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桓玄东进
大战在即，张法顺求见司马元显，秘密进言说：“我看刘牢之这个人很不可靠，说不定会背叛我们，让他担任前锋，万一生变，就会大祸临头。而骠骑司马桓谦，虽然身在建康，但毕竟是桓家人，据说一直在偷偷给桓玄充当耳目，刺探朝廷的情报通知荆州，也是我们身边应该提早除去的隐忧。我们不妨命刘牢之杀掉桓谦兄弟以表忠心。如果刘牢之接受了，就得罪了桓家人，断了他首鼠两端的念头；如果刘牢之不接受，我们就提前杀掉他。”
这确实是一条毒计，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也算有先见之明了，但司马元显没有接受。不接受的原因很好理解：张法顺的主意基本上没有可操作性。
首先，桓谦是桓冲的儿子，桓冲不论在朝廷还是在荆州，一向享有美誉，杀他没有罪的儿子是一件大失人心的事。何况对于桓谦，司马元显已经另有用法：他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因为在荆州，桓家势力根深蒂固，用桓家人代替桓家人，想来可以减弱荆州军的反抗。这种处理方法，应该说比张法顺的主意高明。
其次，按张法顺的计策，假如刘牢之不杀桓谦，就得杀掉刘牢之，这就更麻烦了：一、刘牢之是你想杀就杀得掉的吗？二、退一步说，就算刘牢之麻痹大意，当真把他杀掉了，你就不怕北府军造反？三、再退一步说，就算北府军不造反，你还能指望他们替你对抗桓玄吗？现在桓玄与司马元显的力量对比中，荆州方面几乎已经占尽了优势，司马元显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就是刘牢之和他的北府军了，所以对司马元显来说，此时杀刘牢之和自杀基本上没太大差别。
再想一想，刘牢之这个人虽然不可靠，但也得“利令”才能“智昏”吧？凡是桓玄可能给他的好处，我司马元显都已经给他了，而我不能给他的好处，桓玄也不可能给。只要他能够理性地评判得失，也没有甘冒骂名背弃朝廷而投靠桓玄的理由啊！
本来司马元显的想法基本是没错的，假如此时北府军的首领是刘裕，他多半就成功了（虽然只可能是暂时的成功），奈何历史不是数学公式，促使人们做出选择的动机不一定出自理性判断，因为一些很蠢的想法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大概也是历史丰富多彩的原因之一吧。
原本桓玄认为朝廷处境如此困难，应该没有余力远征，待得到堂兄太傅长史桓石生从建康给他秘密送来的朝廷讨伐令时，不禁大吃一惊。桓玄这个人，平常似乎英明果断、智计百出，可一到关键时候就要掉链子（说起来，连桓温都多少有这毛病，想来是遗传的），竟打算收缩兵力，退保江陵。桓玄夺取荆、雍的时间还不长，控制的地域虽大，但这些地域的官吏士民主要是畏惧他的强大而归附，诚心投效者并不多。如果他一仗不打就退保江陵，示弱于天下，对这些人的心理示范作用可想而知，那时难保不发生属下叛投朝廷的事，司马元显也就有了取胜的可能性。
幸亏此时长史卞范之一语点醒了他：“桓公您的英武之名早已天下传扬，而司马元显不过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刘牢之在三吴也早已丧尽人心，他们哪里值得桓公畏惧？我方只要点起大军，直接挺进京都，展示我军的强大，让天下人知道顺公者昌，逆公者亡，他们马上就会土崩瓦解！岂能反而让敌深入，自寻死路呢？”桓玄听罢，大悟，于是改变了主意，发出檄文，声讨司马元显的罪行，同时集结大军顺江东下。
桓玄与司马元显的此次对决，正应了那句俗语——麻秆子打狼，两头害怕。司马元显得知桓玄主动东进迎敌，原本的万丈雄心化成了绕指柔。二月七日，晋安帝司马德宗与文武官员在西池设宴为即将出征的大将军司马元显饯行。宴席结束后，司马元显登上战船，却不敢下令开船，结果朝廷的讨伐大军就一直待在建康郊外无所事事。另一边，桓玄大军沿江东下，行动也不迅速。桓玄总想着事若不成当如何，如果遇上朝廷的讨伐军是否应该撤退，谁知一路风平浪静，直到过了寻阳，仍然见不到朝廷军队的影子，大喜过望，士气方才振作。果然不出卞范之所料啊！
没过几天，司马元显又接到一个坏消息：原本答应做内应的庾楷阴谋暴露，被桓玄逮捕囚禁。得知此事的司马元显心更虚了，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深悔发动这次战争。于是，在二月十八日，他让晋安帝下诏，派宗室司马柔之带着“驺虞幡”前去阻止桓玄军东进，企图重新和解。
驺虞，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仁兽，吃荤但不杀生，只吃自然死亡的动物（估计它经常饿肚子），其原形一说为白虎，即得了白化病的亚健康老虎，另一说为大熊猫。晋朝时，将这种“驺虞”的形象绣在长条形的旗帜上，叫作“驺虞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和解象征，常用于阻止战争（尽管驺虞的原形可能是白虎，但晋朝也有白虎幡，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玩意儿在晋朝初年还很有威力。291年，楚王司马玮起兵作乱，杀死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少傅张华奏明晋惠帝，让人手持驺虞幡前往阻止，司马玮的部下兵士见到驺虞幡，竟放下武器，一哄而散，司马玮遂束手就擒。
但时至今日，朝廷权威早已衰落，驺虞幡在桓玄眼中，如同一块破布。不过，这块破布的到来，也不是没有意义，这让他清楚地看到：司马元显已经胆怯了！因此，桓玄没对驺虞幡有丝毫的敬畏，反而连司马柔之都被他下令斩首。杀人之后，桓玄军继续东进，没因为这件事稍有延滞。至于那块驺虞幡，后来究竟是当了地毯，还是做了铺盖，就不得而知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大军抵达姑孰（今安徽当涂县），命他的部将冯该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此时豫州的治所），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命弟弟司马休之守城，自率九千精兵列阵于洞浦（在历阳之南），另命部将杨秋驻军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长江北岸）。没想到桓玄军一到，杨秋就投降了西军。接着，桓玄派军切断历阳和洞浦之间的联系，纵火焚烧豫州军的战船，司马尚之军人心浮动，遂全军崩溃，司马尚之本人也在逃亡中被桓玄军擒获。司马休之开城出战，再败，只得弃城逃走，比他哥幸运一点儿，没被抓住。这样，道子党阵营中忠诚度最高的豫州军，轻而易举就被桓玄消灭了。
翻开地图册，按照比例尺简单量一下，就可以发现：从历阳到建康的直线距离不足五十公里，如果走今天的高速公路，只是半个小时的车程，而且连接两者的长江航道宽阔笔直。但是，尽管距离如此之近，在历阳会战打响的时候，朝廷的讨伐大军，不论是主帅司马元显，还是前锋都督刘牢之，都按兵不动，坐视司马尚之被消灭。
司马元显不去，是因为他不敢去，他自受命出征那一天起，就把战船当成了颐和园中的石舫，一直停在码头上一动不动。虽然身边的人把他吹捧成天纵英杰，但自去年与孙恩交手，他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了自知之明。说实在的，他既缺少将才，手下也无精兵，真去救援历阳，只怕要早两天当桓玄的俘虏。本来嘛，大家都清楚：要对付桓玄，真正能指望的只有刘牢之的军队。可那个该死的刘牢之怎么啦？他怎么也不动弹呢？司马元显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