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谈《聊斋志异》的《王成》
先说说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这样：有个中年人名叫王成，山东西北部平原县的人。出身于世宦之家，可是因为过于懒，到他这一代已经穷到没有饭吃。常常因为穷困跟妻子吵嘴。有一年夏天，很热，村里不少人到村外周家废花园的亭子里过夜，他也去了。天大明以后，别人都走了他才起来。看见草地上有一根金钗，他拾起来看，钗上有“仪宾府造”几个刻字。明朝制度，皇帝的儿子封到各地称王，王的女婿称为仪宾，王成的祖父是衡王的女婿，可见这金钗是他家的。他正在思索，看见一个老妇人来寻找，他就给了她。老妇人表示感谢，并且说，一根钗不值什么，不过是丈夫的遗物，所以舍不得。王成问她丈夫是谁，老妇人说是王柬之。王成说那是他的祖父。老妇人于是告诉王成，说她是狐仙，多少年前曾经同王成的祖父好。王成请老妇人回家，老妇人随着去了。看见家里这样穷，老妇人很伤感，先是用金钗换米，过几天又送来几两银子。接着跟王成说，这样懒散不是事，应该做点小生意，于是拿来储存的四十两银子，让王成买葛布，再赶紧到京城去卖。不幸路上遇见连雨天，没有及时赶到京城。葛布先是很贵，到他赶到的时候已经贱了。等待，价更下降，不得已，赔十几两银子卖了。打算第二天回家，夜里银子被偷，他很懊丧。店里主人送他几两银子，让他回家。他想想，没脸见祖母，拿不定主意。闲逛大街，看见斗鹌鹑的，胜了可以赢不少钱，买鹌鹑价又不贵，于是想贩卖鹌鹑。同店主人商量，店主人鼓励他做。他就买了一担，不幸又遇见连雨天，不能出去卖。过几天，鹌鹑死了不少，最后只剩下一只。他急得想寻死，店主人安慰他，并一同去看鹌鹑。店主人说，剩下的一只看来很健壮，无妨拿出去试一试，如果斗胜了，可以混碗饭吃。他就拿出去斗，果然胜了。就这样，连续半年，他积了二十两银子。转眼过了年，店主人同他说，发财的机会来了，是某王爷好斗鹌鹑，每年正月十五允许百姓进去比赛，他可以带王成进去试试。并且告诉王成，如果胜了，王爷一定想买，可以要大价，王爷还价，看他的脸色，不点头不要答应。王成去了，果然斗胜了。王爷想买，王成要一千两。讨价还价，由二百两增到六百两，王成不敢再坚持，答应了。从此发了财，回家，由狐仙祖母督促，日子越过越好。三年以后，狐仙祖母想走，他们夫妇苦留，终于还是走了。
这篇小说篇幅不很长，两千字上下。与其他不少名篇相比，像是很平庸。一是虽然出现狐仙，在这篇里却不是主角。主角是王成，平常人，而且是个懒汉。二是故事的性质也平常，想维持生活，做小生意；夏天贩运，路上遇雨；行情不定，不巧赔了钱；改行试试，歪打正着，发了财：都是世间所能有，没有什么稀奇。三是没有意外的波澜，激情的哭笑，从头到尾像是一些慢性人交往，几乎连大声说话也听不见。总之，表面看起来确是平淡无奇。可是我们读它，却感到很有趣，简直是看过之后还想看。我想，这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更接近实际生活，更富于人情，它使读者容易进入平实真切的意境，获得更亲近的艺术享受。这个意思比较抽象，下面分作几项说说这样评论的理由。
一、凡境有凡境的特有的优点。《聊斋志异》记的是“异”，多半谈狐说鬼，用现在的眼光看，故事的绝大部分是世间不可能有的。但是在少数地方，它也写了世间可能有的事。为了分别故事在这方面的不同性质，我们不妨说谈狐说鬼的内容是“仙境”，单纯写人世间的是“凡境”。仙境有仙境的好处，离奇，稀有，容易使读者驰骋幻想，满足扩大生活境界的欲望。可是它同时有个相当严重的弱点，是离现实太远，常常使读者只是感到新奇好玩，却不能引起心情的震动。有些作品就不一样，写的是常事常情。这常事常情，不只可能有，作品中的人物可能遇到，读者也可能遇到，所以连类而及，容易移情，引起内心的震动。《王成》这篇小说正是这样，主旨是世间有所谓巧遇，使很不如意变为很如意；可是表现主旨的人物和情节却完全是世间的，因为是世间的，它就富于可能性，使读者感到更接近，更亲切，也就是更容易走入艺术境界。不错，这篇小说里有狐仙，可是，也许为了凡境的特点能够通贯全篇，在作者的笔下，连狐仙的老妇也成为世间的，她失落了金钗，银子来自平日的积蓄，不能预知孙子入都的遭遇，等等，竟没有一点神通。不写神通，着重写常事常情，以创造艺术的凡境，我的体会，这是这篇小说最值得注意的特点。
