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今人关于唐诗句法修辞的主要论述
迄至今日，我们尚未见到从修辞角度系统研究唐诗句法的专著，不过从语法学、诗学角度对唐诗句法的研究已经出现了多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前者如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蒋绍愚的《唐诗语言研究》、后者如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等，这些著作和同领域的其他研究给修辞学者研究唐诗句法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借鉴和启迪，其作用并不亚于已有的唐诗句法修辞专门研究。为此，本节分别从语法学、诗学、修辞学三个方面来回顾唐诗句法修辞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此获得更为全面而准确的认识。
一 从语法学角度对唐诗句法的研究
王力《汉语诗律学》开创了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古典诗歌语法的先河，为古典诗歌包括唐代诗歌句法研究筚路蓝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该书用七个专节（16、17、18、19、20、21、22）讨论近体诗句式和语法，用两个专节（34、35）讨论古体诗的句式和语法，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为句法描写和分析。无论是对古典诗歌语法现象的发掘和描写，或是对其语法特征的揭示，还是所发明、提炼的不少新术语、新观点，都是对于后继研究者的莫大贡献。与句法修辞关系最密切的无疑是作者立足和散文、古体诗的比较对近体诗句法特点的细致分析，如近体诗词的变性、倒装法、省略法、关系语、名词语、某些特殊结构、意义节奏和声音节奏分离等的不同表现，以及对这些特点形成的一般性原因和条件的揭示，如因“在区区五字或七字之中，要舒展相当丰富的想象，不能不力求简洁”而省略，“因为有韵脚的拘束，有时候不能不把词的位置移动”，“因为有对仗的关系，词性互相衬托，极便于运用变性的词”。[9]
由于是开拓性和全局性的工作，《汉语诗律学》语法描写得过于烦琐（如目类分得太细碎）和某些问题的思虑不周（如有的归类或分析欠斟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对古诗句法修辞研究者的参照与利用价值。
蒋绍愚的《唐诗语言研究》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有力的弥补，并有所发展和创新。该书列专章讨论了“唐诗的句法”，看上去差不多还是《汉语诗律学》的那些名目，但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对紧缩句、连贯句（十字句和十四字句）、名词语、关系语、错位（不止于倒装）的分析更加细致深入，如这些句法结构在唐诗中的种种特殊情况，紧缩句、名词语、关系语和一般省略的区别，名词语和关系语的联系，“普通所说的倒置”和“真正的倒置”的不同等，都是前人未曾注意或语焉不详的；新发现了“假平行”、特殊兼语式、特殊判断句、特殊述宾式、复杂错位等散文罕见的唐诗特殊句法现象；更为可贵的是，在对句法形式进行参互和比较及条分缕析的同时，还对某些现象的内在演变、出现原因特别是修辞效果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
颜景农的《近体诗特殊语式》也是一部对唐诗句法修辞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语法专著。相比前述两书，该书讨论近体诗（举例以唐诗为主）句法有以下几点独到之处：第一，专门探讨了格律句和语义句、声律节奏和意义节奏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关系；第二，对错位现象的分析，注意到有的错列跟平仄之外对清浊音或上、去、入的讲究相关，谈到了分句的错列；第三，意识到隐含和省略的差别，统称“语意的隐略”，并分析了用典、拟借、时空、疏落、名物等暗寓性语意隐略；第四，该书对对仗的一联出句和对句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的剖析中，有较多关于复句句法的研究。
