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豫西及南京抗日战场
(一)西峡口抗日战场
孔令晟
一九四五年四月下旬，正值豫西西峡口战役中期，二十八师奉命由郃阳向洛南推进待命。五月初，又奉命增援西峡口以西、公路以北二十七军正面作战。当时，西峡口前线的战况如下:公路南方豆腐店附近，日军一一○师团主力被我八十五军和七十八军包围在川道之内，形势对我极为有利;公路以北二十七军正面，日军以一一○师团一三九联队为骨干的攻势，非常猛烈;全线战况，万分紧急。西峡口战场最高指挥官是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将军。
坚持上第一线
部队出发前夕，我奉命向师部报到，师长召见，对我说:“就要上战场了，现在命你担任我的随从作战参谋，赶快整备所要地图和参谋作业工具，我的二号马就分配给你，从现在起你要随时随地跟着我行动。”师长是我在军校受训时的大队长，平日对我爱护备至。这项命令太突然了，却震撼了我!就在部队出发前线作战的时候，我却调回师部师长身边去了，以后我将如何去面对师内所有的同学和同事？又将如何对自己解释抗战之初弃学从军、坚决要直接参与第一线战斗的初衷呢？虽然当时只能对师长唯唯受命，但是内心的冲突和烦恼，不断在冲击着我。
五月五日清晨，跟随师长出发。中午，途经五十三师师部，师长造访其老友五十三师长袁杰三将军，并在师部同进午餐。我随从在旁，看到他们相谈基欢。在餐毕进茶之际，我突然起立立正，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向我的师长报告说:“部队马上要作战了，请求师长准我回部队去。要不，我将无颜以对师内同学同事，又违背了我从军初衷，自己也将一生难安。但是，师长对我的恩情，将永远记在内心深处。”师长被我说动了，很高兴地准我所请，奖勉有加，并且立即派了两匹马送我回部队去。
一一一高地防御
当我回营报到的同时，就接到团长敖明权上校的命令，派我率领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重兵器分遣队(含八二迫击炮和重机枪各一排) ，立即前往二十七军军部报到，接受任务。
入夜后，部队在深山中急行军。夜半零时左右，由向导带领到达军部，晋见军长谢辅三将军、副军长和军参谋长，当时很惊异地看到他们都穿着华达呢军服并且佩带勋章，神情严肃，可以想见状况是非常危急严重。我请示军长后，参谋长就在地图上指示我:敌人在豆腐店被我包围，伤亡惨重。但怕他垂死挣扎，冲破包围圈，进犯丁河以北我军阵地侧背;贵营立即前往大老虎沟以西一一一高地接替防务，警戒我军右侧安全。受命同时也获知二十七军正面，正被敌军猛烈攻击，状况非常危急。
一一一高地的东南方就是庞家砦高地，敌炮兵火力可以瞰制一一一高地及其以北地区。部队在六日拂晓前到达高地后，我立即召集排级以上干部，先在地图上研究防御阵地的兵力配备和火网编成;然后率领各员现地侦察。侦察后，又在营指挥所集合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作裁示，再对他们提示应注意事项，就让他们各自去作细部侦察，调整兵力配备和加强构筑工事。我自己则到处巡视，就现地指示、鼓励和督促。
午后三时左右，突奉师命令，将防地交还二十七军，部队即刻向迷信寨八十三团团部报到归建。
由一一一高地向迷信寨前进，必须通过一段敌炮火制地区。为了尽量减少损害，我命令各单位分批以高度疏开队形和利用地形隐密前进的方法，向北运动。并规定到前方荫蔽地区后的集结位置，以及在前进运动中遭遇敌炮击时的应有处置。
在监督部队逐次疏开前进后，正准备率领营指挥所离开时，发生了一段很有趣而动人的插曲。原来一一一高地有二十七军军部架设的一部电话机，有一位老通信兵在看守着。这位老战士看我要走，就站起来，拿着一只水壶向我说:“营长，我要敬你一杯酒。”我说:“我不会喝酒。”他说:“在前线，酒是不容易得来的，你非喝不可。”接着又说:“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参加过北伐、剿匪、抗战不少的战役。今天，我从早看到晚，见你对部队的指挥、计划部署和指导，都是井井有条，丝毫不乱，看你的神情也非常安定。我在战场上曾看过很多的指挥官，但你真是我所少见的。我打赌，你这次上战场一定能打胜仗。”我当时感动的笑着说:“我从来没打过仗，没经验，承你的夸奖，给我鼓励，我就喝了。”这一段战场佳话，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横岭及斜面防御战斗
一.归建途中
