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肿瘤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1957年城市报告的恶性肿瘤死亡率为36.9/10万，占总死亡的5.17%，1963年相应为46.12/10万，占总死亡的8.59%，1973—1975年为111.49/10万，占总死亡的19.49%，2004—2005年肿瘤死亡率为135.88/10万，占总死亡的22.22%。农村1973—1975年肿瘤死亡率为125.65/10万，占总死亡的17.5%，城乡不同类型地区肿瘤死亡可以发现：城市高于农村16.74%，东部城市高于中部城市24.94%，东部农村高于西部农村43.7%。中国经济差别也是东部＞中部＞西部。与肿瘤的死亡分布关系密切。肿瘤的构成，城市前5名顺序为肺、肝、胃、食管和结直肠，农村顺序为肝、肺、胃、食管和结直肠。城市肺癌死亡率尤为突出，可能与城市大气污染增加和吸烟率高有关。新加坡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肿瘤跃升为死因首位，“城市化起重要作用”（IARC报告）。杨功焕2000年报告男性肺癌死亡率为女性的2～3倍。南方男女吸烟率差距大于北方高达3～10倍，北方女性吸烟率较高，特别被动吸烟更为严重（冬天窗户密闭），男性仅为女性的1.5倍。再从地区类型分析，2004—2005年东部农村顺序为肺、肝、胃、食管和结直肠癌，西部农村为肝、胃、肺、食管和结直肠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肝癌死亡率显著上升。男女比为2.5倍，可能与中国人肝炎病毒感染、食物中黄曲霉毒素污染及酗酒有关。肝癌死亡率城乡差别不大，但与肺癌相反，东部高于中部、中部又高于西部，比例分别为2.3∶1.4∶1，死亡率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可能与食品污染和沿海温湿度利于霉菌生长有关。肠癌与肝癌相反，经济水平愈高，摄入的高脂高蛋白食品愈多，死亡率也增高。我国东部沿海（江浙粵）比西北高，大城市比小城市、城市比农村均高发，特别近年经济水平增长，肠癌顺位从第7位上升到第5位。其死亡率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胃癌和食管癌俗称“穷”癌，人们因穷而饥不择食。因经济条件差，很少使用冰箱保存食物。在20世纪后期，胃癌和食管癌分别列入我国癌症谱的第1和第2位。2004—2005年，城乡胃、食管癌发病率退到第3至第4位。日本原为胃癌最高发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营养改善，冰箱普及率高，筛检服务周到，使胃癌下降迅速，不再成为胃癌大国。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林州，由于饮食、防霉、营养干预等综合措施，食管癌正稳步下降。20世纪70年代，美国H. T. Lych研究肠癌与年经济收入的危险性为对数关系、受教育年限与肿瘤死亡有很大关系，因为受教育年限多少影响健康行为，如饮食、吸烟等。杨功焕报道中国城市和农村肿瘤死亡率除胃和食管癌外，其余主要肿瘤都是城市高于农村。如宫颈癌在中国农村高发，特别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偏僻农村或缺水的山区。它与性生活过早、多个性伴、多孕、多育和性混乱、卫生条件差关系密切。山西阳域、江西靖安等地区宫颈癌死亡率达36/10万，远高于世界（8/10万）和全国水平10倍。HPV（人乳头瘤病毒）是宫颈癌的必要因素，普及防癌知识，通过开展性健康教育、普查普治、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实践证明，能有效地控制宫颈癌。可以说无知是宫颈癌存在的祸首。人类目前已知肝炎病毒与肝癌、幽门螺杆菌与胃癌、人类乳头病毒与宫颈癌等多种癌症有关。美国专家埃瓦尔德预测到2050年，95%的癌症被证明是由感染引起，通过更多疫苗的运用、抗生素的合理使用及提高卫生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希望实现对这些癌症的预防。

健康服务中，肿瘤的筛检关系重大，合理的筛检政策可减少健康不公平，特别对乳腺癌、宫颈癌。受教育年限也影响了筛检率，而关键是政府的社保、医保政策，免费或低费用的体检早期发现癌症，及早治疗将有效的降低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存活时间，如中国农民近2年没有接受体检的人占83.99%，国家干部、医生和教师没有接受体检的人分别为17.6%、23.7%和31.6%，说明尚有差距。逐步消除健康服务中的城乡差别，职业差别，教育差别等，在中国应当有较好的条件。因为发达国家白领和蓝领工作人员享受社保的差别已有100多年历史（从德国1883年通过社会保障法算起），目前难以消除。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被称为“上游”因素，健康服务是“下游”因素。

生活和职业环境污染都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空气中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工业毒物、电离辐射都会增加癌症的危险。提倡低碳经济、构建环境友好型城镇，应成为创造幸福生活的目标，而制定劳动保障立法和措施，减少职业毒害和职业病，更应当是政府职责。工业化国家职业暴露约占癌症4%（包括理化生物混合暴露）。R. Doll和Peto报道美国癌症死亡中因空气污染占1%～5%，职业暴露占2%～8%，自然辐射如日光有3%，可作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