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翼话语建构的南京形象
当众多党派文人和中间派作家沉溺于南京“新都”的政治臆想，或深陷于南京“迷城”的伤感和愤慨中时，一种以无产阶级意识为主导的左翼话语，以雷霆万钧之势进驻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表达空间，并迅速成为文坛主流。这也给南京的国都想象提供了另外一种书写模式。上一部分我们分析了，众多党派文人和中间派作家对南京的丑恶书写，更多源于民族危亡催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因民主政治的希望落空而产生的失望与愤怒，目的在于揭露和唤醒国民政府深沉的酣梦。而左翼话语下的罪恶南京表述则意图把文学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直接刺向南京政权的心脏，从思想根本上动摇甚至颠覆其合法性。南京，在这种观念和主题预设下，呈现出黑暗、腐烂、无可救药的疯狂面目，等待它的，也只有走向崩溃和灭亡。
（一）阶级书写
如果说国民政府在建设文明民主的新国都、新国家停滞不前的情形下，可以埋怨国民民主意识薄弱、缺乏适当的思想环境，从而为名义上的“训政”实质上的独裁编造理由，在解决民生问题不力时，可以以外族入侵、内乱不断、天灾频繁为现实辩护，那么，对政府极端腐化、阶级差别巨大的控诉，国民政府显然难以辩驳和回击。左翼文人显然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左翼话语下的南京书写，背后隐藏着政治目标和书写策略的现实考量。他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南京城内官场的腐败、黑暗，对比当权者、资本家和底层民众生活现状的巨大差异，以此瓦解南京政权的合理性，揭露其与民众对立的一面。
阶级意识的产生，标志着广大群众政治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并非自觉，更多的是启蒙的结果。就文学来说，它从精英团体怡情养性的自娱自乐转向关注民众的生存平等问题，往往是受社会思潮的刺激带动。文学革命的前方，总是思想革命的轰隆雷鸣。马克思主义的号角一经吹响，长久行走在迷雾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既然阶级区分抹杀了人生来平等的自然权利，那么，如何在一个富裕与贫穷不断分化、荒淫与苦难剧烈扩张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大同，就成了中国文人的关注焦点。而近代以来中西权势和文化的反差，带给了他们不堪重负的心理焦虑，促使他们思想激进，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走向美好。于是，阶级革命就成为许多作家改造社会的方式。价值重建，必须奠基于旧秩序的毁灭。南京，也必须首先经历浴火才能得以重生。
前文提到，广大党派文人和中间派作家对南京的批评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由外在威胁而注目内在的孱弱腐朽。他们并没有针对国民政权的合理性展开质询，对阶级差异的批评，只因为这种差异拨动了他们道德的心弦。“同情”是阶级批评的心理基础。阶级的问题并非关系国之根本，解决之道也只是通过呼吁、展示来触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道德良心。政治问题在他们这里，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伦理问题。但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和俄国十月革命刺激的左翼作家并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民族危机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严峻问题，但最严重、最迫切也最根本的问题是阶级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解决其他一切问题。执政理念的不同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得两党根本没有取得最终和解的可能。于是，唤醒广大民众的阶级意识，就成了摆在左翼文人面前的最迫切命题。
