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先行研究概述

日语授受动词因其语义用法的复杂性，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就研究成果数量而言，日方成果遥遥领先。

本节分三个方面对先行研究进行概述。第一，日语授受动词句语义相关研究；第二，日语授受动词句的汉语翻译研究；第三，日语授受动词与汉语“给”的对比研究。

1.2.1　日语授受动词句语义相关研究

与日语授受动词句语义相关的研究较多关注日语授受动词句的恩惠性、说话者视点、句式结构和意义等问题（山田，2004；佟利功，2010；丁伟，2011；杨玲，2008）。

如先行研究分析“クレル”系列语义特征，主要以“恩惠性”为中心，分析其“待遇表现”和语法结构、句式、时态特征。铃木丹士郎（1972）认为，“テクレル”除表示恩惠外，也可用来表示给予不利（有害）。森田良行（1995）指出，“クレル”通常接意志动词，表现“他利”或“自利”，但“利”并不一定表示“利益”，有时也可表示“不利益”，甚或有与听者毫无关系的情况，即可表示“利益·不利益·恩恵·迷惑”等语义，随具体内容在正面与负面意义间转换。此外，他还指出，“クレル”存在祈使用法及征询对方许可的用法。由井（1996）将“クレル”分为“独立动词用法”“表恩惠行为补助动词用法”“表恩惠事态补助动词用法”“表行为影响补助动词用法”四种类型。其中“行为影响”类型中包含“讽刺”用法和难以判断损益的情况。山田（2004）将“非恩惠型テクレル”分为“远心性非恩惠型”和“求心性非恩惠型”。同时，认为“求心性非恩惠型”又包含“非恩惠明示型”“非恩惠暗示型”“受影响表示型”三类。

由此可见，先行研究承认“クレル”恩惠用法外存在非恩惠用法，提及“非利益”“受害”“讽刺”“请求”用法。但是各个学者在分类标准和命名上比较混乱，以“恩惠性”“方向性”为焦点，较少关注各语义间的关联性，且大多是对例句用法的分析考察，未探讨用法成立的原因。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认知的视点解读日语授受动词句的多义现象。李淼（2019）从构式语法角度研究日语授受句的语义扩展问题。杨柳（2020）主要探讨了日语授受句式“主观性”的认知性多重构造、各授受实义动词句的语义结构、句式扩张中体现的认知过程、二重授受句式成立的认知性条件、从认知相对论看汉日授受动词对比等问题。

综上，在日语授受动词句的先行研究中，一是缺乏具有语义关联的分类。现有研究关于授受动词句往往按有标与无标、物与非物、恩惠与非恩惠、有移动与无移动、有情与无情等进行分类，此种分类是对立二分法，缺乏语义的连贯性，对语义的考察也是聚焦局部某个点，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二是以理论分析为主，基于翻译实例的量化统计的分析不足。基于此，本书以3个系列日语授受动词句为考察对象，从认知语言学的语义扩展理论、隐喻理论出发，结合中日对译平行语料库的实例，将其独立动词用法作为基本义，对其语义进行再分类，并分析各语义的语义特征和内在联系，探讨语义演变的过程。

1.2.2　日语授受动词句的汉语翻译研究

日语授受动词句的翻译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黄美华、孟湘东，1998，常立成，2005；陈文君，2009；蒋晓蓉，2010；赵晓蕾，2011；朱秀丽，2016；沈丽芳、杨杰，2019等）。

黄美华、孟湘东（1998）通过对比日汉表达，分“汉译时必须加汉语介词”“不需译出或译不出”“补助动词的重叠用法”三类探讨日语授受补助动词的汉译问题。

常立成（2005）对比分析了日中授受表现和汉语“给”字句的异同，探讨了两者的对应关系。李琚宁（2009）观察了“可以”句被翻译成日语时，较多地使用了“やりもらい”的现象。

蒋晓蓉（2010）探讨了以“请”为代表的汉语兼语句与“～てもらう”之间的对应关系、使令动词“请”“要”“让”“叫”和“～てもらう”的对应关系。陈向丽（2011）分“恩惠表达的翻译”和“非恩惠表达的翻译”两类探讨了“テモラウ”系列句的翻译。赵晓蕾（2011）系统考察了“てくれる”的汉语对应形式，重点探讨其与“给”“为”“向”的对应关系，并分析“てくれる”句式搭配的动词和翻译可能性的关系。

相较于日语授受动词句的语义、语法、汉日语言对比研究的丰硕成果，日语授受表现翻译相关研究数量非常有限，呈现系统性缺乏、视点集中等问题。具体表现在：①单个系列研究多，三个系列研究少（蒋晓蓉，2010；陈向丽，2011；赵晓蕾，2011）；②翻译研究融于语言对比研究（奥津，1984；赵卫华，1995；常立成，2005；陈文君，2009等），或仅考察其翻译的语言对应形式（李琚宁，2009；佟利功，2010；陈文君，2010）；③多以日语授受动词为中心单向考察其对应的汉语表达，缺乏日汉、汉日双向翻译的研究；④对译例的理论分析多，数据量化实证研究少；⑤先行研究关注恩惠、内外意识、汉日译文的有无对译标记等问题（张景一，2008；沈丽芳、杨杰，2019）。

1.2.3　日语授受动词与汉语“给”的对比研究

汉语“给”和日语授受动词都是授受行为的语言表达，都属于“给予动词”，两者存在共性和差异，因而两者的比较研究是颇具意义的课题。汉语“给”与日语授受动词的对比研究受到学者的关注。奥津（1984）、赵卫华（1995）、常立成（2005）、佟利功（2010）等都对汉语“给”与日语授受动词进行过对比研究。奥津（1984）从“身内”“待遇特征”视点对比汉语“给”和日语授受动词。赵卫华（1995）、常立成（2005）、佟利功（2010）、朱秀丽（2016）等通过分析日语实例考察汉日“授受动词”的对应表达关系。

奥津（1984）认为，授受动词属于广义的移动动词，是二价结构，汉语给予动词“给”是“1.5”价结构，他从区别日语7个授受动词的“身内”“待遇”等特征来比较分析汉语“给”和日语授受动词，认为汉语“给”的焦点在于“给予者”，不具“身内”“待遇”特征，指出“给”是汉语中最基本的“给予动词”，日语授受动词“クレル·クダサル·アゲル·ヤル·サシアゲル”5个词原则上和“给”对应。

赵卫华（1995）考察与汉语“给”对应的日语表达，重点关注日语授受动词的恩惠性，把“给”分成“对应日语授受的表现”和“不对应日语授受的表现”两部分，认为汉语“给”本身不表达感情色彩。常立成（2005）从“视点”“方向性”“待遇表现”，特别是从“亲疏关系”“恩惠性”的角度比较日语授受表达和汉语“给”字句，分析对应关系。

先行中日授受动词对比研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视点集中在“视点”“方向性”“待遇表现”等方面的差异上；二是往往试图通过对比分析考察两者的对应关系；三是多从日语授受动词的特点出发进行对比。

日语授受表达和汉语“给”本身存在多义，中译日、日译中过程中语言形式呈现多样而复杂的关系，有必要考察对译实例，从双向对比的视角系统考察日语授受表达和汉语“给”的翻译特征和翻译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