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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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为政第二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辜译】

孔子说:“统治者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使自己岿然不动,而群星都会以它为中心来运转。”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辜译】

孔子说:“《诗经》中的《风》《雅》《颂》*一共有诗三百首。其中的道德观念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毫无邪念’。”

(*《风》《雅》《颂》:中国儒学的五大经典之一,被当作诗歌典范,如同西方的《圣经》。)

【辜解】

真正的中国人,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既具有成年人的理性,也具有孩童一样纯洁的心灵,中国人的精神正是这种灵魂的感性和来自理智的理性的完美结合。如果你在经典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考察中国人精神的产品,你会发现,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灵魂和理性的完美结合,让中国人感到满足和快乐。

如果我们考察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的精神,也许能发现这种完美结合。《诗经》,这一最古老的中国文学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国人精神的双重属性完美结合的特点,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内心的写照,正如孔子评价说它“思无邪”那样,真正的中国人就是孩童般的纯洁心灵和充满理性的完美结合。马修·阿诺德[8]关于荷马[9]史诗的评论对于所有中国经典文学一样是正确的,他说:“它(即《荷马史诗》)不仅具有深刻触及人性天然心灵的能量——这是伏尔泰都无法达到的,而且显示了连伏尔泰都赞美的那种纯洁而理性的理解能力。”马修·阿诺德认为,最好的希腊诗人的诗歌是“富于想象的理性的女祭司”。那么,正像在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不断展现的最好的范本那样,中国人的精神正是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想象的理性。马修·阿诺德说:“古代的异教徒的诗歌是靠感觉和理解力生活的;中世纪的基督徒的诗歌则是靠心灵和想象力生活。但是,现代精神生活的主要成分,即当今欧洲人的现代精神的主要成分既不是感觉和理解力,也不是心灵和想象力:它是一种想象的理性。”

如果马修·阿诺德关于当今欧洲人的现代精神的成分的说法是真的,欧洲人如果要正确生活——当然不得不生活,他们必须依靠想象的理性;那么,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人的精神——马修·阿诺德曾将这种精神称为想象的理性是多么的重要,它是多么有价值,多么重要——如果你们愿意去学习它,试图去了解它,而不是忽略、轻视甚至想毁灭它的话。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辜译】

孔子说:“一个国家如果只是依赖法律,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法律,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样可以让百姓不会犯错,但百姓对错误的行为不再会有羞耻感。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通过鼓励教育和好的行为来维持秩序,那么百姓对错误的行为就会有羞耻感,而且会发扬光大良好的行为。”

【辜解】

余尝谓客曰:“周之末季自荀卿以后无儒者,今自张文襄以后亦无儒臣。”客曰:“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出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风化自任,岂不岿然一儒臣乎!”余答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出示禁嫖赌,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此行政也,非行教也。然行政亦须知大体,盖嫖赌是伤风化之事耳。小民嫖赌,易于聚众滋事,扰害专访,此作奸犯科之事,得以弄法治之,故出示禁止犹可说。至出示禁止职官嫖赌,即以行政大体论,亦乖谬已极。古人刑不及大夫,盖欲养其廉耻也。夫以刑政施于小民,孔子犹惧其无耻。小民无耻,尚可以为国,致使职官士大夫而无耻,吾不知其何以能为国邪?今日职官放浪冶游,有失威重,固足以伤风化,若督抚不明大体,乃至将督部堂煌煌告示粘贴妓馆娼寮,以为维持风化,不知其败坏风化实有千百倍于士大夫之冶游洲浪者。”

