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复杂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大起大落，波澜壮阔，同时也云谲波诡，风起云涌！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让中国乃至中山大学的青年革命家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仿佛中国革命已经胜券在握。而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山大学来自国民党、共产党，来自欧洲和国内的学生之间也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上苏联的党内斗争，让本来已经复杂的中山大学更加复杂，内部斗争，无情打击，拉帮结派，不同意见之间相互攻击，尤其是后来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以后，王明以他的投机和钻营，取得米夫的信任，中山大学的书声琅琅被无休无止的会议和争论所掩盖，这些为信仰而生的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有的人已经倒背如流，烂熟于心，所以在中山大学的一些场合，常常听到这些年轻人口若悬河的辩论。不知不觉，教条主义的风气已经影响了这些青年学子的思想和进步。

沈泽民以他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中山大学工作和学习中，始终在风口浪尖上，他对党组织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执行；他对党组织的要求有想法，从来都是光明磊落地提出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刻苦钻研，悉心领会，熟悉到可以倒背如流的程度。所以沈泽民在中山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又和张闻天、王稼祥、郭肇唐四个人经过严格考试，考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攻读。沈泽民考入哲学系。中山大学的同学戏称他们是“四大教授”。其实，那时沈泽民、张闻天他们都还不到30岁呢。所以在中山大学，沈泽民被王明所看重，除了沈泽民自己的才华以外，主要是王明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虽然沈泽民和王明有某些共同语言，但是沈泽民与王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人品素质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沈泽民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他参加共产党，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一种态度，一种人生使命，一种人生追求。所以沈泽民虽然也犯教条主义错误，但是与王明是根本不同性质的错误，王明一方面是有政治野心，另一方面又玩弄权术、不择手段打击跟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又不择手段向上爬，在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家里甚至挂起了王明的像。可见王明的不同之处。

从现有史料看，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是在1925年12月成立中共旅莫支部就开始了，这就是说，中共旅莫支部是在中山大学刚刚开办不久就建立的。据孙冶方回忆，支部由三个人组成。支部书记是从法国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任卓宣，俞秀松是支委。本来根据陈独秀的指令，张琴秋应该是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之一，但是一些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张琴秋参加学校领导工作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张琴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后，怀孕日愈明显，影响她的活动？当然这是猜想。毛齐华回忆中，只是说张琴秋是支部局的翻译，没有说到是支部局的领导。当时支部的工作非常繁琐，而且有些莫名其妙，所以孙冶方一针见血地指出，旅莫支部有两个重要的错误，“第一是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的理论学习。……旅莫支部另一个错误倾向是，家长制作风和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不谈思想政治问题，不谈大事，而只注意生活琐事，并提倡党员之间互相打‘小报告’。‘小报告’的内容就是相互揭发。”所以，这个支部的做法引起中山大学学生的强烈不满，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学生之间的斗争开始拉开序幕。后来，校长拉狄克作了三四个小时的报告，严厉批评了任卓宣领导的旅莫支部，并宣布解散这个支部。旅莫支部解散以后，学校新成立了负责中共党员的领导机构——总支部，联共派来谢德尼可夫任总支部书记。后来总支部改为支部局。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支部局担任副书记的傅钟根据学校学生混乱的思想和看法，专门搜集一些问题和意见，送到联共中央，请斯大林来中山大学作报告，解答大家的疑问。

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专门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他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统一战线等十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同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重要成员、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的一些观点进行指名道姓的批判。斯大林从上午9点一直讲到下午2点。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和女学生沈春联轮流替斯大林的演讲作翻译。斯大林公开批判拉狄克以后，拉狄克的校长职务被解除，由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校长职务。而阿古尔和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谢德尼可夫在学校的一些工作上各执己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着严重分歧，但两人各有一批支持者，一些学生分别卷入教务派、支部派之争。当时沈泽民属于支部派。在斯大林演讲结束不久，即1927年6月底，在学校的学期总结会上，教务派、支部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会议连续开了七天七夜。据说当时教务派曾有人提议开除李卓然、傅钟、张闻天、沈泽民的党籍，但表决时没有通过。

