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都“城格”的迷失
（一）民族话语下的国都危机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长治久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实际上，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有些事倍功半。民国成立日久，政治上并未取得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经济上绝大部分民众仍旧求生艰难，国家的面貌也与早期希望相差甚远。“九一八”以后，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名存实亡，华东地区也是暗藏凶险，中日大战一触即发。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软弱与失败，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国民党政权的敌意。在国内，国共两党彼此角力，各地军事实力派拥兵自重、阳奉阴违，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也是明争暗斗、相互拆台。内忧外患、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如果说南京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人们还对之抱有政治幻想和价值寄托，此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和糟糕现实则使得他们对民族、国家及个人的出路深感忧虑。国民党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断消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却被激发。现代作家对民国国都、国民党总部所在地南京的叙述，强烈地表现了这一时代情绪，民主、自由、富足、文明的新都形象开始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偏安、苟且、迷惘、缺乏内在力度、没有灵魂的迷失之城。前后对比，说明了知识分子对南京由饱含期待到不断失望的巨大心理落差。
袁昌英六年之后再游南京的见闻和感想，已不见当年的生机和自信，取而代之的是不可回避的失落和迷惘。她眼中的玄武湖、紫金山和田野，分别是“枯槁的”“憔悴的”“瘠瘦的”。面对南京的古迹与新胜，她的思绪不由地穿越广阔的时空，抵达到全国各地的社会现实，南京，在这里不过是作者联想和思考的触发器。显然，南京的政治身份，是它成为触发器的重要缘由，这也可以看出，围绕南京的书写，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与时局的深刻影响。袁昌英在叙述南京城时，既把它当作城市客体，又把它当作权力主体，由此感叹南京城的容颜“深郁沉愁”，“悲哀过度”，又质问道：“你亲眼见着我们这些无聊不肖的儿孙，将你那满是血液，满是生命的躯体，忍心无耻地一块块割让与异族，将你一直爱护有加的人民，残忍酷恶地用鸦片烟、吗啡、土匪、病毒、洋货等，一群群断送到黑暗无边的苦海里去，你的心何能不痛？你的泪何能不流竭？你的容颜何能不苍老？”[36]作者质询“六年中政治的进步在哪里？社会民生的改善在哪里？”对之的失望表露无遗。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拿南京与巴黎、柏林、纽约等城市比较，认为新都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空虚的都城”罢了，“在这种散漫空虚的生活里，如何能够产生、营养、发挥一种固定的、有个性的、光荣的文化出来？”[37]南京，迷失在属于自己的国都“城格”之中。
如果说早期南京新都的想象，因为政治期望的介入变得激动人心，那么，也正因为其过于浓厚的政治色彩，才使得这个想象与表述缺乏城市本身应有的内在生命力和经验统一性，当现实的黑幕笼罩在中华民国积弱的身躯上时，狂躁的激情很容易转为清醒的受骗感，政府的专制腐败，资本家的贪婪挥霍，官员的不思进取、尸位素餐，种种乱象昭示着崩溃即将来临。尤其对于一些在南京政府机关或文化机构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黑暗的感受尤为深切。陶行知由南京路上郭标出殡的宏大铺张场面所造成的“死人当道”，联想到南京官场的“病人当国”，激愤地写下小诗一首：“死人当道，/病人当国。/路走不通，/国将不国？”