产的用以交换的商品规模极小，所付出的劳动形成的社会商品总价值和同时产生的生态总价值也小，而人们补偿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相对更少，其形成的生态总价值更低，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商品价值总量也十分有限，商品价值、生态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均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呈现同向变动。
第二个时代是人类改造环境并试图凭借其智慧和科学知识征服自然的时代，对应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即从农业人向工业人的转折。这一时期，人类处于工业文明阶段，由于人类智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价值创造源泉的人类劳动所展现出的力量正迅速走强，其改造环境的能力急速提升，人类开始无限度地掠夺自然来创造财富，而生态环境因为受到人类大规模活动的影响和改造而逐步失去平衡，甚至呈现出从短期环境污染向长期生态恶化转化的态势，生态系统自身的脆弱和生态恶化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逐步显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等变换关系的矛盾逐步变得尖锐甚至达到了对立的程度。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占主导地位，人类在经济系统中所生产的商品总规模迅速扩大，所付出的劳动形成的社会商品总价值也急速膨胀，但在生态系统中凝结的生态价值却由正值迅速变为负值，并不断变大，而人补偿和改造自然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创造的生态总价值却很少，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商品价值总量正逐步变小。
第三个时代是人类社会反思、抑制、克服盲目掠夺自然的行为，寻求人与环境和谐共处，恢复生态平衡，期望实现天人合一状态的时代，对应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即从工业人向信息人、生态人的转折。这一时期，人类正处于由“信息革命”引起的后工业文明阶段，信息化、网络化正逐步带领人类步入全球化时代。这时，人类活动的范围和空间已经扩展到全球甚至宇宙的各个方面，凭借高新技术的发展，清洁环保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逐步普及，原有粗放型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式将被更加符合生态经济系统持续演进的经济发展方式替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将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人类在经济系统中，不仅会使其所付出劳动创造的商品总价值增加，还会使其同时创造的生态负价值逐渐减小甚至消失，生态正价值将不断增加，人们对生态环境补偿和改造的劳动将不断创造并增加生态总价值，最终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实现商品价值总量的不断增加。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的提升，人们的生产、生活范围和领域将不断扩展和延伸，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将更加全面和完善，将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这也必将引起商品总价值、生态总价值和商品价值总量三者之间呈现由同向递增变动到无序变动再到更高层次的同向递增变动的趋势。虽然商品价值和生态价值都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生态价值的具体量化关系还不像商品价值那样容易被准确确定，因此，我们仅在理论和经验上探索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
三、价值数量关系演进及其趋势：一个经验分析
在经济系统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价值表述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值量大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总和用商品总价值表示（W1）。在生态系统中，生态价值的价值量大小也取决于补偿和创造自然生态环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总和用生态总价值表示（W2）。就整个生态经济系统来看，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时序，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商品价值总量（W3）是不断变化的：当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处于非常低下的原始文明阶段时，人类的各种活动还完全依附于自然生态环境，未出现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商品总价值还很微小，人类的生产活动也还未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和破坏，由此所创造的生态负价值也可以被忽略，商品价值总量就等于生态总价值，即W3=W2，商品价值总量在整体上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渐提高，人类开始步入农业文明阶段，出现了相对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人类开始部分地摆脱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附，此时，商品价值总量就等于商品总价值与生态总价值之和，即W3=W1+W2，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处于较高的工业文明阶段时，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虽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商品价值总量仍然等于商品总价值与生态总价值之和，但商品价值总量却增长缓慢，这主要是生态总价值的零值和负值所致，生态总价值成为拉低商品价值总量增长速度的主要力量。在生态价值的构成中，一部分是由生产商品时在生态系统中的人类无差别劳动凝结成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人来说可能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这就导致生态价值零值和负值的出现，而另一部分人类主动的补偿生态的劳动却又很少，因此，当生态价值出现负值时，就要从商品价值总量中抵扣掉，因而商品价值总量的公式为：W3=W1+（W2）；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文明时，人类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此时，人们更加注重生态经济系统中商品价值总量的提高，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系统中商品总价值的增加，因此，在生产活动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对生产工具、生产方式进行符合生态规律的变革，在交换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生态价值通过交换活动逐渐由隐性价值变成显性价值，人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在生产商品时也将主要围绕生态规律展开，在交换活动过程中也更加关注生态的价值问题，在创造更多商品价值的同时，也创造更多的生态价值，不仅如此，人们还加大对生态环境的补偿、保护和重建的劳动投入，创造更多的生态价值，商品价值总量将等于更高层次上的商品总价值和生态总价值总和，即W3=W1+W2，其中生态总价值成为引起商品价值总量正向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生态问题的状况下，重新认识和理解生态价值问题，将有利于改变当前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过度单一的局面，有利于转变人们对自然生态资源、生态环境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的传统发展理念，有利于有效推动自然资源定价和参与市场化治理的发展步伐，并为其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使自然生态环境能够被科学、合理、协调、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眼光来看待现实问题。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学说时，世界正处于工业文明初期，因而在理论上，生态价值并没有被系统地论证。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人由工业人向后工业人进而向信息人的转化，客观现实要求我们观察世界的视野也应由单一的社会经济系统视角，向由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共同组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这一整体视角转变。关注生态及其价值问题，将生态纳入人类社会各种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内，旨在警示人们只有不断提高对生态环境的补偿和创造性劳动的投入，才能弥补人类过往发展过程中造成的过多生态欠账，形成亲生态系统的经济系统及其良性互动循环的生态经济系统，实现人与自然间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而增进人类社会福祉。
[本文选自：李萍，王伟．生态价值：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引申分析 [J].学术月刊，2012（4）: 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