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情定威斯摩兰

“我们要加快上轿车的速度，怎么能快？那时我们已经决定和德国大众合资，合资就需要双方投钱投物啊。德国人有钱，我们一汽没有那么多的钱，怎么办？当时我们正好还要购买德国大众的很多奥迪散件，要用很多外汇，很贵的，而德国大众在美国威斯摩兰的工厂已经停产，设备正好闲置，他们也需要尽快处理这些设备。我们双方就谈成用技贸结合的办法实现合作，这应该说是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各取所需，对双方都有利。”老厂长耿昭杰说起那段经历时还记忆犹新。

为什么选择威斯摩兰？

德国大众北美威斯摩兰工厂建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这座工厂生产的高尔夫轿车一度成为美国最畅销的汽车，到80年代后期，由于石油危机结束，以低油耗见长的高尔夫产品市场不断萎缩，到1988年底工厂停产。这座具有年产30万辆轿车生产能力的工厂，主厂房有26万平方米，仅焊装车间就有13条自动焊装线，611台设备，其中有62台焊接机器人。

德国大众北京代表处的李文波是一汽决定购买威斯摩兰工厂最初的那个“动因”。当德国大众决定关闭威斯摩兰工厂时，正是一汽和德国大众开始进行15万辆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李文波是台湾人，曾经到一汽参观过，了解一汽的家底，也想帮助一汽，看看一汽能不能从这个关闭的工厂购买点儿设备，因此，李文波将威斯摩兰工厂的情况告诉了一汽的领导人。

“把威斯摩兰工厂的设备弄回国，用于15万辆轿车生产，既可节省投资，又能把焊接工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的轿车生产接近80年代的国际水平。”耿昭杰厂长说，“关键是可以节省投资啊。”

当时的中国，马路上还没有多少汽车，“私家车”更是一个挺遥远的概念，此时的一汽正值15万辆轿车合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一汽领导人审时度势，厂务会研究决定，将合资生产的车型由一开始的高尔夫A3变成捷达A2。这样投资可以大大减少，再加上购买威斯摩兰工厂的二手设备来生产捷达，不仅能减少投资，更重要的是能大大加快轿车规模化生产的进度。但是，当时德国人可不知道我们要将A3换成A2的想法。他们不会同意的。

曾经有传言，说德国大众不是真心要与一汽合资，不然产品为什么给一个即将过气的产品捷达A2？而不是风光正劲的高尔夫A3？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高尔夫A3可是世界风行的产品。“殊不知，是我们一汽没钱啊。为了尽快上轿车，只能上这款投资少还能快速生产出来的捷达车啊！”耿厂长笑着说。

最终，时间证明一汽人的眼光不错，捷达不辱使命，进入中国市场28年后，从一款车，变成了一个品牌。

一波三折的谈判

决定要购买威斯摩兰工厂后，一汽派出了两位干将：时任总经济师的吕福源和外经处副总工程师李光荣。为什么是他们两个人？原因很简单，他们英语好，不用翻译，既省钱又省时间。这两个人的代表团赶赴德国，与大众公司就购买威斯摩兰工厂设备问题进行会谈。

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德方一开口要价3900万美元，但吕福源手上只有2000万美元外汇额度，那个年代外汇是国家统一管控的，给你这些就只有这些，多一分也没有。谈判进行了21天之后，双方在2500万美元这个关口上卡住了，谈判已无法进行下去，吕福源他们只能做打道回府的打算，回国的机票都买好了。

想不到的是，随后这件事却峰回路转。

德国大众公司的几个人在聊天，由于奥迪新车型的开发没有跟上，他们很担心当年德国大众公司会因为达不到保本点而裁员。吕福源立即抓住这个无意中听到的信息，和谈判人员说，“我们可不可以互相解决一点儿困难，在未来几年，我们作为最大的用户买你们的奥迪车散件（当时国家计委有此计划），但是你们要把威斯摩兰工厂免费送给我们。”对方一听也很兴奋，立刻说要向董事会报告。就这样，在又一轮讨价还价的谈判后，一汽增加购买14500台套奥迪100的SKD和CKD散件，总价值达到4亿马克时，一汽将得到威斯摩兰工厂的所有设备。当然，设备拆装和运回国的费用由一汽自行承担。东西免费送你，不包邮。双方皆大欢喜，1989年2月22日在狼堡正式签署《一汽与大众公司技贸结合合同》。