[38]储安平则试图在一篇讽喻性散文中揭示“称病”这一南京的官场规则：称病的好处，在于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假如你不懂得在必要时将如何嚷着说生病了，而此病又必须休养的话，那末要人之梦，便全没你的份了”。官场朋友之间的相互吹捧，也不过是政治进阶的一种手段、一种“Team Work”而已，因为“捧自己的朋友就等于捧自己”[39]。对南京官场厚黑学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梁得所与友人夜游紫金山时，谈到早期革命往事，针对时局不禁感叹“当年革命事业何其简洁，到今日政治所谓上轨道，其中关键便繁复起来了”，又联想起“今年的中秋节，正是日本承认满洲伪国的日子，难怪紫金山上的明月，在乌云中黯淡无光”。[40]这其中的失落和伤感跃然纸上。傅斯年在《“九一八”一年了》中愤慨地批驳政府的无作为，南京官场安逸、苟且，南京民众也在“苟安的梦中而毫无振作的气象”，日寇入侵的渔阳颦鼓“碎不了南京的六朝风度，则中华民国更有何希望呢？”[41]
严酷的社会现实，理想受挫后的迷茫，逼迫着敏感的青年开始转向对个人生存的体悟与思考，然而，缺乏统一的思想文化作为依附，他们又清醒地体会到出路的不可预知，这就导致选择的迷茫和难以脱身的伤感。《从秦淮河畔拾来的遗书》反映了此时南京青年的这种心理：“我”和几位同学从上海来到南京，加入革命团体，想把余生贡献给社会，但碍于身体，加上时局变幻不定，终究陷入“迷茫的雾中，找不到一条正大而光明的路道”。“我”在遗书中把政治、民族、社会等一系列宏大的问题缠绕在爱情与个人出路之中，爱慕的人远走南洋，自己却永无休止地陷入了梦想幻灭和漫无目的的寻找之中，“好像失去了灵魂主宰一样”。[42]如果说早期的南京想象被赋予了新生和希望的象征意义，那么此时，正如同一个刚刚走入社会、面对强大迅猛的现实压力的青年人，南京显然无力承担“国都”身份所赋予的民族、国家想象而迷失在意识形态符号的迷宫里，并最终走向了沉沦与幻灭。
由此，就带来了民族话语运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悖谬。当国民政府以“三民主义”号召古老的民族重新审视自己的未来时，它确实以自晚清以来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凝聚了人心，强化了人们以国民政府为主导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但历史并没给国民政府太多时间去充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在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的现实之前，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民众的期待南辕北辙，曾经为国民政府增色不少的“民族主义”，自然而然地成为攻击南京政府的利器，成为悬在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值得注意的是，广大党派文人和中间派作家对南京政治腐败、文化积弱提出了不可谓不深刻的批评，却并未危及国民政府统治的合法性，他们的批评大多具有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也是希望破灭的应激反应。傅斯年质疑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性和人民立场，但也不忘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43]，作者的批评和指责更多的是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为数不多的对南京贫富差距的刻画和对底层人民生活惨状的表述，也更多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乞丐——新都杂感之二》中讲述一个将死的乞丐在冬夜里痛苦的嘶吼，但坐在黄包车上的“我”也只是在心里表露一些同情而已，并希望他不要惊扰了公馆的清静，引来一顿棍棒。[44]正是由于政治心理和出发点的不同，党派文人、中间派作家以批评态度塑造的南京形象，就与左翼作家构设的南京罪恶形象，有了本质的区别。
（二）秦淮河：变迁中的历史尴尬