二 从诗学角度对唐诗句法的研究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诗的魅力》，由三篇系列论文组成的该著试图把句法分析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辨别“近体诗中广泛存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特点”，“指出它们所产生的诗性效果”。[10]通过对不少句法现象的追根究底以及与散文句法、英语诗歌的比较，作者认为：近体诗不同部分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别起着构成意象、模拟动作或推演衔接等不同作用；因句法关系及其组织方式不同，存在两种诗性语言：分析的语言和隐喻的语言，近体诗隐喻关系远胜于分析关系；律诗中间两联的句法相对自足，阻遏了诗势的前驱，强化了律动和力量；近体诗形+名、名+名偏正结构前面的形容词和名词的作用在于强调性质或充当性质标志，名+动的不和谐格式中名词适应动词并获得新意；有助于名词短语获得独立的对句形式、语法节奏的变化等非句法条件和不连续、歧义、错置等句法条件。“律诗的中间两联，就语言来说是意象的，就节奏来言是非连续的，而尾联则采用了推论语言和连续性节奏。近体诗的最后一句或一联，常常不是简单陈述的语气，而是疑问的、假设的、感叹的或祈使的语气，这些语气的作用是表达诗人的心声并使诗言有尽而意无穷。”[11]此外，作者还注意到语法节奏变化和音型对比呼应对重点转移或主题改变的标志作用，虚词省略进一步削弱了句法联系，赋予近体诗特有的简洁和紧凑，并使歧义成为常例。诸如此类的新见解比比皆是，对句法修辞研究者无疑很具参照价值。
葛兆光在《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中更多地着眼于纵向的发展与横向的联系来为唐诗语言定位，从不同时代的诗语变化规律把握唐诗的语言特征及其诗学根源，从汉民族“思维—语言”的简略性、汉字的图画性以及对“陌生化”的追求来探究省略、错综等唐诗句法变异的外部条件。一方面，他看到了省略简化和错综颠倒造成了意脉和语序的分离，从而带来了诗歌意象的密集化、拓展了诗歌阅读和理解的空间和张力（tension），使人们能够冲破语言的牢笼通过诗歌更直接地投入活生生的世界，看到了对仗句法共时性重叠影像、挪移体验、滋生意蕴一类修辞效应以及“虚字在诗歌里的意义是，一能把感觉讲得很清楚，二能使意思有曲折，三能使诗歌节奏有变化”[12]；另一方面，他以杜甫、韩愈等人对盛唐、中唐日臻圆熟的诗歌语言形式进行变革的具体事实，表明对过于迷信推崇唐诗语式者的批评态度，否定了晚唐许多诗人陷于定型俗套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
杨义《李杜诗学》是一部专门解读李白、杜甫作品诗学品格的洋洋大作（57万余字），作者在研究李杜句法修辞（唐诗句法修辞极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时的突出特点是结合创作和阅读心理。谈到李诗句法时，作者指出：词性词序变异带来了新的生命感觉和奇幻意味，重复用字呼应着心理情绪的节奏感，而“在句式参差中取其气势，取其与情感波折相对应、相共鸣的功能，是李白的古体诗、乐府诗的显著特征”[13]。关于杜诗句法，作者认为：虚词替代动词，能突出虚词所渲染的存在状态和情调体验；虚词连用能强化人对岁月蹉跎的焦灼感、苍凉感；感觉优先的结果，使杜诗把一些表现色彩的形容词名词化了；在相当多的情形下，连叠、隔叠是宣泄心理快感，错综叠则是宣泄内心的郁闷、紊乱和沉痛；诗往往借助词序的错综变异，刺激幻觉和联想，追求反常而合道、无理而有味的诗趣，让直觉先于认知回答自然；“知、情、意等生命因素的介入，使诗所表现的外在世界和历史人生，成为经过生命体验所过滤了的或淬过火的世界人生。这种过滤和淬火所造成的语言变性、变序和变形，可以看作是诗人心灵颤动被记录下来的频谱”，“在诗学频谱记录下的曲线中，人们可以窥见生命的亲和欲、表现欲和创造欲”。[14]
三 从修辞学角度对唐诗句法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见单篇论文，只能择其要者略述。
孙力平的《近体诗句法变异的韵律与语用分析》[《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实际上是以杜诗为例，从适应韵律规则和追求语用效果（皆可视为修辞需要）的角度，对近体诗句法选择、句法变异进行解释。有些观点颇有新意：人们总是偏向于选择与韵律结构一致的句法结构；韵律既导致了特殊句法现象的产生，又培养了读者相应的接受心理；句法错位主要跟话题化、焦点化、认知化、诗语化等交际和诗性的需求有关。
徐雁的《格律诗中的特殊句法结构》（《语文研究》1989年第2期）结合唐人集中的具体诗例，评析了倒置、乱装（无规则倒置）、分合（插入结构）、省略等四种特殊句型的分布和效用，并考察出它们的产生是一个由被动破格以切合诗律到主动追求诗语独特奇巧的历史过程。
韩晓光长期研究杜诗语言，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试论杜甫律诗中的虚词运用》（《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2期）考察了杜甫律诗副词、介词、连词的使用情况，并从诗句的灵动健练效果的获得、声情韵致的表现、言外之旨的传达、逻辑关系的揭示等方面揭示了其审美效应；《杜甫律诗中的紧缩句运用》（《景德镇高专学报》2000年第 1期）则分析了杜甫律诗中紧缩句的语式特征和自然工巧、辞约义丰、虚处传神、语势劲健等修辞功能。
从语法学角度、文艺学角度对唐诗句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收获，从修辞学角度对唐诗句法做出全面的评价和阐释，系统总结唐诗句法修辞的成就和规律，则还远远不够。已有的语法学、文艺学研究也有试图借助修辞学理论加以解释和分析的，但着眼点在于探讨句法成因、评价文学效果，只能为修辞学的研究提供前提和借鉴，无法替代修辞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