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城市社区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一）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分析[33]
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国家制度以及政策密切相关。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制度结构解释框架可以追溯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吉登斯认为结构化是一个双向过程，他不相信有关社会行动、互动和组织的抽象法则，他的结构化理论不是一系列命题，而是一种动态的敏感化概念。他认为，行动者利用结构并且在利用结构的特质时改变或再生产结构。因而，结构化的过程就需要对结构的性质、利用结构的行动者以及相互嵌套并生产出多种模式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概念化。吉登斯认为，结构可以概括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景中”利用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正是通过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时间与空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吉登斯认为，规则是行动者在各种环境下理解和使用的“可归纳的程序”，并认为规则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论或技术。如同结构的其他关键特质一样，资源是行动者用来处理事务的工具。当行动者互动时，他们利用资源；当他们利用资源的时候，他们就操作权力以建构别人的行动。因此，结构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中规则和资源被用来形成互动，在互动中使这些规则和资源得到了再生产或者转化。
当用这种结构化理论解释制度定义时，吉登斯认为制度是社会中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互动系统，他认为只有当规则和资源被再生产，同时历经长时间并且在明确空间点时，才能说制度存在于社会之中。吉登斯在制度的概念化当中，力图在多个意义上避免机械化。首先，在经验情景中的互动系统是一个制度性过程的混合体。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符号的秩序并不可以轻易分离。其次，制度与行动者使用并再生产的规则和资源相互联系。制度并不外在于个体，而是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通过应用不同的规则和资源形成。最后，所有规则和资源最基本的维度如意义、统治和合法性等都包含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因此，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与政府的制度以及政策的制定密切相关。
从我国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层面来分析，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实践突出表现在社区服务方面。笔者曾指出，我国社区服务的福利供给来源和供给机制都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较低；社区的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社区福利供给主体大多表现为政府行为；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程度也比较低，虽然目前一些沿海城市已经提高了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但是我国社区服务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社区服务模式的供给视角更注重宏观政策的实施，缺少福利供给的微观层面，即专门针对养老的具体社会服务方式的提供。因此，鉴于我国老龄化严重现象，迫切需要有针对性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
然而，我国一方面缺少微观层面的老年社会服务方式的供给，另一方面，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过程中又面临着诸多困境。
（二）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与社会工作服务供给[34]
1.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
（1）需求评估的基本概况
S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评估的总目标是了解社会工作服务实施地居家养老老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状况。北京市S社区曾被评为“首都文明社区”，其特色服务项目有志愿者服务、为老服务绿色通道、食品安全监督等，其中为老服务是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体现，而且该社区老年人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次评估通过选取该社区50多位老年人进行需求评估问卷调查，对其精神慰藉需求进行量化，转化为具体指标，并将各个指标转化为可以操作的问题及选项。本次调查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S社区老年人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收入来源、职业分布、健康状况等；第二部分是老年人对精神慰藉服务的需求调查，首先从整体上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满意度进行调查，然后将精神慰藉需求操作化为家庭支持需求、社区支持需求以及其他需求三大类。
（2）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情况
①个人精神状况
从表1-4可以看出，S社区的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且日常生活中的积极情绪体验比较多，该社区的大部分老年人对生活都抱有积极的态度。表1-5的数据表明，受访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比较高，仅有3.85%的老人对生活不太满意。
表1-4 受访老年人的情绪体验
续表
表1-5 受访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②家庭支持需求状况