部队高度疏开和秘匿前进，安全通过了敌炮火压制地带，再经集合，继续向迷信寨前进。前进途中，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可是，突然遭遇到暂四师大批后送的伤兵，他们都说是被敌人好厉害的炮火打伤的，有的躺在担架上呻吟着，有的蹒跚地步行着，擦身而过，眼见的都是满身血渍斑斑，十分凄惨。霎时间，部队沉静下来了，大家的心情显得非常沉重。这时候，我见状赶紧择地稍事休息，打算利用休息时间向部队打气。我们部队有一种一呼一答的口号，例如:“我不怕敌”，答“敌必怕我”;“多掘一锹土”，答“少留一滴血”，等等。在休息后再出发前，我就采用这样一呼一答的口号，果然振奋了人心，部队又表现出蓬勃的士气来，迅速前进。远处炮声隆隆，战场气氛显得十分沉重。
二.反攻大横岭——临危受命
六日黄昏时分，到达迷信寨后，各队分别归建。我向团部报到，团长正在开干部会议，临时留我担任团的作战幕僚，参与计划明天七日拂晓的攻击。团长决定，第二营担任主攻，营长熊璋，明拂晓由大横岭最后高地发起攻击，攻击目标第二、三、四、五高地(大横岭由五个高地构成) ;第一营蒋连，由左侧迂回，侧击第五高地，担任助攻。
命令下达完毕后，我就向团长请求派往第一线视察，团长同意并命我随同孙副团长前往熊营。七日拂晓前，我随同孙副团长到达熊营长指挥所;熊营长正忙着部署部队和下达命令，本想和他交谈一番，也因此而作罢。从旁观察，发觉他神色似乎很不自然，同时也发现他从未提出过空中支援的申请。
熊营开始攻击，在最后高地上只听到前线枪声和手榴弹声非常激烈。约一小时后，传来熊营长阵亡的消息，已夺取的第二高地已经失守，熊营官兵纷乱而慌张地退到最后高地来，日本兵部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紧跟着冲过来。当时的情况是如此的紧迫;我建议孙副团长立即强制性堵住部队的后退，就地阻敌前进;因为舍此已无他策了。副团长接受我的建议，同时把他佩带的手枪交给我，命我执行。本团的士官都是由我负责集中训练过的，看到他们慌张地退下来，就大声地叫“×××，向后转，就射击位置”，或是“×××，到我这里来”，或是“大家听到，全部，各放”;因此逐渐加强了我方的火力，把冲过来的敌人压迫退回到陵线后方停止，战况就这样地暂时稳定了下来。这时候，孙副团长对我说:“这里的部队全部归你指挥，我回去报告团长。”我就这样接下了这个千钧一发、万分危急的任务。
三.反斜面防御战斗
日军暂时停止攻击，让我们稍获喘息的机会。此时，和团部的电话联络重获沟通，团长在电话中正式命令我担任这个战斗焦点的战场指挥官，并派第九连增援。
七日中午时分，敌人的炮兵火力突然急袭我阵地，我的指挥所被一群炮弹命中，爆炸声震耳欲聋，真是天昏地暗，一片混乱;我本人只是满身灰土，未有丝毫损伤，幸运地逃过了一劫。我警觉地站起来，观察战场全般状况，发现高地陵线丢了;我立即用口令要求各部队就现地用火力封锁陵线，阻止敌人继续前进。这样稍获稳定后，忽然想起此时此地必须采取逆袭，才能稳住全局尤其兵心。我马上号召，集合不到二十名的所谓敢死队，亲自率领，在六○迫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向高地陵线逆袭。这时候，意外而幸运地由西安起飞的中美混合大队战斗机飞临上空，用猛烈的火力轰炸敌阵，敌人被迫停止攻击，退守第二高地;我的逆袭幸运地成功了。我兴奋地调整一下兵力配备后，坐在陵线后方休息，忽然头部若有重击，接着听到弹头嗡嗡声离我远去;我立即卧倒，摸摸头部，发觉是很大的一个肿块，但并未流血，判断是我头部暴露，被敌狙击，在我蓬松乱发的头上产生了跳弹所致。这是我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遭遇，真是生死之间，几不容发，好危险啊!
自从这次在空中支援下的逆袭成功后，整整一个下午，前线寂静无战事。我就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针对敌人炮兵属于绝对优势的地位，回忆在学校时三洽南将军讲授在炮兵劣势时应采用反斜面防御的战术原则和法则，经过对现场地形特色的研判，完成了颇有创意的反斜面防御配备和一切准备的工作，列述如下:
主阵地:在这个最后高地陵线下方，反敌斜面上约一百五十米处，附近有几处地形支撑点和右侧延伸的断崖，地形防御力很是坚固，选择为反斜面防御的主阵地，主阵地的火网前源是高地的陵线。
侧防机关:把四挺重机关枪配置在右侧断崖上，构筑隐秘而坚固的掩体和预备阵地，发扬炽盛的火力，严密封锁敌人由第二高地发起攻击后所有的接近路线。侧防机关同时担任敌人攻击发起的警报任务。
陵线直后方的手榴弹战斗阵地:这是我和李龙春排长合力创新的一种战法。由李龙春排在最后高地陵线后方一米左右处构筑散兵壕，整备充足的手榴弹，并要求团作充分补给的准备;当敌人攻击前进经我侧防火力折损后，到达陵线附近时，强制敌人进行手榴弹战斗。这个手榴弹战斗阵地也兼任警戒阵地任务。