就在中山大学教务派、支部派双方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王明陪同米夫从中国回到中山大学了。于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米夫和王明都意识到这是控制中山大学的极好机会，深谙权术的王明向米夫献计：拉拢第三方作为自己的势力，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夺取中山大学的领导权。米夫依计而行，果然达到目的。米夫当上了中山大学的校长，成为苏联政坛上的一颗新星。王明也因此得宠于米夫，飞黄腾达。

1927年9月，沈泽民在中山大学毕业了，沈泽民和张闻天、王稼祥留校。张琴秋还继续在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的暑假，一些同学在孙冶方的房间宿舍里聚餐，一帮年轻人叽叽喳喳地热闹着，恰巧有个同学从孙的宿舍窗外经过，忽然听到宿舍里叽叽喳喳的南方人口音，后来他对人说，一些人在房间里很热闹，像开“江浙同乡会”。过了一段时间，传到支部局的人那里，那些人就认为有一个“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在搞非法活动。当时王明正好在中山大学，于是他抓住机会，认定有“江浙同乡会”这个非法组织存在。在王明的一手策划下，受这个子虚乌有的“江浙同乡会”的牵连，有12名中国学生被开除党籍、团籍，有4人被捕，一批学生被株连。但是，沈泽民、张琴秋是真正的江浙人，因为他们不在校内住，没有参加聚餐，所以没有受到牵连。但是，作为被王明“信任”的人，现在没有材料证明沈泽民和张琴秋与王明一起策划炮制这起冤案。相反，作为典型的江浙人的沈泽民和张琴秋对王明炮制的这起冤案是抱有怀疑态度的。当时，沈泽民、张琴秋、张闻天等曾向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谈过自己的想法，不相信有“江浙同乡会”这样的反革命组织存在。据说，当时还是共青团员的蒋经国也牵连在此案中，并受到迫害。在蒋经国生病时，沈泽民夫妇并不歧视这位浙江同乡，专门让张琴秋“一如既往”地去看望蒋经国这位同乡同学。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王明、潘问友、沈泽民、李培之、孟庆树、朱自纯、秦曼云、杜作祥、瞿景白等作为“指定参加及旁听代表”参加大会秘书处工作。张琴秋在大会后期也去承担一些文字翻译工作。虽然所谓的“江浙同乡会”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王明依然在中共“六大”上就此事作大会发言。后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团成立，对此事作了调查，联共中央监委作出决议，批评米夫、向忠发不慎重，不应把事情扩大化；批评这次斗争带有无原则性。

当时中共“六大”的召开，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据说连当时在中山大学的佼佼者张闻天都“毫无所知”。所以当时中山大学的学生中，有的人去“六大”帮助工作也被视为突然失去联系，不知道去哪里了，亲人都非常焦急，可又无人知道具体情况。中山大学学生柳溥庆和周砥是经过张琴秋、袁溥之介绍，由相知相爱到1928年春天结婚的，后来柳溥庆突然“失踪”了，新婚的妻子周砥非常焦急，担心丈夫出什么意外，或者出什么政治问题，周砥日夜担心，盼丈夫归来，望眼欲穿！后来还是张琴秋悄悄地告诉她，让她放心，周砥心里的石头才放下。周砥后来回忆说：“1928年春新婚不久，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新郎柳溥庆突然‘失踪’了！……我心急如焚，耐心地等了几个星期仍不见他的身影。我想，溥庆性格沉稳内向，办事作风严谨、稳妥，对人诚恳、实在，从不开玩笑做荒唐事，绝不会在结婚没几天就作弄我。会不会出车祸？会不会政治上出了麻烦事？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天，我正坐在中大校门口等溥庆时被张琴秋（沈泽民的爱人）同志看到了，她怕我着急，悄悄对我说：‘溥庆有事去了，会回来的，你别着急，也不用去打听。’尽管我还不明白溥庆的去向，但我相信琴秋说的，溥庆没有离开苏联，也没有发生意外，原来日夜悬在心中的一块重重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后来“六大”结束柳溥庆回到中山大学周砥身边，也没有告诉妻子去做什么了。直到“六大”精神的传达，才知道他是“六大”指定代表。张琴秋的贴心，周砥到晚年还记忆犹新。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与柳溥庆、周砥夫妇在莫斯科是交往非常密切的朋友，周砥留下来和张琴秋、沈泽民他们在莫斯科的合影照片，已经成为珍贵的史料。也是目前见到的沈泽民与张琴秋在莫斯科的少数照片。

