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同样是饭的气味的，是海宁路的一家帆布厂飘出来的味道。也有白色的热乎乎的蒸汽。因为饭与饭单的关系，使我感觉，饭与帆布，也似乎有了联系。后来我发现，所有发“Fan”的音，都会与“饭”有关。“犯”错误，到家里便会被大人骂“夜饭不许吃”；看一本连环画正扎劲的辰光，被喊着要吃饭了，会觉得“烦”；姓“范”的人，大多胃口好，比如后来有个叫“范志毅”的男人，踢足球的，饭量肯定是大的；那时还有一个叫“范文同”的，是越南总理，一个在广播里听熟的名字，听上去不知为什么，会与一个不大好的词儿联想起来——“饭桶”。儿时诸如此类的联想，没什么褒贬之意，都是一些孩童式的胡思乱想，与孩童有限的经历与视野有关，激发最初的语感。

那时候我开始认字。我对汉字的形象化理解，几乎都类似于这样的“饭”“饭单”“帆布”“饭桶”“犯错误”“烦”的种种联想。比如“瓜”，发音的时候，嘴型是一个咧嘴啃西瓜的样子，似乎还有口水和汁水从嘴边淌下来；“哭”的音调和发音的表情，已经是一副哭相了；“笑”字，你盯着看，就像是个笑嘻嘻的面孔；“友谊”的“谊”，总归和黏乎乎粘在一起，腻滋疙瘩，比如“鲜血凝成的友谊”，感觉就像鼻屎一样可以搓成嘀溜滚圆的；“骨干”，便与骨头相关，干巴巴地撑着，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老师封为班级“骨干”，我便开始消瘦下去，像骨干了；我的脸上泛着一些白色的斑痕，我无端会将这个“斑”与“班级”联系起来，因为班级里的男孩大多脸上会有斑痕。

也喜欢啃指甲，经常叫肚子疼，说我们的肚子里有蛔虫，我是承认的，我到现在都觉得，蛔虫都是生长在1960年代的男孩肚子里的，今天可能已经绝种，所以现在的男孩便没了“宝塔糖”可吃。吃“宝塔糖”可以解馋，但比较麻烦的是，过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大便，蛔虫是从便中排出的。这使我们在大便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忐忑。早春的时候，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还要滴一种黄绿色的药水，从鼻子里滴进去，从鼻腔流到喉咙口，是水果的味道，那是预防脑膜炎的。“点滴”的词儿便是这样来的，三点水、四点水，一滴一滴，形状便是笔画里的“点”，水滴落下来的时候，形成流线形，是在空中减小阻力的形状，“点点滴滴”的词儿便很具象，到处在滴滴答答。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有句台词：“点点滴滴在心头”，我便会联想到滴鼻头的黄绿色药水和水果香味。

有一天，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读书，用了“啃书本”的字眼，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啃”？老师答，“啃”，就是用牙齿慢慢地咬，然后吃下肚子，对读书，就要这样，把书本知识一点一点咬下来，吃进去。语文老师的这一番话，影响我的一生。我从此看书的时候，都要吃东西，在那时，我会弄只生山芋啃，弄只冷馒头啃，后来啃压缩饼干，啃大饼，啃冷的羌饼，到现在，只要与读书有关，或者要看大部头的书，我还保留着这边读边啃东西的习惯，啃苹果，啃生梨，啃生胡萝卜。只有这样，书才能读进去。

这是我和城市以及它的细部生活的生死攸关的初恋。我的脑子里充满印象。

北站有一座高楼，14层，上海铁路局，一个轴对称的建筑，是横向的，结实得犹如搭积木时用了大量的方块相叠。那上面开着许多神秘的窗户，夜晚，里面透出日光灯白皙的亮光。大人在工作。很安静的，和外面的嘈杂分割开来。这是我对“上班”的最初印象，要上这个楼，在一个班头上，停下来，做一些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从容地在外面打量着这大楼。在那时，我要堂而皇之地进入这样的大楼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期盼着战争爆发。我可以端着冲锋枪，一路突进去。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登上最高处，占领上海铁路局。“突破”与“占领”的词儿，便开始在我心底里形成某种最初的男人欲念。那便是要站在一个顶点。我当然从来没有想过，我占领铁路局后要干什么。我只是觉得，我出生于此，竟从未上过这个高楼，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跟着几个同学，冒充“红卫兵”，混进了这幢大楼，一口气登上顶楼，就为了从一个高处看看城市。

我趴在窗口往下看的时候，感觉是一片宁静；我的下身有一阵刺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