二、常事常情中不断有波澜。这篇小说着重写常事常情，但它是小说，如果照实际生活经常显现的那样，每天起床吃饭，每年春去夏来，总是重弹旧调，平静无波，那就不称其为小说，也就不会有人喜欢看。在这方面，作者蒲松龄是大手笔，他经常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投入石块，使波光云影刹那间完全改观。故事里到处有这样的例子，下面举一些突出的。故事开始，王成懒惰，穷困，夏天到村外的废园里过夜，天大明，起来，要回家，都是琐屑的常事。忽然出现波澜，“见草际金钗一股，拾视之，镌有细字云：‘仪宾府造’。”不但拾了金钗，而且钗上有字，很怪。这奇怪之感很自然地把读者引入另一个天地。以下再写常事，狐仙祖母帮助理家，拿出积蓄，让王成贩运葛布进京去卖，临时嘱咐说：“宜勤勿懒，宜急勿缓，迟之一日，悔之已晚。”这也不新奇。如果顺着往下写，一路无话，准时到京，得善价，获大利，胜利归来，像是也很自然。可是作者不这样处理，而是又掀起波澜，偏偏遇见连雨天，迟误，赔了钱。以下稍微一顿，接着又是波澜。并且由小而大，先是银子被盗，破坏了回家的计划，山穷水尽的时候巧遇鹌鹑，瞥见一线光明。可是即刻又倒了霉，又是连雨天，鹌鹑大批死去，眼看着计划完全失败。到此，像是条件完全成熟，不声不响地掀起最大的波澜，得到一只最能斗的鹌鹑。再以下成为顺水推舟，终于由这只鹌鹑改变了整个局势，先是赚些钱，终于发了大财。就这样，看似平常的内容，因为波澜起伏，它就不断地把读者引入意想不到的境地，使读者感到有很浓的趣味。
三、一切变化都合情合理。波澜在情节的发展中是出现新奇，可是写小说，处理新奇不是容易的事。法国小说家莫泊桑说过，有些巧遇在现实中是可能的，却未必宜于写入小说，因为读者会觉得不像真的。这是说，小说虽然不能离开新奇，却不是任何新奇都可用。在这方面，蒲松龄的文笔是高妙的，它的办法是让所有的新奇都平实自然、合情合理。例如王成拾到金钗是新奇，可是有合情理的来由，一是天热，村外园子里凉爽；二是懒，日上三竿才起来。又如贩运入都，路上遇雨，买鹌鹑之后店中又遇雨，情况是“阴云复合，雨又大作”，“连绵数日，更无休止”，好像是作者故意设置障碍，可是仔细想想就不然，因为这是夏天，北方的雨季，久雨不停正是合情合理。再如由买鹌鹑发财，得这样一只鹌鹑确是新奇，可是仔细想想，这只鹌鹑是经历过恶劣环境考验之后的仅存者，它出类拔萃是自然的。总之，作者用这种笔法安排了很多新奇，却能够使读者感到都一点不离奇，而是理所当然的。
四、塑造人物方面有大成就。写小说，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所写的人物有没有鲜明独特的性格。这是个同造化竞赛的困难工作。塑造的人物有鲜明独特的性格，才能够更像真的，有吸引力。《水浒传》的鲁智深，《红楼梦》的林黛玉，都是这样。《王成》这篇小说写的人物不多，塑造人物的成就却很值得注意，都是轻轻点染就画出清楚的面貌，有血有肉。主角王成的性格是懒和耿直。写懒只两处：一处是到村外过夜，“既晓，睡者尽去，红日三竿，王始起”；另一处是入都路上遇雨，“见往来行人践淖没胫，心畏苦之”。写贪睡，写怕苦，用的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写耿直也是两处：一处是拾到金钗，有老妇来找，“王虽故贫，然性介，遽出授之”；另一处是银子被盗，有人劝他责成店主人赔偿，他说：“此我数也，于主人何尤！”两次都是毫不思索，放弃私利，以宽厚待人。写主角，不管是用力的或不用力的，有成就，不稀奇。稀奇的是写并非主角的店主人，费的笔墨更少，成就更高。店主人的性格是正派和世故，值得仔细吟味的是写世故。店主人准备带王成到某王府去斗鹌鹑，出发前嘱咐王成说：“脱败（假如斗败了），则丧气出耳。倘有万分一，鹑斗胜，王必欲市之，君勿应；如固强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表而后应之。”这“惟予首是瞻”是伏笔，看以下写实况，王成的鹌鹑连续得胜，王爷想买，王成索价一千两。王爷还价二百两，增到三百两，“成目视主人，主人色不动。”增到六百两，“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王成心虚，不敢再坚持，答应了。出来以后，主人埋怨王成说：“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不松口），八百金在掌中矣。”妙在写店主人的世故用不动声色来表现，仿佛并没有点染，可是显示的形象更真切，更突出。这是用静态写出精神面貌，做到无声胜有声。
最后说说不同本子的文字差异问题。本子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抄本（包括手稿本），另一种是刻本。重要的不同有两处：一处，王成贩运入都，到京都之前葛布价高，解说原因，抄本是货少，“贝勒府购致甚急”，刻本是货少，“京中巨室购者颇多”；另一处，正月十五允许平民入府斗鹌鹑。抄本说是“大亲王”，刻本说是“某王”。抄本时间靠前，刻本的不同显然是乾隆中期主持刻板的人改的。这样改，有没有必要，好不好呢？推想改的人的用意，大概是怕触犯忌讳，因为贝勒和亲王是清朝的称呼。但这也有另一种可能，是消除时间方面的矛盾，因为衡王是在明朝前期，他的女婿的孙子无论如何不能活到清朝。小说的情节有矛盾总是缺点，所以不管改的人动机是什么，这样改，对小说的完整性总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