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日本转变对华区域合作态度的动因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随着中日关系的转圜与重回正轨，中日两国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问题上同频共振。不仅如此，两国共同致力于推动东亚及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有序发展，重点旨在谋求中日韩FTA、RCEP等地区经济合作协定的早日达成，同时，两国积极扩大经济合作面，推动达成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战略性协议，为未来深层次、宽视阈的广泛经济合作创造了基础性条件。

但究竟为何日本会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华丽转身”？为何会在反保护主义、反单边主义等重大议题上与中国同频共振？又为何如此积极地扩大对华经济合作力度，使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在“政冷经凉”和“政热经热”两者间急速转换？为了解答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多个维度探求各种影响因素。

第一，政治引领成为推动中日双边经济深度合作的主要动因和积极推手。

在战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史中，离开政治谈经济是困难的、曲折的，而离开经济谈政治是苍白的、无力的。坦言之，战后中日关系中的政治与经济始终是互动的、交织的，良好的政治关系有助于经济关系的拓展与延伸，而良好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稳固政治关系的基础和发展。在中日关系跌入复交后的最低点时，中国也没有放弃发展对日关系的意志与决心。也是得益于中国持续、积极的外交努力与资源投入，才使日本重新审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诱导日本回到对华思维的正确轨道，并最终实现中日关系的战略性转圜。

观察表2-2不难发现，进入2017年之后，中日两国间的政治活动，尤其是高层政治互动愈发频繁，会谈的话题随之变得多元、深入，会谈的气氛亦逐步趋向缓和、转暖，对内、对外均释放出积极、良好的政治信号。值得一提的是，两国最高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犹如定海神针，为双边政治气氛的缓和及经济合作的止跌回升构建起中流砥柱般的基石。受其影响，中日两国中断多年的多个对话机制得以重启，涉及高政治板块的安全领域对话与合作也获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应该说，在中日关系陷入复交后的最低谷和艰难期，政治对话及引领性互动产生了极为积极的示范性效果，也为双边经济合作的复苏与战略性的突破奠定了必要的基础性前提条件。

表2-2 中日领导人政治互动及相关活动（2017—2018年）

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各种媒体信息整理制作。

第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单边主义的高企令日本大失所望，从两个不同维度增加了日本对其未来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与焦虑。

其一，美国在对日问题上凸显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强烈色彩。实际上，安倍政府之前一直在等待特朗普政府回归TPP大家庭，但特朗普政府过去的执政经历与各种表态业已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不可能回归TPP，且日美间的经贸合作唯有开辟FTA新道路，才能实现深层次、广覆盖的战略性合作。对此，前者对于日本而言还是可以理解的现实，而后者却是日本难以接受却不得不坦然面对的苦果。

2018年9月末安倍访美。表面上，安倍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特朗普政府、与美方谋合作、促发展，但实质上他的目的却是谈条件、讲妥协，希望特朗普政府能避免对日进口产品尤其是汽车及其零部件征收高额的附加关税，作为妥协、抑或是交换条件，安倍政府接受了特朗普政府的强硬要求，表示愿意启动日美FTA谈判[安倍政府为了掩人耳目，躲避国内指责与反对声音，使用TAG（Trade Agreement on goods，货物贸易协定）来表述日美间实质性的FTA]。尽管安倍访美暂时缓和了日美间围绕贸易问题的政治争端，但并未平息日美经贸问题的主要矛盾，更未能完全说服特朗普政府放弃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路线方针。换言之，日美经贸问题的尖锐矛盾依然存在，且如同蠢蠢欲动的活火山一般，随时有剧烈喷发的可能。而且，令日本大失所望的是，强势的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因其盟友的特殊身份，而在对日问题上网开一面，相反，美方的态度更为强硬、更为坚决，且表现出势如破竹、势在必夺的高压态势。对此，日本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其二，中美贸易战的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了日本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担忧。作为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受害方，日方期待中美贸易战能获得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抑或是至少中美之间能达成一个短时间且具有延伸性的妥协方案，以遏制贸易战的恶性发展趋势。2018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在坦诚、友好的气氛中，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同意，在互惠互利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① 对于“习特会”的顺利举行，日本国内总体评价较为积极，但受美国保护主义日益高涨的影响，日本国内的主流意见更担忧特朗普政府“靠不住”，进而影响中美在贸易问题上达成长期的、具有建设性的广泛共识。

第三，日本欲借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落实自身的多个战略部署。

其一，将区域经济合作打造为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重要平台，间接影响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日本对华关系的政策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促使其在区域经济合作政策上采取积极、主动的对华合作方针，尽可能与中国实现一定程度的成功合作。当然，日本的对华区域经济合作也存有其特殊目的，即希冀借助RCEP、中日韩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构建“高标准、高质量”的制度要求，促动中国放宽对包括日资在内的外国资本的准入门槛及市场待遇，加速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法制实施力度与深度，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改革进程。

其二，打造符合日本国家利益发展的战略性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应该说，对于资源贫乏、市场有限的经济大国日本而言，对外开放、推动与其他伙伴间的经济合作是其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日本也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对外经济合作惯性发展的进程之中，终止对外合作尤其是经济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以此为背景，日本提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经济合作战略设计思想，即在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前提下，着力推进包括TPP、日欧EPA、RCEP、中日韩FTA等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为此，日本制定了具体的经济合作指标，如到2018年末与FTA伙伴的贸易总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必须超过70%等。① 尽管日本已很难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70%的既定目标，但这仍清晰地折射出其大力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建设的决心和信心，也清楚地描绘出未来日本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走势和方向。

其三，为未来参与对美及全球竞争创造重要的博弈筹码。美国因素仍是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外部变量。之前安倍政府受到美国的强大压力，力排众议，才使日本搭上了TPP的末班车，并最终推动TPP谈判的顺利结束。但特朗普的上台及美国宣布退出TPP，无疑是对安倍政府的当头一棒，迫使其不得不改变对美合作战略方针及对TPP的原有战略设想。值得关注的是，退出TPP后美国提出与日本进行双边性的FTA谈判，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日本在农产品、汽车等领域作出更大让步；面对美国的攻势，“日本想把TPP作为今后在日美双边FTA谈判时的筹码，制衡美国，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① 不仅如此，日本更希望跳出TPP的既有格局，扩大对美政治经济博弈的筹码，因此，RCEP、中日韩FTA等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就迅速进入安倍政府的战略视阈，并成为其竭力推动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

①《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日第1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12/03/nw.D110000renmrb_20181203_1-01.htm。

① 2013年6月14日，安倍政府制定了《日本再兴战略》，其中提到截至2018年需将日本的FTA覆盖率（已经生效的FTA贸易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提高至70%。具体内容参见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kettei.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