阵地前夜间埋伏小组:七日入夜后，我命令控制的预备队第九连，派出若干埋伏小组(三至四人一小组) ，配置在我阵地前方敌人夜间可能接近的路线上，利用有利地形，以埋伏战斗为手段，阻击来袭的敌人。
八日整天，敌人先后发动了三次攻击。攻击前进的敌人，在我猛烈的侧防火力下伤亡惨重，到达陵线后又被我李排近接火力制压，不得不在陵线直后方停止，构筑散兵坑，和李排进行手榴弹战斗。敌人使用的是麻尾手榴弹，因为李排散兵壕后方正是一百多米的陡坡，麻尾手榴弹几乎全部飞越李排散兵壕滑溜到半山坡而爆炸，对李排几无杀伤的实效。而李排长精灵而勇敢，事先命令全排完成木柄手榴弹的投掷准备待命，李排长先投掷第一枚，利用爆炸瞬间，挺身抬头观察，锁定目标再作第二次投掷后，全排手榴弹自动循同一方向和距离投掷，霎时间，爆炸声震如雷，敌人的眼镜、武器等满天飞舞，蔚为壮观。入夜后，阵地前方偶有枪声和手榴弹声，但全体状况非常沉静，是各个埋伏小组充分发挥了功能的结果。
九日晨，敌人似已大量增援，中午开始发动攻击，被我侧防火力击退。敌不甘示弱，配合炮兵支援，连续发动了八波攻击。前七波的攻击，战斗进行都非常激烈。每次攻击都在我猛烈的侧防火力下，伤亡惨重;又在最后高地陵线附近，和李排进行有利的手榴弹对战，再又损伤奇重而后撤。到敌人第八波攻击时，李龙春排长不慎受伤了，士兵也伤亡惨重，这个手榴弹战斗阵地终于弃守。但是，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仍然以侧防火力阻击敌人的攻击前进，主阵地火力严密地控制了高地陵线，使敌人不能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就这样我们成功地坚守住这个正常的反斜面阵地，一直到黄昏时分。此时，团也已再无兵力增援的能力了。
入夜后，前线状况异常的沉寂。沉寂中，我和第九连连长牛亦星同学商讨，万一状况不利，将如何领导和掌握部队？将如何与当地民众联络，进行游击战斗？午夜后，敌人在其占领山区内到处放火烧山，当时不明究竟，后来才知道敌人在夜间山林中，利用烧山火光，进行撤退。
十日拂晓，八十四团占领了大横岭第五高地并吹号联络，我看情况有利，立刻下令出击，想不到很轻易地攻占了第二、第三高地。此时，第二高地前斜面下方有一要点名为钓丝崖，崖上有一片小树林，一部敌人据此小树林顽抗，并在树上埋伏了很多的狙击手。我首先集中机枪火力封锁其退路，同时，以迫击炮向小树林集中攻击，一时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增援部队不断地增加上来，但一经参加火线，就有不少连、排级干部伤亡的报告送来，而且都是敌人树上狙击手所造成的，又充分地证实了战场上尤其在敌火下战斗小动作的重要性。最后，钓丝崖小树林中的敌人全体脱光了衣服，拆卸了武器，零散丢弃各处，然后在树林里集体上吊自杀。
大横岭反斜面防御战斗，到此胜利地宣告结束。
四.结语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一日重庆《大公报》头版新闻登载:“五月十日豫西西峡口第三次大捷，大横岭钓丝崖日军集体自杀。”第三次大捷就是大横岭反斜面防御战斗的胜利成功。由于这次战斗的胜利成功，迫使西峡口当面日军局部后撤，调整部署，全面改取守势，形成了敌我对峙的态势，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之日。
九十军军部派副参谋长来大横岭最后高地反斜面防御阵地上布达人事命令，跃升我为二十八师八十三团第二营营长，并携来丰盛酒菜，在山头陵线手榴弹战斗现场上庆祝，陵线另一方日军所挖二十几个散兵坑，历历在目。此情此景，永难忘怀。
我力保擢升李龙春排长为本营第六连长，后来李连长又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武功状，这是抗战期间下级干部极少的殊荣。
战后受降，二十八师接受日军一一○师团的装备，师团部一位军医说:“一三九联队大横岭伤亡惨重，伤票几乎全部用罄。”
来台湾后，曾由黄润生同学引见当时战场最高指挥官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将军;王将军当面证实，当年郑州受降第二天，日军第十二军团司令官鹰森孝中将晋见胡宗南长官时(王将军在场) ，盛赞大横岭我军反斜面防御战斗的卓越表现，并请求和这位年轻军官晤面:可惜我当时已调往甘肃而未果。
大横岭反斜面防御的构想和战斗，是我的处女作，是我第一次的作战记录，在基础战力和日军相差一个时代的悬殊状况下，应该说是一次很不错的作战成就。整整六个昼夜未得睡眠，过程中可说是历尽险阻艰辛，得来实在不易啊!