秦淮河可算是南京最负盛名的地理空间，这条自通济门附近入城，经镇淮桥辗转向西北，从水西门出城的一湾碧水，因航运贸易的便利，成为南京最早的城市商业中心之一；东晋建都南京，名门望族聚居于秦淮一带，雕廊画栋，玉宇楼台，经济兴盛，文化繁荣，沉淀了南京六朝金粉的城市性格底色；明初，朱元璋将官营妓院迁至武定桥一带，又“建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十四楼于南京，处以官妓。”[45]“妓家鳞次，比屋而居”，“真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也”，是典型的温柔乡、富贵地。[46]明永乐年间，江南贡院得以扩建，规模全国居首。“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47]士子与名妓携手冶游，戏掷金钱，闲抛玉马，青楼文化与仕宦风流构成了极具特色的秦淮文化景观。正如陈蕴茜所说，“秦淮空间是多重意象的集合体：军事堡垒、商业中心、水运枢纽、人文胜地、风月场所和大众娱乐空间”[48]。但秦淮的军事、水运、商业等功能性表达在文学作品中，显然受到了一定的压抑。在人们的文化记忆中，六朝金粉、秦淮八艳、歌台画舫、东林文人、诗酒琴棋、末世颓废等关键词才是标记秦淮文化的符号。在以《板桥杂记》《桃花扇》《儒林外史》等秦淮书写为代表的作品中，那个充斥着阴柔气息的“昌明鼎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想象，以及由之而生的“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的强烈历史感，才是秦淮乃至南京固定的表达模式，它是中国文人在面对秦淮、南京时一种高度统一的传统心理情感结构，它也构成了古典南京城市性格的精神内核。
然而，现代作家眼中的秦淮河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可以从风流散尽的“臭水”形象构建中得到管中一窥。陈西滢在讲南京的娱乐时，提到秦淮河，但“实在不爱”：“什么六朝金粉，我只看见一沟腌臜的臭水”，“只见一船船营养不足的女子，搽了浓脂厚粉，用那败瓦破竹的声音，唱那不成腔调的戏曲，助那些竹林游客们的清兴。”[49]朱自清早年与俞平伯同游秦淮河，二人写下了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那时的秦淮河华灯映水，画舫绫波，是何等的富于诗情画意，然而，再次到访，“那文中所说的情形，现在已大变了”，“夫子庙前旧日的画舫，那样狼狈的样子，又在老万全酒栈看秦淮河水，差不多全黑了。加上巴掌大，透不出气的所谓秦淮小公园，简直有些厌恶，再别提做什么梦了”[50]。路翎在《财主底儿女们》中同样提到残破、颓败的秦淮景象，这条河“浮着肮脏的泡沫”，在酷烈的太阳下散发着“重浊的臭气”，“从两岸的密集的房屋底腐蚀了的骨架下，经过垃圾堆，黑色的臭水向河里流着，在太阳下发亮。周围是深深的，夏日的寂静和困倦。河岸上奔跑着野狗。远处有剧场底锣鼓声；楣桩脱落的、旧朽的花船系在河边。”[51]这些都在述说着秦淮河在现代变迁中风采气韵的流失。
显然，这种尴尬处境首先是秦淮空间现实状况的如实摹写。到了近代，随着国运衰退、科举废止，传统的秦淮盛况荡然无存。现代城市运动兴起，传统精英文化退却，大众俗文化勃发，普通民众迅速占领了秦淮空间，三教九流之徒云集于此。夫子庙一带成了公共娱乐的场所，但“此区域中所营之商业，除去茶楼酒肆、歌台舞榭。即系吃食店、照相馆。及广货店。殆无一正当之商肆”。商贩摊点多“为暂时之营业。无永久之企图”，杂乱无章、简陋异常。[52]江南贡院自科举停，“亦随之废，今则垣颓宇败，已日就残圮矣”；贡院门前的空地，“为游戏杂技麇集之区”，有变戏法的、拉西洋景的、舞刀弄棍的、展览奇异动物的、粉墨登场唱汉调的，“均无可取”；桃叶渡为王献之迎送爱妾之地，“本为南朝艳迹，今乃沦为水道，为一般赤足力夫挑取河水之所，污秽泥泞，几令人望而不敢即”。[53]秦淮河道年久失修，居民卫生习惯不良，最终导致河床淤塞，水质变臭；加上娼寮、烟馆林立，黄、赌、毒屡禁不绝，作家面对如此情景，自然难以忍受。
当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侵袭中走向衰败与凋零，而变革中的城市又未能提供一套完整的、可供安抚的文明之时，现代作家不可避免因城市传统性格的骤然断裂而倍感失落。曹聚仁写道：“秦淮河默默然躺在那里。……歌女的珠喉，夹着台下的叫好声，夹着灿烂的徽章，南京姑娘已经很摩登了！‘埃红’的彩色电光代替了月儿，映入秦淮微波中，秦淮河也摩登了”[54]。摩登化了的秦淮河显然不是作者心仪的对象。张恨水在小说《如此江山》中描绘了陈俊人在朱雪芙的带领下夜游秦淮河的情景：两人走近秦淮河时，对秦淮河拥有着许多“知识”的俊人未能发现脚下这块土地就是大名鼎鼎的秦淮河，直到雪芙告诉他时，他才惊异地问道：“这就是秦淮河？怎么一点风景没有？”他不能识辨的原因就在于，这根本就不是他心中那条能唤起梦幻般感觉的河流，他看到：“在这船外边，便是那黑黑的一条河水，水上有那大小的游船，四周全去了船篷，敞开了舱位，让游人在里面坐着……更有穿了鲜艳衣服的年轻姑娘，全露着手臂，半露着大腿……那些姑娘们身上，谁都有个花儿朵儿的，在船上灯火通明之下，很深地给予了岸上人一种刺激。仿佛之间，有香透到鼻子里来。