在老年人期望子女经常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意愿方面，本研究把答案分为两个种类，把回答“非常希望”和“希望”的归为“意愿强烈”，把回答“无所谓”“不太希望”“十分不希望”的归为“意愿不强烈”。从表1-6可以看出，有41位老人（占78.85%）对子女来看望自己的意愿不是很强烈，通过询问原因，大部分老人考虑到子女工作忙，怕耽误他们的时间，并非不希望子女来看望自己。
表1-6 受访老年人期望子女陪伴的意愿
在与子女沟通的问题上，有33位老人（占63.46%）认为没有困难，认为存在问题的老人主要是在沟通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上。老年人普遍表示，在困难方面的需求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帮助、对社区服务的要求之外，应当加以重视的是如何与子女更好地沟通、更多地陪伴和共同参与活动。
③社区支持需求状况
在老年人最喜欢或最希望参与的活动方面，由表1-7可以看出，大部分老年人希望参与读书、看报、看电视、种花、养宠物等自娱自乐的活动，其次是社区组织的休闲娱乐活动和朋友间的小范围内活动。对于没有参与活动的老年人，通过询问得知主要是身体上不适的原因导致其无法参与。
表1-7 受访老年人最喜欢或最希望参与的活动
由表1-8可知，大部分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心情比以前更加愉快，这表明，社区活动对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1-8 受访老年人参与活动前后的情绪变化
④其他需求情况
这部分问题主要针对有意愿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老年人，从回收的问卷数据来看，表示非常愿意和愿意的老年人共31人（占发放问卷总数的59.62%），其中13人（占发放问卷总数的25%）选择便民服务，10人（占发放问卷总数的19.23%）选择帮困助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社区受访老人更高层次的需求，该部分老年人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需求。
（3）需求评估数据分析与结论
对于城市居家养老老年人来说，特别是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群体，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已经得到充分的保障，他们的晚年生活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会更高，这种精神慰藉可以来自家人、朋友，也可以来自社区、政府等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对S社区52位老年人进行问卷调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S社区居家养老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的整体状况。[35]
首先，通过对受访老人个人基本情况数据的分析可知，该社区老年人整体生活状况处于比较好的状态，拥有充裕的物质资源。身体状况欠佳、收入较低的老年人只是很少的部分，且S社区在为老服务方面的建设相对比较完善。但是，在整体状况良好的同时，要注重个别化的服务，特别是针对高龄老人、丧偶老人、不能自理老人、经济收入相对低的老人，建立老人个人信息档案库，为其提供更加深入、长期的服务活动便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从整体来看，该社区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较高，这也就意味着老年人对自己晚年生活质量会有更高的需求，具体表现为老年人对于精神慰藉的需求更加迫切。[36]
其次，从老年人的家庭支持需求状况来看，在居家养老的模式下，老年人对子女不能长期陪伴在自己身边表示理解，也不强求子女经常来看自己。绝大多数老年人认为子女对自己的关心足够，家庭关系也比较融洽。但是，从内心深处来讲，老年人仍然希望能和子女有较多沟通，特别是在出现沟通和生活习惯差异的问题上获得帮助，以享受天伦之乐。[37]
再次，从社区支持需求来看，在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中，邻里朋友、社区工作人员和其他社会服务人员是其日常交往的主要范围，其需求也同样在上述交往主体中得到体现。社区活动是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渠道，老年人在社会工作服务活动前后的情绪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多参与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积极的生活感受。就社区活动来讲，老年人希望参加的是休闲娱乐活动，同时也更加注重自身兴趣方面的活动，而不一定非要参与社区集体活动。有些老年人因性格独立，更愿意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还有部分老年人因身体不便，参加社区活动有困难，因此，在具体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活动中，应针对每位老年人不同的性格特征、身体状况等来提供不同的专业服务。[38]
最后，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属于老年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部分老年人在自身身体状况、经济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愿意提供一些志愿服务活动。例如便民服务、帮困助弱等，S社区的“志愿者服务”常常吸纳有志愿意愿的老年人，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由老年人帮助老年人会更有同理心、更有预见性、更有经验性，但是专业性的缺乏也会产生一定的不足。这就需要为老年人志愿者队伍提供一些专业支持，使专业性与经验性相结合，更好地为居家养老老人提供服务，与此同时，也能满足提供志愿服务的老年人的精神需求。[39]
2.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供给[40]