左翼作家汇聚于上海，他们的生活与创作，托庇于上海租界的特殊语境。南京，作为民国政权的国都，并不是左翼作家可以自由穿行、无虞发言的地点，所以，除了少数有正式身份作掩护的作家（如张天翼、聂绀弩等）之外，绝大部分左翼作家缺乏关于南京的直接经验，他们多是偶然一至，作惊鸿一瞥，笔下的南京就流露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立场。艾芜在孝陵游览时发现，“乘汽车而先来了的绅士和太太们，偶然在石人石兽的过道上，或是古老殿宇的廊下，碰着我们的时候，便敛着身子避开，他们脸儿上的骄气，倒仿佛是曾经在朱皇帝的驾下当过臣仆那么似的。”[65]这看似闲笔，却着力强调“乘汽车”与“赤脚”的差别，从一个行路避让的细节中窥得南京城内不同阶层之间微妙的等级关系。谢保康看到：“京中中山大道柏油平滑，但只许汽车风驰，而不许人力车奔走，因人力车另有两旁高低不平之石子路，则汽车风驰，有杀人之能，人力车奔走，有颠簸之苦，居京怕出门即为此”。他闲坐家中，“偶闻邻居小京官妻子，搭足官太太架子骂佣人婢子”[66]。由此揭示出南京社会内部森严的层级结构。他们匆匆游历就仿佛抓住了南京深层问题的核心。此类琐碎片语的阶级书写，充分显示了左翼文人对阶级区分的敏感。在观察南京之前，其先在的政治视角已昭然若揭。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区分了“阶级经历”与“阶级”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指出，人在出身之后，会不自觉地踏入一定的生产关系，而分属于相同生产关系地位的人会有基本相同的经历，这就是“阶级经历”。但阶级经历并不等同于阶级，只有“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67]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中。也就是说，只有阶级经历促使集体产生阶级意识时，阶级才得以最终“形成”。南京作为国都，官宦集聚、商贾云至，权力等级差异与金钱地位区分造就并加剧了不同阶层的阶级经历，但明显的阶级意识在底层民众中是否自觉形成尚难定论。无疑，左翼作家的大众文学策略在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上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南京城内复杂而隐秘的政治关系在他们笔下得以明朗和激化。从这个角度来看，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不仅是激发民众发声、推进大众文艺运动的有力措施，也是显示阶级力量、唤醒阶级意识、实现主体认同的具体实绩。
受苏联高尔基主编《世界的一日》的启发，著名进步报人邹韬奋萌生了编印一部表现中国现实全景的大书的想法，他于1936年4月找到茅盾，双方讨论决定，以5月21日为题，面向全国征集反映这一天生活的稿件，征稿启事引来的反应极其巨大，截止6月底，共收到来至全国各地的稿件三千余篇，共计约六百万字。经茅盾及其妻弟孔令境两人一个多月的审稿筛选，最后成书五百余篇，约八十万字，用茅盾的话说，这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脑力的总动员”[68]。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共收入南京来稿23篇，由于原始资料的散失，我们无从考证南京参与征稿的共有多少人，都分别来自哪些阶层，他们对自身生活的叙述，能否代表当时南京的社会面貌和生活状态，只能根据成书中的内容，稍加推估。在这23位作者中，就职业身份来看，军校学生、小学教员、底层职员、政治犯、士兵等中下阶层占绝大多数。可见，在官方言论占据着国都多数媒体资源的情况下，《中国的一日》让这些几乎“向来从不写稿”的底层民众有了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渠道，这其中不乏邹韬奋和茅盾等人的政治意图。就内容看，有记叙南京街头见闻的，有描写自己真实生活体验的，也有对政治时局发表感慨的……这些颇具差异性的生活片段，犹如散落一地的玻璃碎片，经过编者的选择、黏合、汇总，最终组合成一面明亮的镜子。由此，看似纷乱的生活细节，被共时性地编辑在一起，规划成一种话语系统和世界观时，它就有了明确的意义指向，成为一股强劲的意见洪流。南京，作为民国国都，并不能游离于全国的话语体系之外，而是在整个民族的观念重构中贡献自己的独特力量。