辜解译文

我曾对一位客人说:“周朝末年自荀子之后再也没有儒者,而现在却是自文襄公张之洞以后不再有儒臣。”客人回答说:“现在南洋大臣张安圃贴出告示,禁止官界、学界、军界嫖赌,以维持社会风气为己任,难道他不是一个高大的儒臣吗?”我答道:“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禁止嫖赌,这是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这是在‘行使政令’,而不是在‘施行教化’。然而,在行使政令时,必须知道大局,因为嫖赌是有伤风化的行为。普通百姓嫖赌,容易聚众闹事,扰乱社会秩序,这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因此必须受到法律制裁,所以禁止他们嫖赌是合理的。但对于禁止官员嫖赌,认为是从行政大局出发,就荒谬至极了。在古代,之所以刑不上大夫,是为了让他们提高自身修养,有廉耻之心。所以,把刑法政令施加在普通百姓身上,孔子还担心会让百姓不知道廉耻;不过普通百姓虽然不知道廉耻,国家依然可以存在,如果在职官员、士大夫们不知道廉耻,那么我真不知道这样的国家还是否能存在?现在在职官员放纵不羁,沉浸于游玩嫖赌,对社会风气的损伤固然很大,而各地总督巡抚若不识大体,反而把禁止嫖赌的公文告示堂而皇之地贴在妓院赌场的周边,想借此来改良风气教化,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反而比士大夫放浪形骸所产生的后果要严重上千百倍!”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辜译】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三十岁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标准;四十岁时不再被外界事物所迷惑;五十岁时懂得了信仰的真理;六十岁时能毫不费力地理解所听到的任何事情;七十岁时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会违背法律和道德。”

【辜解】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也就是宇宙的终极神圣秩序。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给它起了不同的名字:德国人费希特[10]把它称作“宇宙的神圣理念”,中国古代哲学家则称它为“道”,或者说“自然之道”。但是无论采用什么称呼,正是这些有关宇宙的神圣秩序的知识,使得哲学家们看到了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或者道德法律的绝对必要性,它们是宇宙神圣秩序的一部分。

这些关于无条件的、必须服从的道德准则的知识,能够让那些有着伟大思想的哲学家遵循和顺应宇宙中最高的道德准则。孔子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然而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大部分的人并不具有这种伟大的觉悟,甚至无法理解他们这些具有伟大思想的哲人,和他们对宇宙终极神圣规则所作出的追求和努力,当然也更加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遵守这宇宙间最高的道德准则了。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道德准则,最先是一种理念存在,然后才被当作法律被严格遵守,它只是为圣人准备的。民众则既没有足够的智慧力量来把它们理解为理念,也没有足够的性格力量像法律一样严格遵守它们,直到法律的产生。”因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11]所讲的哲学和道德理念,在学者那里才具有价值。

而宗教则不同,宗教的价值正在这里:它能使人们——甚至那些既没有智慧力量,也没有性格力量的民众,严格信奉和遵守道德行为准则。宗教是如何做到的?在人们的想象中,宗教之所以能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是通过对信仰上帝的教育。但是,正如我所告诉你们的,这是一个巨大错误。促使人们真正遵守道德法律或者道德行为准则的唯一权威是道德感,也就是人们心中的君子之道。孔子说过:“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甚至耶稣在宣传他的宗教时也说:“上帝就在你心中。”因此我说,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教导民众信仰上帝并利用宗教就能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的想法是错误的。马丁·路德在《但以理书》注释中说得很好:“上帝仅仅是一个人寄托信任、忠诚、希望、仁爱之所在,如果寄托得真实,那么上帝一定也是真实的;如果寄托虚假,那上帝也是虚幻的。”因此,宗教中宣扬的对上帝的信仰仅仅只是一种“寄托”,或者正如我所说,是一种避难所。但是路德接着说:“寄托,即对上帝的信仰,必须是真实的;不然,寄托——信仰,就是虚幻的。”换句话说,信仰上帝必须是对上帝有真正的认识,必须是一个对“宇宙神圣秩序”的真正认知,这种认知就如我们所知道的,只有智者才能够获得,而民众则无从获得。因此你们看到的那些宗教教导人们信仰上帝,并且想象它能使民众遵守和服从道德行为准则,这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人们把对上帝的信仰——也就是对宗教所教导的“宇宙神圣秩序”的信仰——恰当地称为一种信念、一种信任,或者如我所称的一种避难所。这种避难所,这种宗教所宣扬的对上帝的信仰,尽管虚幻,但是这种虚幻也能帮助并使人们遵守道德行为准则,这是因为,信仰上帝能给人们,给普罗大众带来一种安全感和生存的永恒感。歌德说过:“虔诚,也就是宗教所宣扬的信仰上帝,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仅仅是一种方法,通过它给人的精神和性情赋予完全而完美的平静,并由此来实现文化的最高境界和人类的完美。”换句话说,宗教所宣扬的信仰上帝,通过赋予人们一种安全感和生存的永恒感,而能使他们平静下来,并让他们感到精神和性情的平静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这种平静中可以感知君子之道或者内心的道德感,这种君子之道是使人们真正遵守道德行为准则或道德法律的唯一权威。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辜译】