根据上述需求评估分析结果，针对服务对象设定了如下目标：第一，提升居家养老老人精神慰藉服务的质量，满足老人归属与爱、尊重、认知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第二，改善老人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增强家庭作为老人社会支持的力量；第三，增强社区成员间的互动，扩展老人的社会支持系统；第四，整合各项服务资源，提升服务实施地居家养老各项服务的衔接性与系统性。根据上述目标，设计了如下服务计划：个案服务、小组服务、社区服务，其中以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为专业辅助技巧。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构成家庭这个系统的基本元素。构成家庭的每个成员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共同隶属于家庭，家庭成员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从家庭系统出发，以家庭情景作为动力，最终达到使每一位家庭成员成长的目的。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着重提高个人的自尊、改善沟通及帮助人活得更“人性化”，而不只求消除“症状”，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个人达致“身心整合，内外一致”。很多家庭成员缺乏基本的相处技巧，包括如何聆听、如何尊重别人的私人空间、说话时如何跟对方有恰当的目光接触、如何简短明晰地表达自己而不是采用责备他人的方式、如何进行换位思考等。社会工作者首先要让老人及家庭成员感受到被理解、被尊重；其次要让他们分享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相互提供支持；最后才是体验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老年个案社会工作主要围绕老人及其家庭成员，以提高老年人的能力和促进老年人的发展为目标，积极提供和寻求资源，采用一对一的服务方式解决老人的生活和心理问题，调整老人及其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个案服务主要采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任务中心模式、人本治疗模式以及家庭治疗模式等。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明确老人的需求并制订具体方案。这一环节的主要任务是社会工作者与老人共同确定合适的目标，结合社会工作者与老人的实际能力，确定具体可行的服务计划，最后详细实施个案服务计划。老年小组工作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生理、社会适应等方面的问题，利用不同目标模式的小组方案通过小组成员间的互助和凝聚力对个体进行辅导与治疗，增进老年小组成员的相互支持，改善其态度、人际关系和应对实际生活环境的能力，满足老年人工具性和情感性的需求。根据既定目标，为社区老人设计了“正能量”小组、“智慧号”小组、“老来乐”小组活动。这三个小组活动分属支持性小组和康乐小组，采用的小组模式各有不同。老年社区工作的开展需要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以社区为载体，以社区内老年人及其他社区成员为对象，运用各种专业工作方法，改善老人与社区的关系，提高老年人的自助、互助能力，促进老年人的社区参与，通过老年人的集体参与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在S社区开展的活动分别采用地区发展模式和社区照顾模式。
通过上述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提供，S社区的老年人在精神健康方面有所改善，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社区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区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三）目前我国老年社会工作发展的困境[41]
我国老年社会服务体系发展的实践重点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出以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策略。目前我国社区需要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重要。但是就当下状况而言，我国一方面缺少服务方式的供给，另一方面在服务内容专业化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制度和政策层面，国家尚未建立完善的老年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制度，使得老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匮乏、服务内容不具有针对性、缺乏专业服务技巧。另外，在老年社会工作领域国家没有相关的资金扶持政策，导致老年社会服务仅局限于开展游戏和文体娱乐活动，并没有从深层次满足老年人的根本服务需求。
第二，社区认同层面，当下老年社会工作尤其是城市老年社会工作开展的成效好坏直接受制于社区认同与否。社区作为最贴近民众的一级准行政机构，在我国熟人社会文化的影响下，如果社区居委会和负责人对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不认同，其工作就难以开展，不论该社区老年人是否有社会服务的需求。然而即便是社区居委会持认同和支持的态度，也会因其承担行政事务较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老年社会服务的推进效果。
第三，地域与覆盖范围层面，当下我国老年社会服务的覆盖范围有限，只有处于一定地域和社会领域的少数老年人才能享受得到。我国西南部欠发达地区的老年人包括城市中老旧社区中的老年人都难以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尚不平衡，东、西部物质生活水平差距比较大，农村与城市差距比较大，即便是同一地区也有很大差别，在此情况下，如何有效运用老年社会工作服务于不同社会群体的老年人便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老年人养老观念层面，当下很多老年人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对老年社会工作的认识不足，对社工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表现出不情愿或勉强的情绪，认为接受机构养老是晚景凄凉的表现，只有家庭养老才是幸福的晚年生活。这种养老观念上的偏见也是老年社会服务难以顺利推进的原因之一。
与上述老年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具体问题相对应，社区治理中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运行机制也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构成。一是政府政策。社区居家养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基本依赖于政府层面的制度与政策，政府政策的实施关系到老年社会工作的开展与发展。二是社区权力结构。街道办与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对于老年社会工作的支持程度决定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能否顺利实施。三是老年人对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接纳程度。这三方面构成了我国老年社会服务工作内在运行机制的条件。
