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

由此，阻挡住胡塞尔的是面对偶然之物时的那种理智恐惧（horror intellectualis）。他如资产阶级早期时代那样不能忍受偶然性，最终，在他这里，那一时期的理论冲动再一次爆发了，它被吸收进每一反思当中。所有的资产阶级哲学——所有的第一哲学——都在徒劳地与偶然性作斗争。因为它们都试图使一种自身内实在地对抗着的整体实现和解。哲学意识将这种对抗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这种意识不能自在地扬弃这种对抗，因此它就试图自为地移走这种对抗：通过将存在还原为意识。对于这种意识来说，和解意味着一切都是自相等同的，但这也是和解的矛盾。但是，对于统治来说，偶然性依然是一种不祥预兆。统治总是秘密的，它最终公开坦白的是：它是极权主义的。所有与之不相类似的东西，即最难以等同化的东西，都被它归于偶然。人们不能支配一种偶然的东西。偶然性无论出现在哪里，它都揭穿了精神能够实现全然掌控的谎言，揭穿了精神与材料相同一的谎言。这种同一性是残缺的、抽象的自在形态，由此出发，主体自在地霸占了所有可以通约的东西。主体越是无所顾忌地坚持这种同一性，它就越是纯粹地努力建立起它的统治，也就越是在非同一性的阴影下生长。偶然性的威胁正是因对其充满敌意的纯粹先天而加剧了，而这种先天本应是克服偶然性的。试图与存在者相同一的纯粹精神，为了同一性幻象，为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无差别，就必须愈益彻底地退回到自身，愈益删除更多的东西，即一切事实之物。“现在很明显，在这个确切的意义上，任何一门从某些事实中推导出逻辑原则的理论都是逻辑悖谬的。”^[61]“第一哲学”是一种真理剩余论，它的基础是遗留下来的无可置疑的确定之物，它将不服从于它的偶然之物视为补充，但它又必须排除这种偶然之物，为的是不会威胁到自己的纯粹性要求。并且，这种要求越是被严格地解释为先天的，它就越是不能与这种先天性要求相适应，就越是被推入了偶然领域当中。因此，精神的全然掌控也总是包含着自己向偶然之物的屈服。尽管如此，如下这些说法都是骗局：“偶然性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存在者就其概念性规定而言是不可还原的。只有当理性与统治要求相结合，并且理性不能容忍它没有俘获的东西时，偶然性才会起作用。在偶然性的不可消解性中，同一性哲学的错误方式明白地表现了出来：世界不能被设想为意识的产物。只有在妄想关联（Verblendungszusammenhang）中，偶然性才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思维努力摆脱这种关联，那么偶然之物就会保持沉默并消亡。但是，当资产阶级社会（站在黑格尔的高度来看，它是一种自生产、自再生的体系）的统一性崩溃时，胡塞尔就不得不徒劳地去克服偶然性。他认为，在“科学的论证关联”（这些关联组成了他整个哲学的模型）中没有“偶然”，有的只是“理性与秩序，即支配性的规律”^[62]。除了在这里，他从未在别处将既定的具体科学方法应用于整体。他相信，他能够彻底改造怀疑论，因为它否认“本质地构成理论统一这个概念”^[63]的诸规律，否认理论、真理、对象、性质等术语的“恒定的意义”^[64]。这种怀疑论在逻辑上被扬弃了，因为按照它的内容，它是质疑规律的，而“一门没有规律的理论不具有任何‘理性的’（恒定的）意义”^[65]。但是，如下这点并非确定无疑的：绝不能被预先定义为数学流形的东西是内在地稳固的，而且满足了纯粹无矛盾性的形式。只有从论证结构的数学性的理想出发，取决于这种理想的哲学才会排除偶然性。然而，这种哲学必须首先确定，它是否会因此倒退为前批判的理性主义。胡塞尔不再考虑这一点。在他这里，现实之物的观念已完全不占据统治地位，它们已被冲淡为纯粹形式。这些观念不再进入现实之物当中，在它们自身中也不再反映现实之物。据此，人本身，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是与观念相对立的、偶然的，并且被从“第一哲学”的伊甸园中，即人自己的理性王国中驱赶出去了。如果说，在新近哲学的历史中，作为怀疑者的偶然性将观念拽入自己的漩涡之中，那么现在，胡塞尔就是严格按照如下格言来处理的：如果事实不服从于观念，那么对于事实来说情况就会更加糟糕。事实被解释成哲学不能处理的，并且是不可容忍的。一种讽刺性暮光笼罩在新近人类学哲学的“具体概念”上：引入“质料的”转向的那些理论，凭借其真理观念的形式主义，远胜舍勒所极力反对的康德式形式主义。后来的描述所趋向的，但在胡塞尔这里已经指向的那些质料的本质体，恰恰不能成为它们所要求成为的那种存在者，因而，它们对于所有现象学的具体化来说是模糊不清的。胡塞尔将唯心主义对事实之物的偶然性的需要重新解释为观念之纯粹性的美德。观念是作为被精神抛弃的生命的“残渣”（caput mortuum）遗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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