记得当我刚从大横岭战场下来休整的时候，头发蓬松，满脸油垢黑灰，两眼充满血丝，简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煞是好笑。在觅屋休息后，沉睡长达三十六小时之久;醒来时，满口死人血腥肉腐的恶臭，饮食时，驱不走，历久而不能散。
一二六五高地
大横岭战斗后，我营稍事整顿，就集结待命;因人员补充不足，全营实力仅及一个加强步兵连。
五月中旬，营奉命对一二六五高地严密监视，待机夺取。营到达现地后，我率领重要干部详细侦察一二六五高地敌阵地及其附近地形后，决定部署一严密而近迫的监视哨连线，同时将主力机动控制，并立即完成攻击计划和所要的准备。我自己不断地在监视线巡视，并听取下级攻击计划和实际准备的工作。
五月十八日清晨，我在监视线上，听取和判定高地敌军正在撤退中，乃立即对机动控制部队下达攻击发起命令，一切按预定计划发起攻击，竟然未遇任何抵抗，迅速将高地占领。我在到达目标、四处巡视时，发现数处敌军炊火尚未完全熄灭，可以想见敌军仓忙撤退的景象。
一二六五高地如此般未有伤亡而轻易夺取，当时汉中行营认为这是一件重大的战略成就。因为一二六五高地是西峡口丁河口以北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命令论功行赏。王师长基于全面考虑，将此战功转让给八二团，八二团团长因此获得了一枚政府颁给的勋章。
砦山据点的黄昏攻击
日军原本计划攻下西安南边秦岭山区，包围西安;但自从我方攻占一二六五高地后，日军即以西峡口川道为核心，占据川道边缘所有独立高地，构成据点连线，采取守势，和王仲廉将军的三十一集团军形成对峙局面。
五月下旬，二十七军奉命以刘茂恩部队攻击霸王寨和平顶高地，攻打了好几天，伤亡惨重，没有成果。谢军长乃调遣二十八师接替攻击，又遭失败。最后王总司令决定，放弃比较高大而坚固的霸王寨和平顶高地的攻击，改为由砦山突破，进出黄石店，由二十八师负责执行。
砦山的地形比霸王寨、平顶高地较低较小，但却是控制小川道的要点。黄石店是砦山据点下方约一千多米的集团村落，位于山区边缘的西峡口大川道内。
一.攻击部署和准备
王师长决定并命令我指挥第一营攻击砦山。第一营营长侯怀廷是军校第十一期的先期学长，营里所有连长分别是我的同期同学和先期学长。我这次非常特殊的任命，一方面因为我的第二营在大横岭一战伤亡极重，战力不足;一方面是上级对我在战场上已有成就表现的信任和运用。
接到命令后，我利用夜间研究地图，初步研判砦山及其周围的地形，并发现砦山两侧树林相当茂密，乃暂定初步攻击腹案，强调利用黄昏和包围奇袭。第二天清晨，集合排级以上干部，在距离乐山据点一千米的山脊鞍部附近，作初步的现地侦察敌情和地形，要求侦察行动的绝对秘密，必要时奖励采用匍匐前进的方式。大约在早上八点钟左右，在鞍部后方隐密处，我向全体干部宣达最后确定的攻击部署:
(1)本日黄昏发起对砦山据点攻击。
(2)第一连(李连)为右翼包围部队，在午后四时前，秘密完成树林中前进路线和冲锋发起位置的侦察选定以及夜间标识;黄昏后待命开始前进，秘密接近到冲锋发起位置，完成冲锋准备待机;等待砦山据点正面有密集手榴弹爆炸声和冲锋喊杀声时，自动并立即由侧后方向日军据点冲锋。
(3)第二连为正面攻击部队，黄昏前在鞍部附近完成攻击准备，待命发起攻击;在迫炮及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下，顺山脊线逐次向砦山据点跃进，并实施敌前作业，到达冲锋发起位置后，待命发起冲锋。
(4)第三连为预备队。
当时，营和各连之间，没有无线电和有线电的通信，以上的包围奇袭计划，就是在这个限制基础上策订的。
命令下达以后，我要部队充分利用时间，作细部的侦察和计划，一直到基层，并作必要的预习。我个人则到处视察和督导;有时参与讨论提供意见。这样，我们利用白天的攻击准备，做得非常彻底而顺利。
二.攻击实施
正面攻击的第二连在黄昏时分和我的命令下发起攻击，在猛烈的迫炮和机枪火力掩护下，一步步稳扎稳打地攻击前进。大概是正面攻击把日本守军吸引住了，包围部队方面一直沉寂无声。经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正面攻击部队已经到达冲锋发起位置;此时包围部队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于是，我在重机枪阵地附近，咬牙发出对正面攻击部队的冲锋命令。正凑巧，一位久经战场的老炊事兵送饭上去，看到冲锋单位人人面有惧色，他心里明白，忽然站起来大喊:“向前冲啊!”大家听到他这么一喊，都振奋起精神来，冲了上去。一时间，手榴弹爆炸声、枪声和冲锋喊杀声震耳欲聋，李连长也立刻乘机带领包围部队冲锋。不久，声音慢慢稀落下来。这个时候，捷报传来，包围部队已经成功而适时地从据点侧背冲上山头:日本守军完全溃退，砦山据点已经被我们全部占领了。
我在指挥位置闻讯，欣喜若狂，立刻带着传令兵叶自治跑上目标，首先找到位于掩蔽处所的日军指挥所，该指挥所以树木靠断崖掩盖而成，内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盏刚吹熄的蜡烛，桌下留有一双木屐，桌旁边堆集不少米面等补给品，很明显的日军指挥官是在仓皇中逃走的。同时，也证实了此次我们采用的包围奇袭非常成功，使日军只注意到正面的凌厉攻势，完全没有想到也没有发现左侧背还有一支包围部队在伺机而动。
