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作家的大屠杀书写：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

侵华日军是南京暴行的制造者，日本作家的大屠杀书写，是大屠杀叙事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本作家在南京暴行的叙述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指向对历史的理解，也是通向未来的警示。因此，有必要专门加以论述。

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无论小说《活着的士兵》《血染金陵》，还是战时日记《东史郎日记》《南京大屠杀亲历记》，都主要把罪恶归于战争，剖析战场这个“具有强大魔力的磁场”[37]，如何去除普通士兵的软弱、悲悯、惶惑，一步步把他们改造成心理变态、疯狂嗜血的“作战的活武器”[38]，并从军需供给、民族文化、人性、“圣战”的角度对日军的暴虐做出辩护性解说。

尽管战争通常以占领土地、“打垮敌人为目的”[39]，但是日军的南京暴行完全超出了战争的需要。在南京沦陷前夕，日军司令松井石根下达命令：“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占领南京是一个国际上的事件，所以必须作周详的研究，以便扬日本的武威，而使中国畏服！”这道“使中国畏服”的命令，无疑给杀红了眼的日本兵打了一针强心剂。[40]日军疯狂虐杀俘虏与平民的情形，中外人士的小说、日记多有记录，此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南京和中国的“精神虐杀”。我们不妨先引用《东史郎日记》中的几段文字：

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怎么也难以想象，这群禽兽就是直到昨天还向我们开炮、令我们憋气窝火的敌人。

我们似乎怎么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敌兵。

以这些愚笨的奴隶为对手，以为自己在赴死而与之殊死奋战，想想简直是太傻了。何况，他们中间还有十二三岁的小孩。[41]

这些文字中的“他们”是指南京陷落后投降的几千国军，“我们”是指虐杀“他们”的日本士兵。复数人称“我们”的使用，表明相关看法已超越了东史郎的个人感受，上升到民族的层面。日本士兵在杀戮这些俘虏时，怀着对被征服者极大的轻蔑，感叹对手的孱弱是对自己的侮辱。对投降者的极度蔑视，是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在日本文化中，军人的“荣誉就是战斗到死”，“投降是可耻的”[42]。日军以自己的战争文化理念来侮辱中国战俘，诋毁中国民族精神，是他们长期宣传的种族优劣观念和等级制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露骨表现。

在好战的军事家看来，“民族战争”不仅要在战场上以暴力征服敌人，“对于敌方民族之精神力及生活力，亦须加以攻击，以图其毁灭与疲弊”[43]。日本的“笔部队”战略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念，这就使得对国都南京、抗战领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肆意攻击，成为日本人南京事件书写的基调。甚至最客观地记录、想象南京大屠杀的小说《活着的士兵》，亦不掩饰日军对中华民族之精神的攻击。小说中的日兵对“支那人”充满蔑视[44]，就连对中国文化充满欣赏态度的平尾，也不过把中国看作毫无变化的国度，认为中国永远停留在远古的过去，“支那人民”是无政府主义者，“过着完全对政治不问津的生活”[45]。堀田善卫的长篇小说《血染金陵》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把对中国的“精神虐杀”推演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血染金陵》原题为《时间》，初版于1955年，作者堀田善卫是日本“战后派”作家。小说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采取日记体的形式，由陈英谛的日记构成。陈英谛曾经留学欧洲，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左翼革命，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做文官。国民政府撤出南京，他被留下来从事情报工作，和他一同留在南京的还有即将临产的妻子莫愁，5岁的儿子英武和表妹杨孃，以及他的伯父、伯母。日记从1937年11月30日南京围城和国民政府机关撤出南京开始，到1938年10月3日结束。

一个日本作家借一个中国人的口吻，如何叙述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略？一个中国叙事者和主人公，如何反思日军的侵华行径？实际上，堀田善卫在小说中并没有“移情”的诚心，未能进入南京难民被践踏、杀戮时的真实体验。作为作者的代言者，陈英谛是以海军部的文官、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的身份留在南京，然而，在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抗战初期，在沦陷的南京，陈英谛竟然毫无休止地涂污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陈英谛不仅没有承担反思日军暴行的功能角色，反而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诘难者、嘲讽者。小说借助陈英谛的叙事视角，对南京、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的精神虐杀。

