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因素是影响中日区域合作的主要外部变量

就目前来看，美国因素仍是影响中日经济合作乃至政治关系走势的主要外部变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外政策就一直缺乏独立自主性，“影子政府”的外在形象始终伴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展开。安倍政府上台以降，“对美一边倒”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战略方针，这又进一步挤压了其在对外战略布局中合理考量中日关系的政治空间。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国的对外政策、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等，意图否定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此，日本国内多数学者深表忧虑，担心日本被迫因中美之间爆发“新冷战”而必须“选边站”，导致最终中日经济合作中断或中日政治关系绝缘等。尽管日方部分学者的解读难免有危言耸听的嫌疑，但其中也暴露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投机心理及其对未来中美日大三角关系发展前景的担忧。

果不其然，2018年12月1日，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警方在温哥华逮捕了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孟晚舟事件”就成为中美经贸战过程中的一个新方向标，即由惩罚性关税阶段升格为禁止采购及进口相关产品阶段。受其影响，日本立刻做出了应景性反应，毫无条件地尾随美国，将华为踢出了政府采购清单序列。12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会议，“决定事实上将中国通信设备巨头华为技术和中兴通讯（ZTE）的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① 显然，日本此举表明其极度担忧中国在网络安全及国家安全上对它造成的潜在性威胁，同时也表明日本在对外政策及对华政策上将毫无妥协地服从美国外交战略及对华战略的意志与部署。

由是观之，美国因素是制约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外部关键变量。受美国因素的制约，中日关系仍存在三种不同层级的可能性风险：

①浅层次风险。美国要求日本控制对华合作尤其是对华经济合作的进度与范围，并迫使日本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实施自我约束、自我限制，致使中日关系的回暖速度始终停留于低速、缓慢的推进状态；

②中层次风险。美国要求日本保持与中国的政治距离，部分敏感问题上必须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如对华高新技术出口、南海制约政策、军事高压对抗政策等，致使中日关系重回“政冷经热”或“政冷经凉”的非正常状态；

③深层次风险。美国对华启动全方位的遏制战略，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模式的战略博弈。届时，美国要求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并逼迫日本彻底断绝一切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及经济往来等，构建“美日共同遏华”的战略对峙局面，中日关系也将随之彻底走向全面对峙的僵局。

得益于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的政治引领，中日关系终于在2018年走出了1972年复交后的历史低迷期，成功实现转圜并重归正轨。不仅如此，2018年中日双方在区域板块尤其是区域经济板块的战略性合作亮点频出，成为巩固、发展中日关系的新压舱石和稳定器。

由此，2018年对于中日关系而言，是转折之年、发展之年、合作之年。但因日本对外政策缺乏独立性、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展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对日政策及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等各种因素的干扰，未来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难度仍然较大，需要双方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才能继续确保中日关系始终行驶于正轨之上。

① 朴英爱、金香兰：《美国退出TPP对日本 FTA战略的影响及其走势分析》, 《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4期，第38页。

① 共同社12月10日电：《详讯：日本政府将华为与中兴产品排除出采购清单》，共同网，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2/68a647fc48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