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
一个城市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形象，规约了后代文人与它的对话方式。千古传诵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等诗句，以及“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对南京进行了历史定影。南京形象，在诗文中被提炼成几种意象的组合：一类女性——秦淮名妓，一种气息——颓然的王气，一声感叹——兴亡之感。尽管国民政府勉力把南京打造成现代“新都”，然而，1937年12月的南京仍然逃不脱“人世几回伤往事”的命运，陷入“大屠杀”的浩劫中。叶兆言说：“没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适合聆听亡国的声音。”[1]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叙事，受到历史上南京形象的影响。不过，相关小说并没有重复“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旧调，而是反转为“以身饲虎”的名妓传奇；并不局限于一座城市、一朝政权的兴亡之感，而是在党派意识和国际视野下生发民族国家的主题；也不光为了凭吊“金陵王气黯然收”，而是聚焦战争、民族、人性、宗教等因素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参与程度，把大屠杀的罪恶昭告世界。
南京乃民国国都，国际观瞻所系。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惨绝人寰，曾经震惊国际社会，随后又湮没于冷战时代，淡出国际视野，成了“被遗忘的大屠杀”。直到1982年日本发生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才重新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1995年开始形成热潮。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历史学领域已蔚为大观。然而，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仍显冷落，相关研究大致采取个案分析，以一两部小说为例，从直面历史、观照人性、揭示苦难以及解读叙述策略等角度切入，讨论对象集中于阿垅《南京血祭》、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和哈金《南京安魂曲》。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创作，历经抗战、冷战和全球化多个时期，相关作者来自多个国家，作品数量较多，承载的观念复杂，因此，只有对近七十多年中外作家的相关小说作整体考察，才能全面洞悉这一特殊事件所承载的历史情结和现实寄寓，才能揭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心理动因和文化姿态的复杂性。
对南京大屠杀的小说作整体研究，并不意味着要面面俱到，而是重点关注这些小说容纳的主导观念和基本主题，同时考虑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由此确立研究视角。当然，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宜照搬国际上同类事件的研究模式。人们常把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相提并论，然而，同为二战时期发生的人类惨剧，中外人士记忆、想象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方式和态度有别。尽管蚁布思在定义“纳粹大屠杀文学”时，指明其“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2]，但是奥斯维辛大屠杀主要是作为人性、文明、种族的灾难被铭记和反思；南京大屠杀在历史和小说中则主要是作为民族国家事件而存在，国家公祭仪式也指向“保存历史记忆、彰显国家意志”[3]。鉴于此，笔者选择从民族国家观念角度来研究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
奥斯维辛大屠杀的历史一直被深入细致地探究和反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的小说集《告别玛丽亚》和《石头世界》，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以及社会学家鲍曼的专著《现代性与大屠杀》等经典文本，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罪恶历史广为人知。德国在战后一直抱着反思历史、忏悔罪行的态度，故各国作家能从人性、种族、宗教、伦理、现代文明等各个层面，深入剖析奥斯维辛大屠杀。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记忆和想象南京大屠杀遭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掣肘。日本执意掩饰和拒不忏悔，美国态度暧昧，国际社会冷漠，再加上政党意识干扰，使得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一直处于被抹除的危险中，因而南京大屠杀叙事的基本动因和姿态是：“告诉世界”。
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创作于1938年2月，并于同年3月发表。在自序中，石川达三提到写这部作品就是为了“将战争的真实面目公布于社会，让那些以胜利为荣的大后方（指日本本土——笔者注）深刻地反省”[4]。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曾根一夫出版自己的战时日记，也抱着“把自己亲历其境和亲眼所见的事实向世人公开”的态度[5]。华裔学者张纯如质问“像南京暴行这样的事件怎么竟然会从日本人的（甚至从全世界的）集体记忆中消失”，她决心研究南京大屠杀，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6]。赵锐的长篇小说《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在构思上巧妙融合了大屠杀经历者魏特琳与研究者张纯如的事迹，同样传达出披露残暴历史的心声。英国作家莫·海德的长篇小说《南京的恶魔》的开篇为史重明教授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日记，实际上提出了小说的核心结构：史重明从日本士兵手中抢走了记录杀戮的摄影胶卷，并决定永世保留这个秘密，但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呼喊：南京的恶魔行径，谁来告诉世界？小说的内在张力就是紧扣“告诉世界”来延展的。“史重明”这个名字有隐喻意义，涵括了近三十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方面的日记、小说、历史著作的基本意图：重现历史真相，昭告世界。用《南京的恶魔》中的话来说，“史重明这三个字的中文意思相当于‘他既能看清历史，又能看清未来’。”[7]“史重明”三个字包含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主要动因。诸多文本为了“告诉世界”而叙述南京大屠杀，只是中外作家“告诉世界”的时间和方式并不一致。
民族国家观念的想象和建构，很大程度上受到作家身份和时代语境的影响。南京大屠杀小说的创作者身份较为庞杂，有南京保卫战的爱国军人阿垅和黄谷柳，有日军随军记者石川达三，有承续旧观念进行创作的周而复，有怀着去蔽心态走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海外华人作家……从国籍来看，又有中、日、英、美各国。随国籍而来的身份归属意识从来就不是单纯符号，它涉及言说的位置与态度。况且，战争最能体现政治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位置、态度与时代性的遇合，使得民族国家观念在南京大屠杀小说叙事中获得了繁复而歧异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