在《中国的一日》的序言中，茅盾写道：“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级，宗教迷信的猖獗，公务员的腐化，土劣的横暴，女性的被压迫，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彷徨，‘受难者’的痛苦及其精神上的不屈服。”[69]这段话包含了《中国的一日》中南京叙说的全部主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民族与阶级。关于民族，我们看到，面对国家破亡之时，青年士兵在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国都生态中迷惘虚耗，发出“武装到底是什么”的悲愤拷问[70]；公务员为迎接蒋委员长检查“新生活运动”而全体出动，不明就里地学习着装规则和敬礼要领，演出“一本入时的军事的喜剧”[71]；推销员不顾禁令，向杂货店老板极力推销东洋仁丹[72]。至于阶级书写，则主要突出群众生活中普遍的贫穷、痛苦与上层人士的骄奢淫逸、仗势欺人。在一所小学里，有许多贫苦学生因为无制服可穿，没办法参加全国教具玩具展览会而被安排在学校里打扫卫生；在车站上，有贫苦民众遭受军警检查，因财物被强抢而哭天抢地，与此相应的是，“五点一敲，大批公务人员从大桥的口子吐出，上轮渡回到城市去享福”[73]；在城郊，有官员趁机压价，赶车母女为了一毛的救命钱，只得不顾人车劳顿送他们回城。所有的这一切，都试图表明南京的罪恶与无可救药。“这世界的一隅就静得和死了一样了。那情景和冬天一样有些凄凉呢！谁相信还是首都的一角呢？”[74]南京作为政治中枢，政权把持者口中叫喊着“国防”，实际却坐看国家沉沦而无动于衷，而且变本加厉欺压和盘剥普通民众，底层军士警察也毫无出路，只能不顾更卑微的民众的死活，借搜查日货强行抢占财物，而他们也仅仅是“得了三元钱，勉强可以敷衍一家七八口的一天了”[75]。这种种，都在试图唤醒人民，“教育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和学生，使他们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尽可能有说服力地指出，是谁在政治领域代表他们的利益。”[76]
（二）“毁灭与重生”的主题
《中国的一日》的作者群中，陈独秀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南京的监狱里，也应邀写了本书的同名文章，他说：
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是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取舍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77]
陈独秀凭借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敏锐地觉察到《中国的一日》这个标题中隐含的民族想象与阶级定义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在以他为代表的部分共产主义者那里，“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78]。不分阶级地定义“中国”，引导国家认同，在他们看来，是对民众的欺骗。国家，只有在对其性质、范围及其代表上做出明确规定之后，才能正确地被构建。这就意味着，只有共产党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中国，才是合法的中国，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中国，是被排除在国家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之外的。而且，在敌我关系的对峙中，没有中间立场，“民族的败类、叛徒”与外族侵略势力一样，必须被扫除。南京，充斥着污浊罪恶的南京，国都的政治标签成为它不可承受的沉重政治枷锁，也正是因为其政治符号功能，它必须要经历一番彻底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在废墟中得以重建。毁灭与重生的宗教母题，在南京命运的规划中，同样不断得以出现。
