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明治文化的特質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致力汲取西洋文化。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日本既已捲入世界潮流，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是必須首先從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入手的，而學習西洋文明正是增強國家實力的一條便捷途徑。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和鼓吹，目的既在於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以建立近代的社會；同時也在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使與政府配合，達到富國強兵的地步。至於西方立憲制度的移植，與其說是為了國內的民主化，則毋寧說是為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加強，要來得更為恰當。
換言之，近代日本文化是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最大特徵，是以政治力量為主導，實行從上而下的改革。通觀明治時期（1868—1912），文化問題與國家權力的關連是十分密切的，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文明開化”政策，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同為指導一切改革的總方針，實際上是從屬於後兩者的，因為文化政策的着眼點是國家，而不是國民個性的成長。而在西洋文化之中，最受到注意的，當然是能夠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產業技術和軍事科學。這與幕末時代佐久間象山（1811—1864）所說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意即東方以道德、精神為優，西方則擅長科學、技術），本質上並無二致。
1873年（明治六年）創立“明六社”的一班洋學人士，是當時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根據“天賦人權論”，把西洋文化作“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希望藉以養成自發的、奮鬥的國民。照他們所說，眾人都由上天平等地賦予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主張人類平等，同時也肯定人的慾望是自然之物；不過，天賦人權的保護，則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加藤弘之（1836—1916）的《真政大意》（1870）更認為，個人的“不羈自立之情”是秩序形成的根據，但不成為秩序形成的能力主體，國家才是依從“自然之道理”從天降立的。明顯可見，所謂天賦人權，實際上介入了“天賦國權”，成為“國賦人權”。
總之，明六社的思想家雖然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立場，對封建思想大加撻伐，但由於他們在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大體上是配合着政府的文化政策，為確立強有力的集權政治而努力的。他們置國權於人權之上，在原理上並不認為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只承認政府在現階段中對人民“勸導”的重要性；至於強調國民的自主奮鬥，最終亦僅視之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資源而已。
此外，還需一提，天賦人權論固然是從西方而來，但在日本的傳統思想中是有其淵源的，例如幕末時代對人欲的肯定，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以至富國強兵論等等都是，加藤弘之實際上也具有濃厚的儒家的安民思想。啟蒙思想家並非批判地把傳統思想的一些因素繼承下來，但把這些因素與西洋思想接枝則是事實。
明治初年政壇上的領導者，雖有改革的意願，卻不希望進行徹底的變革，對於超越改良程度的變革思想是加以排拒的。這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權運動，後來何以一轉而為針對統治機構的力量，並且受到彈壓而沉寂下去。一度被人捨棄的儒家思想，竟再次成為御用的學問，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至於近代日本所輸入的西洋文化，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隨着國內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變遷，是有所選擇的。從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接觸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因此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與美國的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率先輸入，進化思想與自由思想一同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根基。法國系統的理論也傳到日本，人權思想和社會契約思想對民權運動有莫大的影響。德國系統的思想學問，則是明治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根據，並藉以彈壓民權思想的發展。在明治後半期，更成為支配性的力量。
表1 明治初期介紹西方思想的人物
作為“近代文化”來說，明治文化是有不透徹之處的。它既與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自發形成的形態不同，帶有濃厚的外來色彩；也由於從上而下進行的結果，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等等的差距，沒有全面性的均衡發展；還有，不少前近代的因素，如極端的家父長制家族構造、派閥意識、權威主權等，依然盤踞於日本近代社會，有時甚至成為近代化的阻力。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著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76）在一次題為“現代日本之開化”的演講中，指出明治日本的文化是外發的，並沒有像西洋文化一樣，自然地從內部孕育出來。他更認為，不斷接受先進文化的結果，使日本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不自然之感，日本人大抵也不能適應，而有神經衰弱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夏目漱石是深切體會到明治文化的不協調，從而流露出一種不安感的。
還可留意的是，西洋文化的攝取，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而與西洋文化相拮抗的民族主義，也必然隨着出現。明治二十（1877）年代抬頭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以及明治三十（1897）年代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雖各有不同的性格，而都代表這樣的思想。況且明治的民族主義，由於沿着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路線，結果並沒有走向形成國民文化的方面去，而是朝着國家主義發展，甚至後來出現了極端的國家至上主義。
總的來說，近代日本的文化更新是很特異的，若純粹視為一個西化的過程，則所見未免太淺。混雜性、多元性的文化構造，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在處理繁複的近代社會的事務上更見靈巧，但也增添了不少內在的矛盾和混亂。最為明顯的，莫如國家規模有德國之風，社會風氣及經濟結構則富英美色彩；皇室典範模仿英國，“大日本帝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則以德國式的君主憲法為藍本；還有德國化的陸軍，英國式的海軍等等，而表現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便是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兩種思潮的對峙。明治文化的種種破綻，在踏入大正時期（1912—1926）以後，便漸次顯露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