日军守备砦山据点的兵力，估计约有一个加强步兵连。我军在装备、训练不足的状况下，利用黄昏，仅以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把砦山据点攻取。日军几近溃退，而我方伤亡极为轻微，主要是因为奇袭包围战术上的成功，和老炊事兵关键性的振臂一呼。
攻下砦山据点之后，我立刻被师长命令召回。记得离开前，我站在乐山最靠近川道的一个山头上，在朦胧的月色下，俯望黄石店，其没有灯火，静静地躺着，距离大约有一千多米。
回到自己的营部后，师长在电话里对我奖勉有加。我当时建议立即直下夺取黄石店，但师长对我说:“无论从编制、装备、人员素质和训练任何方面来讲，我们的部队怎么能和日本相比呢!你守大横岭，守得那么出色;你攻砦山，别人伤亡惨重，一直攻不下来，你却以最少的伤亡，只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就攻下来了。你应该满足了，可以了。”我对师长说:“总部的命令要我们进出黄石店啊。”师长笑笑，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并把防守砦山据点的任务，交付给侯怀廷营长。我又接着画了一份要图，建议全师梯次部署，由我担任先锋，当夜直下黄石店。但是，师长还是没有同意。
攻取砦山据点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得到报告，日军的卡车开始在川道内繁忙的移动，显见日军在调动部队。到了第三天的黄昏，日军同样对砦山守军侯营发动了一次猛烈的黄昏攻击，又把砦山据点夺回去了。不久，二十八师奉命从战场调下休整。
从此以后，西峡口整个战场形成拉锯式局部性攻防的敌我对峙状态。
一九五三年，我在台湾随同陆战队司令周雨寰将军访美，在飞美途中，谈起西峡口战役。周将军说:“战后我随胡长官去郑州受降时，日本十二军团部某作战参谋曾经告诉我:当时我们军团前方指挥所在黄石店，司令官鹰森孝中将和很多高级将领都在那里，你们一次黄昏攻击就把黄石店上面的一个高地据点攻下来了，但是你们却没有下来。究竟为什么？”我把当时经过情形向他报告和说明，周将军用力拍着大腿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当夜直下黄石店，日本十二军团前进指挥所绝对会因为手无控制兵力而不保，日军这批包含鹰森孝司令官的高级将领，不是切腹自杀，就是被我俘虏，将是我国抗日战史上一件稀有的大事。这点一直使我深以为憾。
光华寨—乌雅岭对峙
西峡口丁河店以南小川道中豆腐店附近有一个据点名叫光华寨，隔川道和乌雅岭对峙，两个多月来是七十八军和日军争夺的要地，尤其在六月中上旬，七十八军由六十七师加强，实施猛烈的攻击，因仰攻伤亡惨重而未能成功，乃转而形成对峙。
七月中旬，我营奉命接替乌雅岭七十八军一个师的防守任务。这是因为七十八军几个月来在西峡口战场第一线持续战斗，伤亡惨重，现存战力异常的薄弱。
接替乌雅岭防务的第一天，我发现该地尸骨遍地，山沟里的水被血腥污染，根本不能饮用，整个区域充满非常难闻的异味。我带着干部在夜间进行阵地交接时，又发现乌雅岭前线整夜枪声不断，原来是日军利用夜间，实施不断的偷袭骚扰，使我们部队彻夜难眠，造成官兵们精神和体力上的严重负荷。当时判断，日军应该是派遣足够数量的突击小组，利用暗夜和山沟分别接近我第一线，进行全面的骚扰性攻击。这是我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经过地图研判和现地侦察后，我发现光华寨向我方下降的山脊线上，离寨约四五百米处，有一独立高地:上可严密监视光华寨，下可控制川道内豆腐店村落和附近山沟通道;也就是说，如予占领，可以控制日军全部夜袭小组的进出。因此，我决定接替完毕后的第一件大事，先用营的全力拿下这个高地，构建一个坚固的排据点;同时在夜间派出二至三个三人小组，由山沟渗入光华寨侧背实施骚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上统由一个加强连负责;全营三个连每一个星期轮换一次。同时严格要求射击纪律，凡有枪声发生方面，必须上缴耳朵一只。如此实施以后，情况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乌雅岭第一线阵地前，不论昼夜从此静寂无声，日军侧后方，反而饱受我方骚扰。这样的由我主动而紧迫对方的对峙运作，直到九月三日，成功的维持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日本投降、抗战最后胜利的讯息传到时，我们守在阵地上的全体官兵真是欢欣若狂，高呼抗战胜利万岁!
(二)抗战点滴
张法乾