临危受命的总指挥

漂洋过海去搬迁一座汽车工厂无疑是一个浩繁艰难的工程，谁去做这个总指挥呢？

耿昭杰心里有数。

一汽车身厂原厂长崔明伟记得耿昭杰给自己打电话的那一天是1989年3月16日，电话很简短，让他马上去一趟。“我到了之后，耿厂长就直接说，厂里决定，从现在开始，你官升一级，作为一汽副总工程师，马上代表一汽去美国，负责到威斯摩兰那边拆设备，把整个工厂都给拆回家，不能丢掉一个零件。”

这时崔明伟才知道，一汽集团公司总经济师吕福源代表一汽签订了一汽与德国大众公司技贸结合合同，用购买4亿马克的奥迪100的SKD和CKD件作为条件，换回了威斯摩兰工厂的全部设备。而他要作为一汽赴美拆装设备及培训团的负责人去执行整个合同——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

在这之前，崔明伟曾经有过带队到日本接收压力机的经验，也曾经有过三次出国工作的经历和经验。不过这个任命还是让崔明伟感到有些突然。“我当时说，我有特殊情况，孩子幼小，我能不能不去？”耿厂长不客气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军令如山，企业利益至上，我必须得带队去。”崔明伟马上开始组织人。“厂里已经把人选准备好了，第一批选了31人，来自一汽的七八个单位。我从具体工作出发，提出了两个意见：一是把一个工程师拿掉了，换了一个搞热工的；二是我提出带一个车身厂的副厂长，这人叫王锡滋，他不仅英语好，而且动手能力很强。”

前后加起来，一汽组成了一个近百人的赴美拆装团队。这些人是从一汽17个单位抽调来的能工巧匠。这是一汽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海外作业。

既严格又有温度的管理

一汽的“海外军团”前后一共98人，人多事多，操心是难免的。

一到威斯摩兰，摆在崔明伟面前的第一个任务是：这么大的队伍，吃住咋办呢？

崔明伟说，他们分两处住，一部分人住在公寓，七套公寓，里边有个小房间，小房间可以住两人，还有一个大客厅兼厨房，位置和威斯摩兰工厂很近，开车不到20分钟。

大部分人员都住在威斯摩兰工厂中由大浴池更衣室改造成的宿舍里，重新买的床。工人们经常加班加点，一天都干十几个小时，宿舍条件得好点儿。

“时间就是金钱。为了早日将设备拆回国，我们每天都加班，累坏了，每天晚上觉都睡得特别好，特别香，不做梦也不起夜。耿厂长后来开玩笑说，到那儿，你要有糖尿病都能好。”崔明伟说。

去拆迁的“海外军团”代表着中国一汽的形象，崔明伟的管理是严格的。“当时我要求：必须学习解放军，行李要有棱有角，屋里得非常干净。德国大众底特律办事处的人特意来看我们说，哎呀，这儿有点儿军事化管理啊！工人都两套工作服，什么锅碗瓢盆啊，全是不锈钢的。我们就挑两个人做饭，有三部面包车供买菜使用。买的菜比中国菜还便宜，还新鲜。还能做出中国味道呢。去了几个月后，为了联络情感，我们请了威斯摩兰工厂留守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50多人吃了顿饺子，其中有工厂留守的一个副厂长、两位工程师、车间工长、秘书、医生、工人、警卫等，这顿饭他们吃得非常满意。”

“拆装的时候，工人每天都要工作10个小时，按照美国的法律，每人的补助正常应该是每人每天40美元，但咱们一汽没有钱啊，我们的工人只有每天每人补助9美元。因为工作量太大，后来每人每天增加了一美元，但我们几位领头的人员没有要这个增加的补助。”崔明伟说。

讨价还价的设备拆装招标

威斯摩兰工厂的设备是一汽和大众公司技贸结合合同的赠品，但是不包邮。一汽得自己花钱把这些设备拆下来，再运回国。而且，根据美国的法律，像这种设备拆装的工作，必须得由美国的公司来做，也就是说，你不能抢美国拆装公司的生意。怎么办，找美国拆装公司谈吧。与美国公司谈拆装设备合同的过程极为复杂。