首先，作者缺乏直面南京大屠杀的诚意，或者说作者本来就没打算为南京大屠杀立此存照，因为小说从时间上直接跳过了南京大屠杀。小说原题为《时间》，然而陈英谛的日记从1937年12月11日直接跳到了1938年5月10日，恰恰跳过了“南京大屠杀”的时间段。关于杀戮，只是寥寥数语，简单说及杀了多少人，以及日后回叙提及的零星事件。

其次，小说包含这样的表意逻辑：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咎由自取。陈英谛的日记没有采取“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观念套路，而是着重渲染“兄弟阋于墙”却不“外御其侮”。小说从南京大屠杀前夕的绝望氛围、城市心态的铺陈入手，从危机时刻的家族关系入手，让陈英谛不断评论兄弟间的冷漠、无情、自私，以及战祸临近时所暴露的阶级对立、民心涣散问题，以此肢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在陈英谛看来，中国从个人到党派，都陷入对立冲突的内耗中：“我”与情报人员K相互猜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党派势力争斗不已。在小说结尾，作者仍不忘强调中国的内部分裂，以一对患难恋人政治道路的分歧为陈英谛的日记作结。小说隐含了这样一种逻辑：南京的陷落和大屠杀的发生，是中国人咎由自取的结果——如果有权势的兄长陈英昌愿意把陈英谛的妻儿带到大后方，悲剧就不会发生；如果汉奸伯父愿意保护陈英谛一家，陈英谛的妻儿不至于惨遭虐杀，表妹也不会被日军蹂躏。小说在写南京日军的暴行之前，把中国军人的失职、政府的残暴、难民的抢劫、伯父之流对日军暴行的期待加以反复渲染，为日军的南京暴行做铺垫。其叙述效果是：读者不应对日军的所作所为感到奇怪，因为中国人自己早就这么干了，而且还期盼日军暴行早日到来。国军的抗战身影在南京保卫战中是缺席的，日军的进攻似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南京城陷被可笑地表述为：南京的城墙非常坚固，它不是被日本人攻破的，“日军还未到，兴中门以及通向下关停车场的挹江门，已经自动打开，日军从这些地方窜入城里”。[46]在南京尚未沦陷之时，陈英谛已完成了民族国家系列厄运的推演：“炮火、死亡、占领、亡国、附属国、殖民地”[47]。小说频繁地把绝望情绪提前，加以大肆渲染，虽为日记体，却随意使用后设视点。

再次，小说着意通过话语修辞摧毁民族国家的一切象征，以达到对中国进行精神占领的目的。文化器物、城墙、国都、领袖、政府部门，这些都应该属于民族国家的象征物，在小说中或被摧毁，或被贬低，或被占领，或被嘲弄。我们按照小说中民族国家象征物被凌辱的顺序来分析。一、城墙。为了突显日军占领城墙所具有的精神虐杀意义，在南京城墙被占领之前，小说先把南京城墙解读成精神象征物：抵御一切残酷，保卫血肉心灵，维护思想意志的统一，使一代代生存延续下去。在这里，城墙承载着民族国家认同的价值，接近众志成城的寓意。小说写南京的陷落和被践踏、被杀戮，恰恰以一道道城门的失守作为表征，可以理解为南京的陷落是民心涣散、精神共同体崩溃的结果，被摧毁的表面是城墙，实际上是华夏精神。二、政府权力部门。国民政府机关在南京沦陷前已撤走，海军部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大楼，“但日军还依然把这抽象机关，作为目标，即将发起攻击，进而征服它。权力，确实是一种变幻莫测的怪物，最抽象而又最具体”[48]。对一座政府建筑的占领，小说也不放过精神虐杀的机会，解读成对中国国家权力的象征性征服。三、文化器物。日军进驻苏州瓷器世家杨家，把杨家精美的瓷器一件件摔碎。“它不只是要摔碎那些特定的瓮、坛子，而是要毁其全部，扼杀中华民族！”[49]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中国”的英文“China”另外一个含义是“瓷器”，日军少尉毁尽杨家所有瓷器的举动，可以看作摧毁中国精神、践踏中国“文化文明的价值”的一场仪式表演。四、国都南京。国都作为一国的象征，在民族主义的表达中往往被赋予庄严肃穆、整洁有序、宏伟繁华的形象。而小说却一再贬抑国都南京，嘲笑南京不过是“一个三流地方城市”，“威严全无”，在抗战中难以安抚市民的“内心恐惧”[50]。贬低国都形象，也就是贬低中国的国家形象；否定国都在国人心中的威严感，也就是拆解民族国家带给人民的归属感、安全感。五、国家领袖。国家领袖代表国家形象，是影响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战时尤其如此。1938年，杜衡在译文按语中盛赞“蒋委员长不但是中国民族的最伟大的领袖，而且是中国民族的唯一的灵魂”[51]，显然是出于统一抗战的考虑；《血染金陵》频繁攻击、矮化蒋介石，试看其中一段：“他整日堂而皇之，无忧无虑，坐在特权宝座上，发布成千上万的命令，危险一来，马上溜之乎也，却也当然！特权，一种多么威严，而又叫人感动的东西。”[52]《东史郎日记》同样攻击蒋介石。日军入侵中国，东史郎却说“傀儡蒋介石毁坏了大好河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亡国的途中”。小说对蒋介石的攻击，应当看作对中华民族形象和向心力的解构。由这几点可以看出，《血染金陵》还未开始叙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就已经完成了对中国民族国家象征物的精神虐杀，一步步拆解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认同感。