南京保卫战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爆发，接着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南京也遭到第一次空袭，情况甚为紧张。九月间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由蒋委员长主持，会议主题为:“首都是否要保卫或放弃”。据悉当时参加的都是高级将领，无人敢发言，沉默许久，唐生智突然开腔，认为首都为国府及国父陵墓所在地，国际关注，不能随便放弃。委员长不方便予以驳斥，垂询众人又无回响，最后委员长说:“既然孟潇有这个意见，那我们就守南京。只是由哪一位来负责呢？”当然也无人回应。唐生智乃自告奋勇，委员长欣然同意，并说:“需要什么部队，由你点好了。”唐于是点了第三十六师宋希濂、第八十八师孙元良、救护总队桂永清、宪兵第二团罗友胜、宪兵教导团李楚藩，以及宪兵特务营张法乾。
名单宣布后，宪兵同仁向我打趣说:“恭喜!你中奖了!”宪兵司令部奉命迁移后方，照规定特务营直属司令部之迁移，却被点上参加保卫南京。我与唐生智素昧平生，不知为何选我，可能与其参谋长陈用潜为我同学有关，或许唐也希望建下一个特种部队。不过后来因缘际会，唐生智正巧被我的副官救离南京。
当时日军逼近南京，正合围前进，而三十六师、八十八师正由汉口整补后向南京开发中，本营先在雨花台一带担任防务，后转到国府大楼驻防。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防空设备早已撤走了，已经没有警报系统，日机天天轰炸，情况渐趋紧张，骑兵队及装甲车队都无法活动。
约十一月底，南京市长马超俊及秘书长王漱芳突然来国民政府看我，他们奉命赴汉口，国府及各院部留守主任由我代理。我吓了一跳，认为责任重大，正感惶恐，他即用国府主席信笺亲笔写下:“国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着由宪兵特务营长张法乾全权代理。南京市长兼留守主任马超俊、秘书长王漱芳。”此一文件颇富历史意义，可惜后来还落在昆明谊安大厦。
后来王漱芳还给我一张难民证，以备城陷后不时之需。在南京保卫战之前，经外交使节团同日方协商，于金陵大学附近设一难民区，以备各国侨民及一般百姓在日军入城后有所避难之处。那时我早将家眷由上海送回家乡贵州，也谢了他的好意。
当国民政府决定西迁后，各机关学校、民众纷纷蜂拥西撤，秩序十分混乱，此时有几件重要事值得补记: (1)发表南京市长马超俊为国民政府暨各院部留守主任;(2)宪兵司令谷正伦病重准赴汉口疗养，司令部各单位撤往长沙; (3)留守南京宪兵部队由参谋长萧山令以代司令名义指挥;(4)前行政院秘书黄濬等汉奸七十二人由宪兵特务营在雨花台执行枪决;所有政治犯一律释放。其中值得追忆者有一共产党员名陈文光系我小同乡，朝阳大学学生，系共产党员，当其拘留期间，其父央谷正伦尊翁函请开释，谷曾叫我规劝陈，如其能写一自白书，当即释放，那知陈坚不接受，可见其信仰之坚，然而终于在释放政治犯时获得释放。大陆沦陷后，陈改名陈曾固，曾任贵州省副省长，现已亡故。
日军入城前数日，代理宪兵司令萧山令忽然来电话找我，命我将骑兵及装甲车带过江到汉口归建，并嘱留在南京的部属，由副营长陈雨森(湖南人)率领。于是我带着骑兵队与装甲车出城。因情况紧急，挹江门等已叠好沙包，车子无法出城，只有马匹勉强可以挤出。结果装甲车队留下，骑兵队出来了。到了下关，无船过江，我派兵找到铁路局留守处主任陈树曦设法找到两个驳船，始渡江到浦口。陈树曦来台后曾在交通部铁路局服务。我带着骑兵队，由浦口经安徽、河南转抵汉口。
若非骑兵队的关系，我也不会侥幸出城。事后在湖南得知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惨况。宪兵方面第二团团长罗友胜及我的副营长陈雨森均遇难，代司令萧山令则以木板渡江，因副官携带银元过重，遂连同卫兵沉入江中。宪兵损失了两个团及一个营。
冯国祥是我特务营第四队的宪兵，南京陷落后两个月到长沙，见了我，谈到日军屠城时的情况。冯当时躲到难民区，日军派部队前往搜索，将许多年轻人集中在新街口，另用汉奸向大众宣布在中国政府当过军人者站在一边，皇军将维持其原有阶级;若不站出来，一经查出，必定枪毙。约有二三百人站出，大多不敢出来。站出者被载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受到茶点招待，日人说了好听的话，希望大家效忠皇军，并要诸人转告其他尚未出面者。礼遇之后再将他们送回难民区。这群人返回之后，大肆宣传，果然次日重新邀集时，一下子出来了一二千人，用卡车载送到南京江东门监狱，外头有一大广场，以铁丝网将这些人围起来，用木材洋油，将他们全部烧死。冯国祥拼命躲在边上，日本兵用刺刀跺了他两刀，冯伪装已死，骗过日本兵。眼看几千人就此烧焦，状甚凄惨。挨至夜里，冯爬出，跑到附近一位老太太家，敷了草药，养了很久，才复原回到长沙。
民国三十一年我在重庆进陆军大学，在街上遇到一位上校军官向我敬礼，我一下子愣住，再细看，才知是以前的副官王正才，他原来的阶级是中尉，如今却已是上校了。他邀我到大三元吃饭，谈到民国二十六年底南京陷落的往事。王正才说到，当时情况十分混乱，日军先攻破光华门、通济门，孙元良的部队向挹江门撤退，结果和守军宋希濂的部队，因分不清敌我，自己人打了起来。王副官走过海军总部门口，看到岗亭里面有一人穿着棉大衣，长得极像唐长官(生智) ，王副官跑了过去，说明是特务营副官，然后照拂唐生智逃出南京，护送唐到了汉口。事后唐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就升王正才为上校参议，并给二十万大洋和一栋房屋，以酬其救命之恩。