从意识形态福利视角来看，制度健全和政策引导对于我国当下的老年社会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形成直接受国家性质与结构影响。国家权力的组织方式和国家科层化的程度作为国家结构的重要方面，其所表现出的差异性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程度不同，同时也意味着各级政府政策的不同结果。具体的机构和人为推动决定了社会政策，而社会政策对于政治共识、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就老年社会工作而言，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效果关系到社会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
其次，不同阶层需求和水平的老年人享受不同的服务体系。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出于种种实际的目的，身份的分层总是会伴之以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典型方式的垄断——对观念、实物和机会的垄断”，[42]“生活方式对于身份荣誉具有关键作用，意味着身份群体是所有惯例的特定载体。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生活的所有格式化要么起源于身份群体，要么至少也得到了它们的保护。即使身份惯例的原则大相径庭，它们也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特征，尤其是在最有特权的阶层当中”。[43]因此，从资源配置上看，国家的养老制度与政策是否能够使广大老年人群体都享受到平等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政策与社会地位获得方面看，是否能够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方面，使得老年人群体处于相同的社会位置当中，避免那种由于身份的分层所伴随的对观念、实物和机会的垄断，即对于优良养老服务体系的垄断，这非常重要。
（四）建立我国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体系[44]
产生于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下的老年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如何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从而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老年社会工作，这涉及老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问题。而本土化首先与一国的意识形态相关联，笔者认为本土化最基本的内涵就是本土化的社会结构与本土化的文化结构，这两个方面体现了一国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前文谈到，意识形态福利视角下的我国老年社会工作首先以平等、关爱、合作、助人为特征，在此基础上关注的是老年人的需求，体现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政策上的供给性质与保证老年人的公民权利和利益。由此，我们要建设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体系就一定要在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基础上，以保证老年人应享受的公民权利与利益为宗旨，积极探索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1.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制度建构
“中国社会工作有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与目标。从中国社会工作建立的那一天起，中国社会工作的本质与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以人民的要求为宗旨，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参与社会治理，而不是仅仅为少数阶层服务；同时，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以其中国特色的价值观与伦理观，使用独特的专业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提供职业化和人性化的服务，力求解决生活中的贫困群体与广大社会基层群体的困难与问题；整合以人为本和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提高社会凝聚力。而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建构正是在上述意识形态视角下，以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为本质目标，为广大老年人群体进行专业服务。在此情形下如何进行老年社会工作的制度建构便成为首要问题。”
制度建构，顾名思义应该是政府从自己所承担的养老社会责任出发，以维护中国广大老年人的利益为己任，运用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以计划和市场为手段，在中国养老模式的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社会资源配置，规范养老服务体系与标准，建立符合中国特点的养老服务机制。从2000年国务院办公室发布的《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意见》到2013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十多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了“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国家层面上，政府积极推进老年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构，例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提出，“探索建立在养老服务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机制、推动养老机构开发社工岗位”，这是发展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的重要契机。然而面对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养老服务供给不足、养老服务制度缺失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因此，建立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制度迫在眉睫，这也是我国意识形态福利视角的必然要求。
2.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引导