在这个黑暗笼罩的政治中心，酝酿着“一种毁灭的渴望和召唤”[79]。上文中提到的无制服可穿的贫苦学生拒绝打扫卫生，老师回来了解情况后，安慰他们说：“孩子们，不要悲哀！和你们一样的享不到幸福的孩子多着，然而你们的国度终有一天到来呵！”[80]暗示了这种旧秩序必然走向毁灭。早年组织“狂飙社”，后又参加“莽原社”的高长虹针对南京青年运动的沉寂，高喊着“南京的青年朋友们起来吧”[81]，直接发出了毁灭旧体系、重建新价值的激情召唤。《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汪卓伦，在绝望中激愤地表示：“我赞成战争延长！我赞成轰炸，轰炸，再轰炸！我赞成一个大大的毁灭，毁掉一切麻木不仁的东西！毁掉一切脏臭的东西，南京需要彻底的洗刷！”[82]阿垅在《南京血祭》中，同样不忘将资产罪恶纳入战争环境中加以审视。国民党下层军官袁唐走进一家无人的公馆。主人走得匆忙，遗留下的钢琴、高跟鞋、法文报纸、雪茄烟等物件让袁唐在脑海里勾勒出一副富裕而悠闲的生活图景。他思考着人的分类：“有坐在家里享乐的，有睡在路边当床的，有拼命做事的，有只会吃喝的。”这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怒，日军的轰炸在此时反而激发出他莫名的兴奋，“他的心那样兴奋，那样激昂，仿佛一股瀑布从百尺的悬崖倾泻而下，驾驭着浩荡的山风。他的脉搏跳跃得近于冲击”。他在心里呼唤：“让一切这样生活的，像蝉一样一天到晚吃吃、喝喝、飞飞、唱唱的人，全在战争面前变做灰烬吧。我们到战争里去，让一切好的坏的，愿意或者不愿意的，全交给战争，让战争来称一称他的重量到底有多少。让我们到战争里去建设起更美丽的，但是不是不合理的生活吧！”[83]由此可以看到在阶级、民族、战争等宏大叙事中资本的罪恶被凸显、放大的过程。
如果这些还比较含蓄的话，那么，聂绀弩的《怀南京》则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言说。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中失陷了，聂绀弩在城破之前离开，当他到达汉口时，听到了国都陷落的消息，他能想象南京城内的景象：“我想南京的市街，那时候一定成了血的长江，血的大海，无论是敌人或自己的战士，活过来的，恐怕都免不了有一双红的脚和腿了。”[84]南京是他生活五年之久的第二故乡，他的沉痛不能说不真切，然而情感的宣泄很快被理性的思考所代替。他指出：“然而南京的失守，对于全面抗战绝不算是严重的打击，刚刚相反，在无意中倒给予抗战一个莫大的帮助。”接下来他讲了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原是一个“诚朴、豪爽而又热情的青年”，对南京社会的黑暗“表现出极端的愤慨”。可是在南京没几年，他成了“汽车阶级”，住独栋别墅，有了字画珠玩。他认识到自己生活的腐化，可是无力摆脱。后来，他因病丢官，一切财产在南京遭受轰炸时被毁，最终在贫病中死去。至此，南京凭借着权力与金钱毒害、吞噬有志青年，诱惑青年走向腐化、背离人民的“邪恶温床”和“罪恶渊薮”的形象就昭然若揭了。南京在作者笔下，与南唐、南陈时期的建康有了某些重合之处，只是褪去了诗意的浩叹。在文章的最后部分，聂绀弩大段评论：“不错，南京是中国的首都，然而是腐化的首都，不足以领导全国抗战的首都，像我的朋友南洋的人们的房产的存在就是铁证！”“让那些秦淮河边的歌台舞榭去吧，让那些饭店，咖啡馆，影戏院……去吧，让那什么院什么部的衙门，什么礼堂会场之类去吧，让那些达官贵人们的邸宅和那里头的秦砖汉瓦，巴黎香水，纽约雪花膏之类去吧。”“南京是失陷了，然而官老爷们的腐化生活的凭借，贪污卑鄙的成绩，也在被摧毁了，如果这能够促成他们的觉醒，加强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前途是有莫大的利益的。失掉的是南京，得到的将是无穷。”[85]作为一个畸形的政治中心，在受左翼意识形态影响的作家眼里，南京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道德上，都当因自身的罪恶而遭受诅咒，哪怕这种诅咒来自外族。
但是，余岱宗提出疑问：“难道革命文艺作品可以完全忽略反革命者的作为人的境遇之无可挽回的悲剧性？”[86]如果说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汪卓伦期待轰炸的言论，更多夹杂着知识分子在绝望中的颓废与激愤，那么，聂绀弩《怀南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宣言了。尽管他在写这篇文章时，可能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还不能体会30万民众的血肉之躯在凶残的屠刀下化为泥土对这个民族造成的刻骨之痛，他意在激励民众在悲痛中奋起。但国破家亡是真，人死身灭是真，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惨剧，必须是“重生”的代价吗？
