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流行到大恐慌：一样的恐慌，一样的挤兑

危机是从看见到看不见，再到看见的过程

一场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一场是严重的流行病灾难；一场是内生的，一场是外在的；一场发生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一场目前还在全球铺天盖地地蔓延。回顾这两场性质完全不同的危机，如果让我们总结一下它们的共同之处，就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危机是从看得见到看不见，再到看得见的过程。以近在眼前的病毒大流行为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流行病方面的专家警告过病毒大流行的可能，他们预见到了危机，一直试图引起世人重视，甚至在这方面已经有所筹谋，但当疫情暴发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病毒大流行真的到来了。100多年前的大恐慌也是如此。在危机爆发的几年前，银行业的专家已经意识到了严峻的现实和可怕的后果，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曾经在脑海中做过灾难的推演。但当危机被引爆的时候，人们以为那不过是铜行业市场的萎缩导致的铜行业公司股票的暴跌，是一场正常的市场调整。当他们看见的时候，危机已经有了结果：一周之内，两家股票经纪公司破产，一家小的储蓄银行因挤兑而关门，至少3家国民银行因为坏账导致资不抵债而需要救助。

之所以两场性质不同的危机有着类似的逻辑，一个原因在于坏账和病毒的传播有着相似之处：你看不见它们，只能看见它们所导致的结果。当你看到结果，危机就已经近在眼前了。这时，人们会有一种“醒过来”、恍然大悟同时又手足无措的感觉。我们可以将1907年的大恐慌和今天的病毒大流行做一个简单的类比：“病毒”的名字叫坏账，“零号病人”是海因策三兄弟， [2]症状是操纵铜业公司股票而破产。“1号病人”是海因策的亲密接触者——海因策任行长的一家国民银行，其症状是接受了铜业公司股票做抵押贷款因而资不抵债。之后一周之内出现问题的银行，全部是与海因策有密切接触的，至少包括3家国家银行需要救助，2家股票经纪公司直接破产。之后，恐慌开始在纽约市全面爆发并在一周之内从银行业扩散到信托业，从纽约蔓延到其他城市。就像谁也无法想象小小的新冠病毒会把全世界拖入一场巨大的灾难一样，1907年时，谁也不会想到，几个过于激进的投资人对一只股票的投机失败会给纽约金融业带来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在最恐慌的时候几乎导致金融机构完全瘫痪。

虽然出现病征的金融机构都出现在海因策系的投资组合里，但并不是所有的密切接触者的病毒检测都会呈现阳性。当时，海因策系一共投资了6家国民银行、12家纽约当地银行、五六家商业银行及4家保险公司。躲过此劫的金融机构，究竟凭借的是运气还是自身的免疫力，也是看不见但又相当值得研究的部分。

危机是从看得见到看不见，再到看得见的过程。第一次看见得太早，第二次看见得太晚，这正是危机的可怕之处、危害之处。但是既然看到了，也可以说不算晚，因为最终时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挤兑：不同的危机，相同的症状

不管是坏账还是未知的病毒，只要是不确定的坏消息都会引发恐慌，恐慌会传染而且很难预防和控制。危机与恐慌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恐慌助长危机，危机的破坏性又催生更多的恐慌。在大恐慌和大流行病期间，具有传染性的恐慌导致了一个类似的现象：挤兑。病毒破坏的是人的健康，造成的是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坏账破坏的是金融系统的健康，造成的是对金融机构的挤兑。挤兑的后果也非常相似，医疗机构缺乏医疗资源和金融机构缺乏流动性，都是资源无法承受冲击的表现。因此，两者虽然是不同的危机、不同的配方，却有同样的结果。

100多年前美国的银行体系，一旦被“病毒”击中，危机非常容易扩散。当时的银行体系分为几个层级：农村小银行吸收当地存款，并为当地活动提供资金，多余的存款则放入中等城市银行的账户，这些银行最后再将存款放进整个国家的金融中心的银行，而纽约就是最大的金融中心。如果一切运行良好，那么这样一个等级分明的银行体系就能以最优方式利用存款，并根据需求合理分配贷款。但是这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一旦某个局部出现问题，整个体系就会被迅速传染并瘫痪。这也为人们讨论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结构的优劣提供了一个金融方面的案例。在繁荣时期，也许中心化的结构比去中心化的结构优点更多，但在危机时刻，中心化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

金融业和医疗行业一样，都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所以来自这两个行业的危机，其爆发和演化有着相近之处。但其不同之处也极其明显，比如针对病症可以制订治疗方案，为了降低传染风险全社会可以主动选择停摆一段时间。这些都是病毒大流行与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

救市与救命：急剧压缩的时间轴

危机是时间轴被快速压缩的过程，行动的时间窗口变得异常短暂并且飘忽不定。无论是救市还是救命，都是与时间赛跑。赢得时间，才能赢得行动的空间。因为迟疑而浪费时间，只会加剧危机。

危机是反时间的。危机越猛烈，时间轴就被压缩得越厉害，需要调度大量资源的救市行动就将愈发困难。比如，虽然100多年前人们的时间表不像今天这样密集，但是那时危机的时间表和今天几乎是一样的。从危机出现在纽约人信托门口到纽约人信托关门，不过24小时的时间，这其中真正可以施以援手的时间不过一个夜晚。这样突然而且逼仄的时间窗口，在100多年前专业人士无法来判断它是否值得救助，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无法做出充分的判断。因为在这100多年前后，人们在思考并做出判断上需要的时间并没有显著的改变。比如贯穿本书的核心人物之一本杰明·斯特朗（Benjamin Strong），从凌晨2点接到摩根的电话要求他去审计美洲信托公司（Trust Company of America）的账务，到下午1点他和团队完成任务，只有11个小时的时间。美洲信托是当时纽约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今天，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庞大，业务形态越来越复杂，判断一家有一定体量的金融机构是否值得救助，仍然需要一些时间。不同的是，1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做出判断之后的行动力上，有了显著的提高，这得益于今天的科技水平。

在时间轴被压缩的时空里，人的精力和斗志也会被压缩到极限：深更半夜的电话，不眠不休的讨论，意想不到的紧急情况，一个接一个。危机决定了时间表，100多年前和100多年后，依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