1989年6月初，一汽开始进行威斯摩兰工厂设备拆装招标，有三家美国公司给出了报价。三家回标文件都明确两点：第一点是，仅拆卸费不含包装费，最高价为1170万美元；最低价为870万美元；第二点是，三家都表示他们一旦中标只与一汽人合作，不与威斯摩兰工厂留守人员合作。而我们要求包括整个拆卸、包装。而美国的投标方说，只管拆不管包装，这不是开玩笑吗？

崔明伟团队认为，首先，三家报价都是天价，还不含包装费，我们不会花那么多钱干傻事；而且，不吸纳威斯摩兰工厂留守人员参与很不妥。原因有两点：一是如果留守人员不参加拆装就等于我们失去了培训的机会，威斯摩兰这些设备如何操作得由威斯摩兰工厂的留守人员来培训我们，他们不参加拆装，谁来给我们培训呢？再花一份培训钱？这种事不能干。二是如果威斯摩兰工厂留守人员不参加，那美国汽车工会也不会支持这个项目，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经济的低迷期，这么一大单有关汽车业的劳务合同如果完全由美国拆装设备业来承担，不让汽车业的人员参与，那双方要争起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不管哪个公司中标，必须得带上威斯摩兰的留守人员参与。这个原则定下来后，我们耐心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取得了很多共识。美国拆装公司最后同意威斯摩兰工厂的留守人员也加入进来，价格最后谈到129万美元，签了合同。美方拆装公司就派过来40多名工人，加入到我们的员工中。

这期间，美国一家拆装公司的工程师三人，特地来拆装现场，看我们拆装团队手绘的威斯摩兰工厂的焊装线拆装图，我们当时一共画了200多张图。那三位工程师看了半天，又提了十几个问题。中方的人员对答如流。他们又看了现场中国工人劳动的情况，认为“非常好”。

“狼”来了

崔明伟的记忆中，在威斯摩兰工作时，还有这样一次被“控告”的经历。那是1990年3月29日，美国匹兹堡移民局两位官员来到威斯摩兰工厂设备拆装现场，要调查一汽90多名人员来美拆装设备的合法性。那两名美国移民局的官员说，中国一汽人员在这个已关闭了的工厂动手拆装设备，被美国建筑工会控告到了美国国会，因为美国建筑业目前有许多人失业，这些失业的人没有得到参与这次拆装设备的工作机会，被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国会议员责成费城移民局调查此事是否合法。崔明伟就和一汽设备处副处长、本次拆迁团队副团长田纪伦，外经处代表余毅林以及威斯摩兰工厂负责接待调查的焊接工程师一同应对。随后，崔明伟向正在德国日夜忙碌的一汽与大众合资谈判的吕福源做了电话汇报，“我和他说‘狼’来了。他听懂了这句暗语的意思，非常镇静地告诉我‘这在我们预料之中，不要怕’。”

原来，从开始进行设备拆装招标那天起，一汽已经联合德国大众美国底特律总部对美国汽车工会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与美方几个月的磨合中，所有签订的协议与合同，一汽一直是紧紧牵着德国大众美国底特律总部的手，在美国方面一旦出现麻烦，应由德国大众美国底特律总部负责。

后来，吕福源又和中国驻美大使馆联系。一位参赞和工作人员也出面帮着协调，据理力争，并通过美国汽车工会、匹斯堡政府和留守厂长的多方协调，这事终于有惊无险，得到妥善解决。

在一汽海外军团完成这次设备拆装任务回国前，收到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送来的一块匾，深褐色的金属牌匾上写着感谢的话语，译文如下：

致一汽：

怀着真诚的合作精神和深厚的同志情谊，

衷心祝愿一汽的兄弟们前程似锦！

请允许我们对这段珍贵的合作与学习经历表达最诚挚的感谢！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敬赠

《安庆路5号》作者在采访崔明伟时，崔明伟把这块牌匾转交给一汽-大众，现在，这块牌匾挂在威斯摩兰焊装线纪念工位上，在一汽-大众长春生产基地整车制造一部焊装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