1928年张琴秋（中）、沈泽民（右一）、柳溥庆（左一）在莫斯科合影

1928年冬，张琴秋（左六）、沈泽民（左八）与同学在一起

1928年9月，张琴秋在中山大学毕业后，留校当翻译。她和李伯钊、沈春联同在一个教研室。她们的任务是配合教学计划，把俄语教师的讲义翻译成中文，打印以后发给学生。当时，张琴秋还常常走上讲台，担任教师的口语翻译。1928年7月，茅盾写完《追求》以后，秘密赴日本，爱人孔德沚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9月沈泽民考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所以，他们与茅盾夫妇通信联系，主要是通过在法国留学的陈学昭转寄。陈学昭回忆说：“我在巴黎的一段时间为长者茅盾同志的夫人德沚姐给琴秋姐和泽民同志做转信的使者。”有一次，沈泽民在繁忙的学习工作中，偶然读到茅盾刚刚发表的《幻灭》，心情十分激动，他从小说中知道了茅盾这几年的行踪和心路历程，非常感慨，马上写一封信给茅盾，讲述自己读过《幻灭》的真实感受。这封信后来发表在1929年3月3日的《文学周报》上，成为研究茅盾小说《幻灭》的重要参考资料。

1929年，中山大学依然不是一个太平年。虽然沈泽民离开中山大学，张琴秋也不是一个学生了，但是当时中山大学的是是非非，依然如影相随似地萦绕在沈泽民夫妇身边。这一年的春天开始，围绕政治问题（主要是‘富农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问题’）和学校工作问题（主要是‘中大’的教育方针要不要‘中国化’，进而检讨‘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是否正确，拥护支部局的一派和反对支部局的一派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愈来愈尖锐、激烈），到6月，这场争论和斗争终于在中山大学的总结工作大会上总爆发了。支部局在报告中拒不检查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反而宣称自己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从而激起反对支部局的学生的强烈不满，在会上两派激烈争吵，甚至发生肢体拉扯，差一点发生“武斗”。双方唇枪舌战到第十天，就是否对支部局报告再进行讨论，付诸表决，结果，四五百名党、团员中，举手同意停止大会讨论的亦即拥护支部局的只有20多人，而投反对票的压倒多数。因而后来被传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含有对拥护支部局的人的轻侮之意。其实，当时王明没有参加十天的大会，沈泽民也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张琴秋、沈泽民平时拥护支部局的工作，也被讥讽为二十八个半之一。

在莫斯科的岁月里，无论是沈泽民还是张琴秋，都是怀着寻找革命真理，怀着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追求，怀着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夜以继日地工作，积极参加中山大学的斗争，自觉拥护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的，但是在生吞活剥地学习理论的同时，使沈泽民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埋下了教条主义的祸根；张琴秋在刻苦学习中，也或多或少受到当时中山大学王明等人的教条主义的影响。

1930年10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安排下，沈泽民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史称的“十月来信”，绕道法国回到上海。途中，漫长的旅途，让回国心切的沈泽民做梦都在参加革命斗争，在梦中高呼“红军万岁”！幸亏身边没有托派分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张琴秋将虚岁五岁的女儿玛娅送到莫斯科南郊瓦斯基诺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学前班以后，与另外一位女同志从中国东北入境，秘密回到上海。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岁月，让26岁的张琴秋成熟了许多，在中山大学，张琴秋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到了革命的本领，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年轻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