南京保卫战之白白牺牲许多精锐部队，全由于唐生智之个人求表现，他曾誓言与首都共存亡，结果是弃城而逃。在淞沪弃守后，以当局作战指导，决以空间换取时间，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以敌我战力比较，当时态势，南京实无坚守之理，但迫于唐生智之大言不惭，才有此失策，不仅白白牺牲众多精锐，还使数十万百姓惨遭屠杀，对长期抗战战力之损失，更不待言。
返回贵州
我离开南京后，过江到浦口，经安徽、河南到湖北汉口、湖南长沙，把部队交给宪兵司令部。
我离家十余载，一直未曾返乡探望。南京围城前，曾将妻小送回贵州，但不知他们究竟是否平安抵达，心中甚为悬念，所以告假回到家乡安顺。初抵家门，久未见面的母亲都不认得我了，竟然喊我为副官。
不久我到贵阳见主席吴鼎昌(达铨) ，他是南开中学校董，带了不少南开的教师、学生来贵州工作，像财政厅长周诒春、秘书长郑道儒等。吴主席到贵州后，地方建设渐有起色。过去贵州非常封闭，自民国二十四年京滇公路开辟，贯穿贵州，交通才较便利。吴达铨来后，创办了贵州企业公司、火柴厂、肥皂厂、电厂等，同时对交通、教育、医疗各种设备，都颇有贡献。
我也见了建设厅长何辑五，他希望我留在贵州服务，于是我开始在军管区工作。
一二个月后，我又兼了很多事情:特务大队长、骑兵大队长、防空司令部科长、省会防护团团长、公务员军训大队大队长等，同时主席也命我成立骑射会，在贵阳办跑马场，一时之间非常忙碌。
当时第五军准备到缅甸，正驻在安顺，二百师师长戴安澜要我当师附，负责办干训班。戴师长后来战死于缅甸。
我在贵州待了三年。民国二十九年，陆军大学招考，我也未曾注意。待招考期已过，参谋长杨文涟才向吴达铨保荐，电请委员长特准我参加投考特别班第六期，幸考取，于民国三十年底正式入学。
在重庆陆大两年，其间曾偶遇王正才，谈及唐生智逃出南京的情形。
民国三十二年，我从陆大毕业，被分发到九十四军，军长为牟廷芳。同学中有许多西北高级将领，都希望我到西北去发展骑兵长才。而另一军校一期同学马师恭，系杜聿明至交，毕业后发表为战车员兵整补处处长，杜聿明要我担任副处长，而此员兵整补处设在我的家乡——贵州安顺，于是我回到安顺工作。
马师恭为军校一期毕业生，在黄埔只受训四五个月，就参加了北伐，长年征战，常感训练不足之苦。在陆大时，我经常帮助他。到了员兵整补处，我也替他拟计划与训练，因此工作十分忙碌。
缴械九十三军
民国三十三年冬，日军打到独山，重庆方面震惊，委员长派何敬公到贵阳坐镇，第四方面军张发奎也撤到安顺来。时年关已近，有一天刘汉珍突然乘车到安顺，于半夜三四点叫门，说前方紧张，何敬公派他充任黔东南战地收容司令，收容前线溃散下来的部队及散兵游勇，司令部设于龙里，要我担任副司令。我先与马师恭商量，再由马打电话到昆明请示总司令杜聿明，杜同意借调三个月。因此我与刘汉珍到了贵阳。
刘是老大哥，性格随和，成立司令部之事全权交我负责。我带了军需处、参谋人员及一个宪兵队，到龙里成立司令部。
龙里的情形混乱极了，满山遍野都是散兵游勇。其中大多数为九十三军兵士。九十三军军长为陈牧农，原在广西全州抵抗日军，后来擅自撤退，当场为张发奎所枪毙，全军顿时群龙无首，三个师(新八师、第十师、二十大师)都溃散下来，沿途劫掠;加上第四分校因主任韩汉英撤离，也撤到龙里，还有难民及广西湖南撤守的机关人员，造成地方满目疮痍。老百姓家中猪鸡牛羊全部被杀光，农民所卖物品也被抢走，情况混乱不堪。散兵天天来向县长要粮，县长范子文无法可施。
我到后即出布告。对劫掠者就地枪决;另一方面成立干训团，负责收容散兵游勇。布告次日，就抓到一名当街抢劫者，我下令枪毙。哪知这是一个四分校学生，他们闻讯集合一二千人，要来兴师问罪，但得宪兵队长的保护，幸而无事。
因情势过于混乱，我决定亲自探访九十三军各部，不料其各级部队长都离去，只找到军务处长胡大章。胡陪我巡查各师，其主要主官都已远走高飞，只留下幕僚人员。他们向县长要求二十万斤粮，县长范子文无法办到，前来向我求救。
我打电话向陆军总司令何敬公报告此一危急情况，正巧第四分校总队长邢定陶在何敬公处。邢定陶是我士官同期同学，正代理第四分校主任，何先生命他马上赶来龙里。我另外谈及九十三军的混乱情形，何先生命我将他们缴械，我说:“报告总司令，九十三军有三个师，散居在各乡。而我那只有一个宪兵队，才一二百人，怎么缴械呢？”何先生派了石觉十三军的一个师(师长王光汉)给我指挥，要我尽快缴九十三军的械。
缴械九十三军是我一生值得回忆的事。此事若稍有差错，后果不堪设想;而若能顺利完成，对于日后西南地区重庆设防的安定大有正面作用，所以事前须经精密设计。我伤脑筋想了一天，在地图上反复研究。因九十三军三师约三万余人，非集中缴械不可，不然会闻讯反叛。我发现:龙里到贵阳间，必经七里冲，此处两端形成一冲要山谷，若能将九十三军集中在冲里，两边山头预先埋伏，则可顺利缴械。
我利用九十三军向县政府要粮一事，找来军务处长胡大章，说他们要开拔到安顺，所需二十万斤粮办不到，但可以先筹五六万斤，余下的可打电话给贵阳，沿途再准备，条件是三个师集中一起走。我告诉他们蒋委员长(实际上是何敬公)在贵阳，去安顺必经贵阳，需维持军风纪。胡大章当下答应我所说的条件，并说好军粮沿途分批交付，于是联络好隔一天一早集中出发。
此时我把计划告知负责缴械的部队长，在七里冲东面入口各架设电话，两侧高地架设好机枪及埋伏好兵力，俟九十三军部队先头到达七里冲出口时，告知因委员长在贵阳，为维持军风纪，请等候后面部队到齐后再出发，一面告知东面入口处联络人，一俟后续部队到齐进入七里冲时，即速转告，再下令命其缴械。