孔子故国的一位贵族孟懿子(鲁国的大夫,三桓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谥号。其父临终前要他向孔子学礼)问孔子,一个孝子应该做什么。孔子回答:“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后来,当孔子的一位学生樊迟(姓樊名须,字子迟。他曾和冉求一起帮助季康子进行革新。颇有重农思想,因曾向孔子问“学稼”而遭训斥)给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学生说:“天呀!竟然问我一个孝子应该做什么!我回答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樊迟问:“您那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孔子回答,“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照礼侍奉他们;父母去世后,要按照礼的仪式埋葬并祭祀他们。”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辜译】

上面提到的贵族孟懿子的儿子孟武伯(姓仲孙,名彘。“武”是他的谥号)在父亲死后,问孔子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只要想到当你生病的时候,父母有多么焦虑,你就知道该如何对父母尽孝了。”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辜译】

孔子的学生子游(姓言名偃,字子游)也问过孔子上面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如今孝子的责任仅仅意味着能够赡养父母。但是,你也养着狗和马。对父母如果没有敬爱和尊重,和养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呢?”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辜译】

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夏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孔子回答:“难就难在做事情时的态度。如果仅仅是有需要年轻人做的事情年轻人去做了,有好酒美食的时候允许父母一起享用——这就是一个孝子的全部责任么?”

【辜解】

当子夏问什么是子女的孝时,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并不是真正的“孝”——重要的不是你对父母尽什么义务,而在于你以何种态度和精神去履行这种义务。

我想在此指出的是,孔子的道德教育的伟大之处和真正功效正在于此,而翟理斯博士没能看到。这一要点就是,在道德职责的履行上,孔子认为重要的不是什么,而是怎么做。这也就是道德和宗教的区别,即仅仅作为道德的规则和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的教义之间的区别。道德教师们仅仅告诉你什么样的行动是道德的,什么样的行动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仅告诉你这些。真正的宗教导师不仅仅谆谆劝导外在行为的做法,而且坚持态度的重要性、内在行为的重要性。真正的宗教导师教育说,我们行为的道德与不道德并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怎么去做。

这就是马修·阿诺德所称的基督的教育方式。马修·阿若德在他的福音中,举过基督的一个相同的教育方法:当贫穷的寡妇给基督那八分之一小硬币时,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要注意的不是她给了什么,而是她怎么给的。道德家说过:“不得通奸。”但是基督说:“我要告诉你们,不管是谁,只要他怀着欲念盯着一位妇女看,就已经触犯了通奸罪。”

与孔子同时代的道德家们说:“孩子们必须劈柴担水,必须给父母拿来房间中最好的食物和酒。这就是子女的孝行。”但是孔子说:“不,那些并不是孝道。”真正的孝道并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义务,更体现在以什么方式、态度和精神状态去完成这些义务。孔子说,难就难在做事情时的态度。我最后将指出,孔子教育方式的价值就是观察道德行为的内在本质,正是通过这种价值,孔子变成了一位伟大的、真正的宗教导师,而不是基督传教士所说的仅仅是一个道德家和哲学家。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辜译】

孔子在谈到他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姓颜名回,字子渊。鲁国人。孔门“十哲”之一,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时,说道:“我曾和他谈论过一整天,在这期间,他对我说的话几乎没有提过一次反对的意见,看起来好像很愚蠢。但是当他退出去之后,我考察他的生活和言谈举止,我发现他能从我告诉他的话里面受益。可见他并不愚蠢。”

