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这里，常常把上述两种不同的“两权分离”混在一起了。这样一来，在讲如何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中实现“两权分离”时，就不免发生混淆乃至混乱。

例如，对于国营企业承包经营的经济实质的解释，我觉得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同样是肯定承包制乃是实现“两权分离”的好形式的经济学家，对它属于哪一种意义上的“两权分离”，也有很多相同的认识。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承包制的实质是，发包者（国家）保持着法律上的所有权，即取得上缴税、利的权利，承包者（集体或个人）则在承包期中实际占有、使用和支配生产资料。显然，这里所说的“两权分离”，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然而，由此也就产生了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首先，在这种情况下，经营者是否也是一个独立的所有者或马克思所说“经济上的所有者”呢？既然用第一种含义的“两权分离”来解释承包制，就不能不承认承包者在承包期间是财产实际上（经济上）的所有者。然而这样一来，又等于否定了在企业内部存在所有与经营的“两权分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经济学家明确地把国有企业承包制解释为“两权在国家一级分离，在企业一级重新统一”。我觉得，后一种说法由于逻辑一贯地使用第一种意义上的“两权分离”，就使问题明晰得多了。它说明，在国有大企业实行承包制的场合，经营者并不是所有者的雇员，而是借入资金从事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从而应对经营的后果负完全责任，即直接负盈和负亏。然而这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种经营形式是否适合于社会主义的大企业？我国的经营者是否有能力来承担这种大企业的亏损？从现代大生产的发展历史和我国个人财产的实际状况看，答复恐怕都只能是否定的。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用第二种意义的“两权分离”来解释现行的承包制。他们说承包者并不拥有所有权，而只是受托进行经营，按经营情况取得奖励，因此，它既不影响以国家为代表行使的全民的所有权，又能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这种解释的优点是，它更符合于现代大经济对企业经营机制的要求。但是，它又与我国目前不少地方承包制的实际做法有一定差异。例如，现行制度规定：（1）在承包合同规定的承包期，承包者对于资产具有完全的支配权。在此期间，无论经营者实际表现出来的经营能力如何和盈亏多少，出包者（所有者）都不应加以干涉，更不能终止承包合同；（2）承包者要以自己的私人财产担保，直接承担亏损责任（虽然承包者的财产往往不过几万元，实际上无法抵偿通常拥有几百万元、几千万元资产的国有企业可能发生的亏损）。这些做法，都是与现代大公司即第二种意义上的“两权分离”的通常做法不相一致的。在现代大公司中，对雇来的经理绝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没有哪一个大公司敢于把自己的巨额财产长期“包”给一个雇来的经理人员去全权处理，也不会在此期间不对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情况进行严密的监督，不会在已经出现严重经营失误迹象的情况下由于经理“任期未满”而不予撤换，而只是在破产以后才对经理提起诉讼，让他用家产来抵偿。所以，用第二种含义的“两权分离”来说明承包制，也有与实际不相吻合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