不料次日胡处长突来见我，说新八师恐沿途食宿困难，坚决要分开走，如此我的原定计划泡汤了。我很不高兴，责备胡大章说话不算数。他辩称三个师人数大多，沿途宿营，采购不便，所以只能两个师先走。我也不能强迫他，除了骂他之外别无他法。
事情突变，筹思良久，一时机智终于想出了办法，即召胡大章对他说:“因此地散兵游勇太多，原定贵部出发后，要派宪兵队清查各地散兵游勇，现新八师留下，恐清查时发生误会，故在贵部出发时，请留下来的新八师要集中在师范学校广场，等到清查完后再解散。”胡大章同意了。
于是我另外派人埋伏在师校广场，并装设了电话。
第三日拂晓，九十三军两师先行。到七里冲出口时，向他们说:“委员长在贵阳，奉命，请等后续部队到齐后再一起走。”当后续部队也进入七里冲，两边电话联络，即向七里冲及师范学校两地宣告，要他们缴械，在四面火力威胁下，顺利解决。
缴械后，我向何敬公报告，他命我将九十三军交由陈武带到遵义整编。陈武为军校一期生，曾在刘汉珍部当营长，现在台湾。
九十三军官兵被缴械后，向军事委员会控告。该军部在缴械时，还将他们沿途捡来的财物献出。七里冲的缴械工作进行了三四天，事后查看，许多马匹都被宰杀在冲内。
其后第四分校也撤走，地方秩序才恢复。战地收容工作也告结束，我亦奉准返回在安顺的战车员兵整补处。
更换美式装备及光复桂林
我到湖南靖县后，两位副军长及美军顾问团团长来接我。九十四军有三个师:第五师、四十三师、一二一师，顾问团与我商讨如何改换美式装备。
气候炎热，换装工作不太顺利。美式装备由印度空运来华时，由于分散装箱，轻机枪、重机枪、火箭炮、火焰放射器无一不拆散分装。分装则不免零乱，配件错乱。部队都不愿接受，也不缴回旧械。美军顾问团不高兴，认为部队不合作;而部队也认为美式装备没有原来装备好，实际上是未曾用过而有误解。有的部队不肯换械，有的换了械却不缴回旧械，顾问团发觉后，提出严重抗议，威胁不再供给。可见其间周折不少。
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底，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下令，限我们于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攻占桂林，只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而且又逢换械波折。我接令后，致力于搜集情报，知道靖县经湖南到广西一带都是高山，摆夷族散居四处，而沿途高山山顶上，日军都有工事。
我的作战计划深得美军顾问团及军长同意。首先说明自己在士官学校受过训，了解日军的战斗意志及作战精神。其次指出靖县到桂林沿途地势高峻，且设有防御工事，若依正常攻击作战，一个月内要攻下桂林不易;又因日军顽抗精神，势必迟延，故应以越点进攻方式;以少数部队牵制这些工事，另派一团突入桂林北部长蛇岭，以主力直接向桂林突进。
我们以一部攻打南石岭，费时良久，最后以火箭炮摧毁，也证明了我原先越点进攻的设想不错。后来麦克阿瑟在太平洋上越岛进攻，和我的计划不谋而合。
美械装备初受官兵肯定:在反攻桂林作战计划定案后，以一二一师三六三团团长饶启尧率两营轻装向桂林北方长蛇岭挺进，坚守以待军主力之进出，右翼第五师李则芬率部沿湘桂旧道向桂林进攻，主力四十三师一二一师及军直属各部经湘桂高山地带直取桂林;途经南石岭敌凭山头工事顽抗，当饬四十三师一二七团团长黎振良(在台曾任副军长)率部攻击，军主力仍续挺进，后悉一二七团以新装之火箭炮始将敌工事摧毁，在前进中沿途各山头，敌利用山洞狙击，火箭炮无法穿射，我临时想到，嘱各部用稻草及辣椒放置洞口附近，再以火焰喷器向洞内喷射，洞内敌始向外奔出而解决。当三六三团按计划占领桂林北部长蛇岭后，敌派兵围攻，战况激烈，饶团长急电请支援粮弹，当即与美军顾问团商量，决定请以空投支援。决定后即电饶团在山头空地铺设白布十字形以便空投识别，美军即派机空投弹药及美式山地口粮，此系我国军事史上首次空投补给，结果因山头面积有限，有部分补给竟投落敌方，幸饶团将士用命坚守至军主力光复桂林。事后检讨，官兵当初抗拒改换美械装备，实为情绪反应，以后转而肯定，不仅三零步枪、轻重机枪十分精良(以后在华北姚村战役中连续发射从无故障) ，新配之火焰放射器、冲锋枪、火箭筒、卡宾枪等新式武器，在近战中更发挥了莫大的威力，否则在肉搏时，我官兵将牺牲更大。
我们依限于七月三十日光复桂林。桂林城和独山一样，已不见房舍。城内名胜七星岩内有几百具尸体，都长了蛆，听说是美军轰炸时，老百姓躲在其中闷死，真是凄惨。重庆中央日报详细登载了此次打下桂林的经过。不久，蒋委员长派了邓文仪前来慰劳。因为这次作战计划成功，美国政府特颁赠给我自由勋章一座。不久日军投降，委员长特派本军空运上海、天津受降。
另有一段小插曲。换械之后，赚下的武器运回贵阳，堆满仓库，闻牟廷芳的太太私下卖与别人。到杨森当主席，想要拨点装备给保安团，牟太太不肯，事情才爆发出来，陈辞修为此要办牟廷芳。牟逃到南京王文彦公馆，躲了几个月，后来找我帮忙。那时我在国防部服务。我送他到了汉口，再到广州、香港。局势转变之后，牟廷芳死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