(*颜回就像孔子思想的传教士圣徒约翰——这是一个纯洁、勇敢而理想的角色,也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因为这个学生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论语》中,我们便不再像通常那样采用省略姓名的方式,而是在以后直接引用他的名字。)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辜译】

孔子说:“通过观察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来了解其动机,发现其嗜好,那么他还能掩饰自己吗?他还有什么能隐藏得了呢?”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辜译】

孔子说:“如果不断地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并且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一个人就可能成为老师。”

2-12

子曰:“君子不器。”

【辜译】

孔子说:“君子,不会把自己仅仅变成一台机器,只适合做一种工作。”

【辜解】

《易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理之全体也;器者,势之总名也。小人重势不重理,君子重理不重势。小人重势,故常以势灭理;君子重理,而能以理制势。欲以理制势,要必知所以用理。权也者,知所以用理之谓也。

辜解译文

《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道”,是本质的集合;所谓“器”,是现象的总称。小人只重视现象而不重视本质,君子重视本质而不会只重视现象。小人只重视现象,所以经常用现象来蒙蔽本质;君子因为重视本质,所以会通过本质控制现象。要想通过本质控制现象,就必须知道本质的规律。权衡选择,就是知道事物的规律。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辜译】

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君子。孔子回答:“君子,就是先做后说,然后再根据自己所做的事情去说话。”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辜译】

孔子说:“君子会不偏不倚,但不会保持中立;小人会保持中立,却做不到不偏不倚。”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辜译】

孔子说:“只知道读书学习,而不去思考,只能是枉费精力而没有收获;只是一味地思考而不去学习,就会陷入迷茫,那样就很危险了。”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辜译】

孔子说:“只顾着埋头钻研形而上学理论,这确实是非常有害的。”

【辜解】

孔子对他的学生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己。”这里的“异端”,是指老庄之类的哲学。当然,对于像卡恩多·海因格尔、塔戈尔、拉茨萨尔等异端邪说如果不加攻击,对保全完整的人格是有害的;而对于像老庄之类的哲学异端,如果把它作为药剂来使用还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把它当饭吃就有弊无利了。像拉茨萨尔这样的思想,对于欧洲社会是必要的,因为现代欧洲社会不是很健康,它还需要拉茨萨尔这样的思想药剂——当然,他的这种思想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或人格健全的国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东亚各国,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什么病,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这种思想。孔子曾批评那些只注重礼乐形式的弊端时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我听说日本政府打算在上海建一座博物馆,但是我认为,那里面打算陈列的骨质古董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品——在我看来,日本与其把钱投入到建筑博物馆中,还不如用来帮助贫穷的日本妇女。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辜译】

孔子对学生仲由(姓仲名由,字子路。孔门“十哲”之一。以政事见称。直率勇武,敢于批评孔子。孔子对他评价很高)说:“你还要我来教你什么是理解吗?知道自己明白了什么,知道自己不明白什么——这就是理解。”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辜译】

孔子的学生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死后,独立招收弟子,宣扬儒家学说,是“子张之儒”创始人)想学谋取官职的办法,孔子说:“要多学习,读各种不同的书,有疑问的地方暂时放在一边;其余那些你知道的,也要谨慎地说出来。这样,你就不会轻易遭到批评。要走向社会观察世事,但要远离其中,不要让自己卷入麻烦。然后,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免让自己感到自责。与人交谈的时候,尽量少给别人攻击的机会,在自己的行为上也少出现自责的情况。那么,即使你不想升官,也是不可能的。”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辜译】

孔子祖国在位的国君鲁哀公(姓姬名将,鲁国第二十六任国君)问孔子,怎么做才能保证百姓服从统治。孔子回答:“坚持正确的事情,放弃不正确的事情,百姓就会服从统治。但是,如果坚持不正确的事情而放弃正确的事情,那么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辜译】

