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很明显,上述措施皆属于会馆对义山进行的日常的维护与管理。这些有效的管理和维护,保障了义山的日常运作。雪兰莪福建会馆对福建义山的管理和维护措施,在其他社群义山也能见到。对于各个地域会馆来说,义山是其殡葬功能的一个体现,也是其社会职能的进一步延伸。
雪兰莪福建会馆的领袖,就借福建义山建构福建社群的共同的原乡历史记忆。因此,与大马半岛俗称闽南人为“福建人”不同,吉隆坡的福建会馆和福建社群,从一开始就是以“福建省”为社群边界。闽南人、兴化人、福州人、永定客家人,只要籍贯在原乡中国福建省境内,那就是“福建人”。这也是吉隆坡福建社群的独特之处。在早期吉隆坡华人社群内部由广东社群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形势下,吉隆坡福建义山维护了吉隆坡福建社群的团结,塑造了福建社群的边界。当然,吉隆坡的广东义山和广西义山也没能例外,也通过类似的对义山的管理活动,维护了自身的社群边界,起到了凝聚本地社群组织的重要作用。[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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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关于福建义山,笔者仅见《福建义山沿革》,《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125周年纪念特刊》, 2010年,第157—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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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9页。
[2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41—1950),第105页。
[2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30页。
[2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39页。
[2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95—96页。
[2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97页。
[2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68页。
[2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3页。
[2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55页。
[3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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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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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95—96页。
[3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34页。
[4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63页。
[4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85页。
[4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88页。
[43].事实上,福建会馆对夭折的小孩早已免费提供葬地。1930年5月16日的一份一岁女孩的埋葬证明上明言:“兹要葬公塚一穴,照划定穴位长十二英尺,阔六英尺,深至少六英尺,依号数次序埋葬,免纳费。”
[4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23页。
[4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2-1934),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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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7页。
[51].《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40页。
[52].《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91页。
[53].《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0—1932),第193页。
[54].《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82—83页。
[55].《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89页。
[56].《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1页。
[57].《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4-1937),第197页。
[58].《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1—2页。
[59].《雪兰莪福建会馆会议簿》(1937-1941),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