可是同时那热火罩的空气里，也有一点东南风吹起，刮得那河上的恶臭气味，一般地向岸上扑着。”[55]传统秦淮形象作为高度固化了的集体想象物规定了张恨水的“阅读期待”，亲临其境时，才发现秦淮河早已物是人非。虽然作为传统意象的花船、妓女还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但这更像是抽空了灵魂的存在，它缺少内涵，缺少韵味，缺少情致，缺少一切可供审美想象的现实情境。如果我们把秦淮河作为一个可供文人阅读、体验的艺术品的话，那这个眼前的秦淮早已丢失了它应有的“光韵”（Aura）[56]：擅才艺、知礼仪、喷珠吐玉、神采清越、品性高洁的青楼名妓已难寻，而冷饮店的女招待却“袒胸裸臂。极尽媚态”[57]；依竹傍梅、清幽雅致的居住环境，变成了楣桩脱落、破烂不堪的河房与散发臭气的腐水；儒衣书服、风流倜傥的文人雅士变成了不三不四、游手好闲的孟浪之子；情性相投、悠然神交变成了龌龊狭邪、肉体竞卖。
现代城市空间的变化摧毁了漫游者旧有的感觉结构，也带来了剧烈的心理情感波动，这种心理情感波动包含了激愤、痛苦、怨恨，最重要的，还有惋惜。钟敬文说：“这样一条负荷着那么华丽的历史荣名的河流，在实际上只是这么一回事，心中自然要有些惋惜的意味”[58]。储安平逃离南京城，在豁蒙楼享受远眺的乐趣时，“真有出世之感”，眼前的寂静与悠然，再加上“因近代都市文明的加速而增加的幻影”，一阵“悲哀”涌上心头。[59]而对于“一班住在南京稍久的人”来说，他们更为深刻地体味到城市的变化，“看见这里变成日见繁华的都市，心上很觉得不安，谁都在心坎上留着一个昔日荒凉的古城的影子，像怀念一个老友似的，看见一切都在渐渐变更了，心里就起了一股怨气，真像对一个老朋友说：你‘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一样的悲伤。”[60]怀旧感的产生也说明了传统的人与城之间妥帖、融洽的关系已被打破，出现了某种悲剧性的断裂。
至此，我们看到，在现代作家眼里，秦淮河这个南京城市性格标签已然失去它自己原有的独特性，这也导致了南京城市面目的难以识辨。卡尔维诺在描述克拉莉切城时说：“新城越是在克拉莉切旧城的地址和名称上兴旺发达，就越发现自己在远离她，而且比老鼠和霉菌更迅速地摧毁她。”[61]南京也一样，它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就越褪去自己鲜亮的城市个性，就越迷失自我，最终成为一个“就这么回事”的、平常而普通的现代都市，“泯然众城矣”！
当然，南京“迷城”形象的出现，与现代作家本人的思想观念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正如朱雪芙回答陈俊人的疑问时所说：“秦淮河就是这个名，你不要到风景上去着眼。”[62]传统南京风流自赏、诗意盎然的城市性格，很大程度上是文人雅士自我人格外化的想象性构建。而受现代观念影响的作家文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往的士子文人一样，以携妓冶游、竞香逐艳为风流标榜、名士自许，不可能以想象性的城市文化身份的诗意构建代替现代理性眼光下的价值评判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加强了他们对沉迷风月的罪恶感，娼妓在他们眼里已然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是需要用现代文明加以审视、剖析乃至疗救的文化痼疾。所以，我们看到，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方面极力寻找着传统秦淮的诗意想象，坦言自己“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一面又理性地告诉自己“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63]。张恨水回忆自己在南京与朋友聚会时常有歌女相伴，尽管“没有逃席”，却不时地审问自己“难道真打算作个《桃花扇》里人？”[64]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现代作家面对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丢失了传统意蕴、越来越面目模糊的“迷城”南京时，他们激愤、痛苦、惋惜，极力回忆、追缅着那个充满了风流俊赏的“古佳丽地”，对现代性的负面后果投去严厉的一瞥；同时，他们又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以进步、理性的眼光打量这个城市的性格底色，看出了历史文化遗留本身的荒唐，以此解构了传统南京的诗意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