孔子祖国有一位在政府担任部长的贵族季康子(季孙肥,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姬姓,季氏,名肥。谥康,史称“季康子”。鲁哀公时鲁国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问孔子,怎么做才能激发百姓的尊重和忠诚情感,以便让百姓为了国家利益而贡献力量。孔子回答:“认真对待百姓,百姓就会尊敬你;让百姓看到你有多么尊敬自己的父母,多么效忠于自己的国君,多么体贴比自己职位低的人,百姓就会忠诚于你。提拔勇于做事的人,教育没有文化的人,百姓就会为国家贡献力量。”

【辜解】

孔子所做的最伟大贡献,就是给中国人提供了关于国家的真正理念——一种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的国家基础,而且在给出这种理念时创造了一种宗教——国家宗教。

孔子在晚年的一本书里介绍了这种国家宗教,这本书叫《春秋》。在这本书里,孔子首先制定并确定了被称为“名分大义”或“荣誉法则”的有关效忠契约的新圣礼。在这本书里,孔子教导了关于效忠的神圣职责,这本书也是中华民族的大宪章。它包含了孔子用来约束所有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绝对效忠于皇帝的神圣盟约、神圣社会契约。这种契约和圣礼、这种“荣誉准则”,不仅是中国的国家和政府,而且也是中国文明惟一的、真正的宪法。

大众之所以感到需要宗教——我说的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是宗教给了他们一个避难所,之所以是避难所,是因为信仰一个超能力的存在体,比如上帝,他们在其中能够发现一种生存的永恒感。但是我说过,孔子所教导的那套哲学和道德体系——常被称为儒学——能够代替宗教,能够使人们甚至普罗大众即使没有宗教也能生活。因为我说过,这表明儒学必然能够带给人们,带给普罗大众跟宗教一样的安全感和永恒感。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孔子留给中国的国家宗教中所教导的“效忠于皇帝的神圣责任”。

就像你们所理解的,在整个中华帝国内,所有男人、女人、孩子心中所怀有的效忠于皇帝的神圣责任,使得在中国大众的心目中,皇帝被赋予了一种绝对的、超级的、超然的、全能的力量。这种对皇帝的信仰,使得全国大众的心中确信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永恒。这种国家的绝对稳定和永恒,又使人们确信社会无限的永续和长久。这种社会无限的永续和长久,也使中国大众心中确信种族的不朽。对于皇帝全能力量的信仰是由效忠的神圣责任所产生的,而对于种族不朽的信仰来源于对皇帝全能力量的信仰。正是这种对种族不朽的信仰,给了中国人——中国大众——一种生存的永恒感,这种永恒感和其他国家由宗教所宣传的来世生活所带来的永恒感是一样的。

就像孔子教导的绝对神圣的效忠责任确保了民族种族的不朽一样,儒学所教导的祖先崇拜中的祭祀也确保了家族的不朽。事实上,与其说中国的祖先崇拜的祭祀是建立在对来世的信仰基础上,不如说建立在对家族不朽的信仰基础上。当一个中国人死去时,可以安慰他的不是他将有来生这一信仰,而是他相信,他的孩子、孙子、玄孙、他的一切亲人,都将记住他,想着他,爱着他,直到很久远的未来。通过这种方式,在他的想象中,死亡就是要继续走一段很长很长的旅程,如果没有希望一路伴着他,至少他还有与亲人重逢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还很大。儒学中这种祖先崇拜,伴随着效忠的神圣责任,给中国人提供了生存的永恒感,不管他们是在生存时还是死亡后,都获得了同样的安慰,而这种永恒感和其他国家那些信仰来生的宗教所给予大众的永恒感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将祖先崇拜和效忠皇帝的神圣责任看得同等重要。

