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

引言

不同籍贯者，由于方言和社会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上的不同，更有助于培养地域的认同感。在移民过程中，又进一步加强了地域上的认同感和方言的亲密感。这是东南亚华人会馆形成的基本条件。

雪兰莪成为英国保护国及1857年吉隆坡建立以后，福建人又大举移入。来到马来半岛的福建人移民和其他华人，最初多数是青壮年，他们多数只身漂洋过海来到南洋一带谋生，鉴于人地生疏，环境恶劣，非团结无法生存，于是乡贤仿照中国旧有之会馆模式，建立福建会馆，以照顾南来同乡。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885年在吉隆坡成立。乡贤在吉隆坡谐街7号延聘塾师，设馆授徒，名为“福建公司”，馆舍则供同乡住宿之用，后来同乡迁居者日多，则乡贤合献出吉宁街41号地方一段为建设新会馆之用，改名“福建会馆”。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雪兰莪福建籍贯乡亲的同乡组织。

早期华人社团的功能，是在照顾同乡（地缘性社团）和同宗（血源性社团）在各方面的利益与福利。颜清湟教授曾通过马六甲应和会馆和吉隆坡广肇会馆的记录，总结会馆的职能有“宗教和社会职能”“福利职能”“仲裁职能”。[1]陈烈甫先生也有更明确的归纳，对我们认识大马华人会馆有很大帮助。[2]但问题在于，随着华人对中国政治认同的不断变化，会馆在处理有关中国和华人问题时，并不是铁板一块。尤其是土生华人的逐渐增多以后，他们对中国的认同程度大为降低。因此进入民国以后，不同籍贯会馆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则是随着时间、政治形势、人员构成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迄今为止，笔者未见对20世纪30年代大马华人会馆的有关专门详细研究。非常幸运的是，雪兰莪福建会馆从1930年开始，有比较完整的会议记录，[3]笔者选取从1930年开始至1941年日本入侵大马为止为研究时段，考察早期雪兰莪福建会馆对中国事务的关注，以彰显彼时华人会馆功能表现的一般性，以及彼时吉隆坡福建人对中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