（三）城墙与城门：阶级斗争的言说场域
凯文·林奇这样表述影响城市印象的物质形象之一——“边沿”：“不作道路或不视为道路的线性要素。是两个面的界限，连续中的线性突变”，如河岸、路堑、围墙等。[87]“标志”和“道路”给一座城市提供了进入、观察的明确角度，进而赋予其明确的象征，“边沿”则旨在给城市印象树立一个两相对照的“区域”。正如人在与他者的比较之中确立自我意识一样，城市也需要一个借以明确自我“城格”的他者。将南京的城墙和城门作为考察南京印象的一个“边沿”，借此可以重现城墙和城门在左翼作家笔下的意义赋值过程。
列斐伏尔说：“左翼的政治角色之一乃是在空间中进行阶级斗争。”[88]与中山陵、中山路不同，作为物理空间存在的南京城墙和城门，并非现代南京的建筑作品，作家凝视、抚摸的，是已有近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存。同样是古城墙，老舍笔下的北京老城墙古老雄厚，散发着传统生活悠闲安宁的情调，而在左翼作家眼里，南京的城墙和城门并非“友善的”、“可触摸的”[89]、可亲近的，而成为展示阶级差别的舞台。这种阶级差别，又往往通过记叙进出南京城不同身份和地位的群体受到的不同检查待遇这个细节来体现。南京作为民国国都，安检与审查不能说毫无必要，但作家面对这种不平等的检查，生出的是不自由的屈辱感，并随之而产生明确的阶级意识。曹聚仁在《南京印象》中写自己进城时，“城门口得有一番手续，倾囊倒箧，检查得非常细密”，而有人则“递了一张名片，就自由通过了；也有扬长走过，不必递名片的”。进而总结出“南京住着这样三种人：一种不必递名片的，一种是有名片可递的。还有一种是无名片可递有劳细密检查的”[90]。荆有麟则直接指出，这种检查与政治身份挂钩，“曾经作过官”和“在旁的地方作过官”，“就可安安稳稳地进了城，否则；你的行李，是得一件一件放在地下给军警们翻看，——那怕是风天与雨天”[91]。收入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的《车站上》一文，对进城一事也有类似的描述：“黑牌子的汽车，旁若无人的走过去；白牌子的汽车，却须在洞口停留一下，容几位捍卫国家的朋友检查检查，听说要是有机关的卡片的话，在停留的时间也不过一刹那。”[92]左翼人士对进城检查这一细节不约而同地加以讽刺和抨击，暗示了南京只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皇宫”，国民党的统治在本质上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并无区别。同时，作家潜意识里把自己幻化成被迫接受烦琐粗暴检查的普罗大众的一员，对这种不平等待遇的言说，实际上是替底层大众这个沉默的群体进行代言。于此可见，左翼作家意图将这种屈辱和愤怒的表述扩大为一种“人民的声音”，继而引导出明确的阶级和政治批判。
以城墙为代表的城市“边沿”除具有区分的属性以外，还有隔断和封闭的功能。在阶级观点看来，城墙不仅成为阶级划分并相互对峙的边界，也隔绝了不同阶级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这就排除了阶级和解的可能性。在讲述发生在城门口的不平等事件时，作家的态度是讽刺和批判，情绪是激愤里带着一种幸灾乐祸，因为这种行为本身是一种显示阶级压迫的反光镜，待遇的差别越大，国民政府的假民主面具上的裂痕就越大，阶级压迫也就越清晰地显现，当这种压迫变成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欢时，也就是黑暗南京的毁灭之日。同时，国都南京的故步自封，也终将导致其内部组织的僵化坏死。聂绀弩在他的短篇小说《家》中详细地叙述了国都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拒斥：老臧为寻租一处居住的房子而四处奔走费尽心力，可是在偌大的一个南京城里，竟无他一块立锥之地。作者用散文似的笔调，细腻地展示了老臧不断希望又不断失望的心理循环，并最终指向一个简单愿望的破灭。这样一个“租房不得”的故事充分说明了左翼话语下的南京城本身的封闭隔离特质，如果说城门检查的描写意在指出国都的难以进入，那么，这篇小说则试图说明非统治阶级即便进入了南京，也是不可能融入的。因为城门永远只为统治阶级开放，国都不可能变成普通人安稳的“家”。当然，批判的锋芒并没有停留于此，如同一汪止水会发臭变质一样，作为城市孤岛的国都南京，因脱离与之相接的其他区域的交流与碰撞，逐渐失去活力，腐烂在城墙包围的土地之上，而独断专行的南京政府，也必然会失去人民大众的支持，难逃覆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