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华侨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暨南大学朱杰勤先生曾说：“华侨史的研究是一门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既要忠实反映华侨的历史情况，又要遵循我国对外的方针政策；既要尊重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又要团结第三世界的国家。”[1]这就为华侨史的研究奠定了基调。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各地华人社群的形塑过程千差万别，但是国内现有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历史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华人社群的中观、微观历史研究更是罕见。一方面缘于现有资料的稀缺，另一方面也与从事相关历史研究的学术人员较少有关。马来西亚地处马六甲海峡，自古以来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一带一路”倡议大行其道的时代，有关马来西亚的基础性历史研究的现状是无法满足时代需求的。
在东盟各国中，虽然马来西亚华人的绝对人数并不是最多的，但除了新加坡外，马来西亚华人所占比例却最高。东盟各国诸如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华人被同化的现象非常明显，而马来西亚华人则由于保持着以华语为教学语言的独立中学体系，各大华人方言也在民间社会广为流行，中文与中华文化保存的也就相对完整。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就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东南亚华人群体。
马来西亚的华人移民并非是铁板一块，两百年以来各个州属的华人移民集聚情况也大相径庭，甚至州内部不同城镇差异也很大。因此，摆脱“板块化”的研究方式，以城市或州属为单位进行专门研究，是推动马来西亚华人历史研究的必要手段。雪兰莪是马来西亚华人人数最多，也是最富裕的一个州。1974年，吉隆坡被单独划为联邦直辖区，在此之前，其不仅是国家行政机关所在地，同时也一直是雪兰莪州的首府。[2]正是因为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具有政治中心的地位，对其华人移民加以精细的研究，是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期通过本书来推动东南亚华人研究的“区域史”模式。
近十年来，华人的历史在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国中）历史教科书中被删除了。因此，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提供马来西亚华人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以期塑造其集体记忆，并强化华人的族群认同。
2015年，笔者所撰《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3]出版，反映的是笔者所思考的切入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的三个主题，即“权威”“社群”与“信仰”。其中“社群”就是范围或大或小的华人群体，大者可以行政区划的一个省的名字命名，小的可以以一个村来集群，或者以血缘上一个宗族、同姓甚至跨姓的拟制血亲来作为集聚社群的标准。马来西亚中文史料，有重要的一部分保存在华人会馆。由于日本人南侵马来亚和沙捞越、沙巴的“三年零八个月”，致使“二战”前的华人会馆能够保存下来的档案屈指可数，而雪兰莪福建会馆就是侥幸能够保存下来的一个。
与马六甲和槟城的“福建人”（Hokkien）仅代指操“闽南话”的人群不同，吉隆坡华侨内部的“福建人”一开始就是“福建省人”，以清末民国“福建省”的行政区划作为集聚的标准。[4]雪兰莪福建会馆自1885年成立，就涵盖了福建省内的“闽南”“兴化”“福州”等各个方言群体。因此，笔者在上本书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沿着“籍贯”“组织”与“认同”三个维度，以吉隆坡福建省级社群及安溪次社群作为个案，来考察一个省级社群和次社群是如何在地方形塑和发展的。当然，雪兰莪福建会馆内部的人事变动、会馆的收支情况、福建人神庙的变化发展、其他次社群（兴化、福州、南安、永春[5]、惠安等府县）的形塑等方面，本书都未进行深入的阐述。有的是文献所限，有的是田野资料还不完备，更多的是暂时还不适合发表观点，所以为了避嫌，本书大部分叙述的时间段限于1941年日本南侵以前。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以前，绝大部分华人所持国籍和护照绝大多数是中国，因此，本书以这个事实为参照，使用“籍贯”，而未使用当今学界所常用的“祖籍”一词。
华人在雪兰莪州的移民，首先是从巴生（Klang）港口开始的，逐渐向内地迁移，到达巴生，而后由于锡矿的发现，逐渐深入巴生河谷，1857年到达吉隆坡，这一年成为吉隆坡开埠的时间。围绕着锡矿的发现，华人大量涌入，在吉隆坡市区外，今天的安邦（Ampang）、沙登（Serdang）、加影（Kajang）等锡矿产地，聚集了大量的华人，形成了华人聚落。在1948年《紧急条例》（Emergency Regulations）实施后，又形成一些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华人新村。华人在雪兰莪州的比例，以客家人为最多，广东人第二，福建人第三。由于港剧的影响，如今吉隆坡通行广东话。[6]本书的思路主要是厘清福建社群在吉隆坡华人社会建构中的角色，他们如何强化自己的力量，保持社群的凝聚力，以维持自己的籍贯认同，从而保护自己的利益。
本书立足历史学，尤其是历史地理学和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同时采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结合比较研究、个案分析等方法，力图通过多学科多角度来研究马来亚独立前福建人社群在吉隆坡的发展情况。这项研究，将以第一手历史材料，如典藏在吉隆坡国家档案局的英文和马来文档案，华人会馆的会议纪要和华人庙宇的碑铭史料，来建构吉隆坡福建社群的历史。此外，这项研究也采取了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的方法，弥补了史料上的不足，以使研究更全面准确。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阶段性成果，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会在这个领域继续耕耘，也期待更多的学友参与进来，为推动马来西亚福建社群史乃至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添砖加瓦。
[1].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2页。
[3].宋燕鹏：《马来西亚华人史：权威、社群与信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4].虽然英属马来联邦政府自1891年开始的人口调查依然是以“Hokkien”代指“闽南人”，但吉隆坡本地华侨心目中的“福建社群”却一直都是指“福建省人”。
[5].有关吉隆坡永春社群的研究，笔者仅见于郑明烈博士的《海外桃源：吉隆坡永春社群史略》（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14年版）。
[6].但是福建人在雪兰莪州的绝对人数并非少数，而且经常保持聚居的状态，例如巴生就是雪兰莪州最大的福建人聚居区，五条港是福建同安人为主的渔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