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我所称的中国的国家宗教中,孔子教导的整套体系事实上仅有两件事:对皇帝效忠,对父母孝顺,用中国话说就是“忠孝”。在儒学或中国的国家宗教中,有“三条信念”——用中国话说就是“三纲”,也就是三项最主要的责任,按照其重要性,它们依次是:第一,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第二,孝顺和祖先崇拜;第三,婚姻的不可亵渎,而且是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三纲中的后两项就是我称作“家庭宗教”中的内容,也就是在前孔子时代出现的古老神意宗教中的内容,但是第一项——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是由孔子首次提出的,是他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国家宗教或新型神意宗教。但是“第一信念”——即对皇帝效忠的绝对责任,在儒学中的地位就如同所有信仰上帝的宗教中的“第一信念”。这是因为,儒学和信仰上帝的宗教具有对等意义,就像我展示给你们的,儒学能够替代宗教,而且使得中国人甚至是中国民众不再感到需要宗教。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辜译】

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出来做官,参与国家的政府管理呢?”孔子回答:“《尚书》是怎么讲孝子的义务的?‘对父母尽孝,对兄弟友爱,管理家庭时减轻自己的责任。’这些也是政府的责任。为什么一定要出来做官,参与政府的管理呢?”

【辜解】

在欧洲语境中,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宗教的创立者,那个人必须拥有超凡的,或者至少是一种不寻常的强大的情感天性。孔子事实上是一个名为商的部落君王的后裔,在孔子生活的朝代之前,商朝曾经统治着中国,商族人同希伯来人一样具有强大的情感天性。但孔子生活在周朝,周族有着和希腊人类似的良好的智慧天性。周公是周族的一个真正的代表,正如我所说的,周公就是前孔子时代的宗教以及古老神意宗教的创立者。因此孔子可以说,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一个出生在希伯来族中,带有希伯来人强烈的情感天性,同时又受过最好的智力文化教育,有着希腊人赋予的最优秀文明的智力文化的人。事实上,孔子就像当代欧洲伟大的歌德一样。欧洲人总有一天会认识到歌德的伟大,会把他看作人性最完美的类型——即真正的欧洲人,就像中国人已经将孔子作为人性最完美的类型——即真正的中国人一样,只不过歌德是欧洲文明造就的,而孔子是中国文明造就的。因此我说,就像伟大的歌德一样,孔子因为受过太高教育和文化熏陶,以至于他无法被归为宗教创立者的行列。事实上,即使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他也很少为人所知,除了他最亲近、最接近的门徒之外。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辜译】

孔子说:“我不知道人如果没有信誉,将如何处世。大马车没有挽具,小马车没有马具,将如何行进?”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辜译】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是否能知道十代以后的社会文明状态。孔子回答:“殷朝继承了夏朝的文明,殷朝在夏朝的基础上做了哪些修改是很清楚的。现在周朝继承了殷朝的文明,它对前朝做了哪些修改也很清楚。或许会有其他的朝代来代替周朝,但是如果真的出现朝代更替,那么百代之后的社会文明也是可以预知的。”

[*夏朝(公元前2205-公元前1818年)对于孔子时代的人来说,相当于希腊时代对于当代的欧洲人。同样,殷朝(公元前1766-公元前1154年)对于当代欧洲人来说相当于罗马时代。]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辜译】

孔子说:“如果不是出于真正的情感或敬意而去拜神,是盲目崇拜;*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却没有按照自己的判断去做事,表明缺乏勇气。”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即“奴性”。懦弱是老实人的悲惨命运。——泰戈尔)

【辜解】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中国的“谄”字,字面意思是“谄媚”。孔子把“盲目拜祭”解释成受卑鄙动机驱使所行的拜祭。直到今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谈起佛教徒时,仍说他们“媚佛”,即向佛献殷勤,阿谀奉承或巴结谄媚。

真正的基督徒之为基督徒,是因为他本性如此,是因为他热爱神圣的东西和基督教中一切可爱的东西,就像艺术家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样,真正的基督徒是为了基督教而爱基督教。而基督徒中的“乱臣”之所以要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害怕地狱烈火的炙烤;而基督徒中的“贼子”呢,他们之所以加入基督教,是因为他们渴望进入天堂,与天使们一道饮茶、吟唱圣歌。这种做法,动机显然是不纯洁的,当然也属于“谄”。如今,真正的耶稣会士不太相信天堂、天使或地狱的烈火,但却希望别人去相信这些东西——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而入基督教,这就是所谓的“耶稣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