随着现代社会工作专业化的不断深入，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已经逐渐扩大至社会大众，其中需求最为迫切的便是老年群体。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我国老年群体的社会认同度和价值认同度都比较低，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表现出的制度、政策、媒体宣传等关注度不高。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老年人视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弱势群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影响，养老责任一直由家庭承担而不是社会与政府，无形中又加剧了这种社会认同度。在此情况下，我国相关的养老政策缺失、养老政策缺乏连续性等。而对于老年人群体，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能否真正用“优势视角”的理论去认识老年群体、去解决老年问题。在“优势视角”理论下，老年人不再是自身生理机能衰退带来抚养、照料问题的困难群体，反而是作为“人”和社会资源优势而成为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部分。因此，政府应该从老年人是“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部分”出发进行政策制定与引导，积极制定一系列社会福利和养老政策，健全法制，以立法的形式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政府对于政策的制定要考虑一系列问题，如政策接受者的感受、政策预期、政策效果，而不仅仅关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国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的政策制定应该围绕社会全体老年人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求。基于这一视角，依据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背景积极进行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相关政策的制定，以此为导向推动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考虑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老年人对于养老政策的接受度、对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接受度、对于社区居家养老的认可度、对于原有家庭养老观念的改变程度等。由此中国的养老服务体系应该如何建立、相关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如何导向便显得非常重要。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体系要求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关注政策实施结构、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政策执行的组织特征以及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背景与环境，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政策预期和政策效果，这应该是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政策引导的根本要求。
3.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的行动主体
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构成了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行动主体，借鉴社会发展理论。社区实施的社会发展，与“三社联动”密切相关。“三社联动”机制包括社工与社会组织、社工与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三个系统之间的互动。这种多方合作的工作模式不仅可以减轻社区和社工机构人员紧缺的状况，增加接受服务的人数，同时也为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詹姆斯·米奇利在《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一书中系统阐述了社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认为：“人们只要能够在其地方社区内一起和谐工作，就能最好地促进社会发展，这一观点构成了所谓社会发展方面社群性途径（communitarian approach）的基础。这一战略的倡导者认为，人与社区有着天然的协同工作能力，以保证其需求的满足，解决其问题，创造各种进步的机会。为了实现这种目标，他们需要相互合作达成共识。这样他们就能加强对地方资源和地方事务的控制，也能更好地为促进地方层次上的社会发展获得外部资源”。[45]米奇利的社会发展理论在论述社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强调了社区及社区以外的力量协同发展的作用。[46]目前我国政府推进的“三社联动”机制恰恰体现了对米奇利这一观点的运用。在这一理论观点的作用下，“三社联动”将会为老年社会工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以老年社会工作中常常运用的社区照顾模式为例，在社会工作中，社区照顾包含行动照顾、物质支持、心理支持、整体关怀等内容。社工动员社区资源，运用非正规支持网络，联合正规服务提供志愿服务与设施，帮助有照顾需求的人士在家中或社区中得到照顾。社区照顾模式不仅仅是为有需求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还能达到如下目标。第一，协助服务对象正常地融入社区；第二，强调社区责任；第三，强调非正规照顾的作用；第四，提倡建立相互关怀的社区环境。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社区照顾实施策略要成功进入社区，单靠社区及家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为了不使这些照顾者被消耗殆尽，还需充足的志愿性社区服务和社会组织的辅助才能使社区照顾持续下去。这些社区服务包括日间护理中心、日间医院、老年人社区服务中心、关怀慰问等。因此，争取各方力量参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活动与发展是中国社区发展乃至社会发展的关键。
综上所述，我国养老服务的政策引导对于我国老年社会工作的形成、结构、性质等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如何从资源配置、政策影响、制度建构、价值观念等方面发展我国老年社会工作服务、建立合理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便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