还有，“善解人意”的受害者与匪夷所思的仇恨转移。对于日军的南京暴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国际友人无不充满悲愤，《程瑞芳日记》《陷京三月记》《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以及中西媒体的报道，皆表达了这种态度。然而，《血染金陵》中的中国受难者却难以置信地“善解人意”，对日军暴行持“理解”的态度。日兵把陈英谛一家用铁丝串起来，并殴打他们，对之，陈英谛的感想是：“日本兵之所以这般粗暴，就是对他们作为兵士的正当名誉心、天性勇敢，没有以正当评价。”[53]日军兽性横溢，到处强奸妇女，而杨孃却淡然地如此解释：“现在敌人处于极度兴奋、猜疑时期，因而失去常规，在其食欲、性欲得到满足后，一定会安定下来而也不会是遥远的事。”[54]对于日军暴行，小说总是让受难的中国人担任“善解人意”的角色，替其开脱罪责，为恶魔般的日军恢复“名誉”。日军野蛮屠城之际，陈英谛使用了“鬼子”这个词，随即他竟然对使用“鬼子”这个词表示理亏，“因为这种倒置拟人法长期使用，定会混淆视听及判断，迷人耳目。他们毕竟不是鬼，而是人。”[55]理解、尊重虐杀同胞的日军，令人匪夷所思。

而且，小说把暴力叙事引向歧途，把中国作为罪恶的替身。儿子英武被日兵杀戮，陈英谛在麦地找到其尸骨后，不知何故“却想起对面那户人家去年冬天将池塘里的水掏干后，那条可怜的黑鱼来”。前一段文字还是陈英谛的自白：“莫愁，你知道了吗？我们的娇子……已被日本兵惨杀了”；下一段文字却是：“我真恨不得马上朝对面那户人家楼上放一把火，将一切化为灰烬”[56]。日军残酷屠戮陈英谛的儿子，中国邻居在自家池塘捕杀黑鱼，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小说就是这样毫无逻辑地转移罪恶和仇恨。对罪恶和仇恨进行生硬嫁接的表意逻辑，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质问：日本作家荒诞不经的比附，到底想要把南京大屠杀的评判引向何处？

玩弄叙事技巧对中国进行精神虐杀和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情节还有很多。例如：反复说明中国人期待做日本人的奴隶，不断絮叨陈英谛与日军中尉桐野的主奴关系；把南京人的苦难和厄运归结到汉奸的头上，赤裸裸地宣扬汉奸心态；让陈英谛从死亡、屠杀中品味出诗意的美好，把暴力引向普遍的人类问题；沉迷于象征主义的文字游戏，故弄玄虚营造黑鱼、黄叶、黑色大鼎等意象，作为转移罪恶主体的烟幕，并大面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臆想和讥讽。尤其具有迷惑性的是，《血染金陵》对自然风物、历史遗存的双重赋意，暗含着拆解民族认同感的表意指向。城墙、黑鱼、黄叶、大鼎都被营构为精神虐杀的意象，而紫金山、明皇陵却被描绘成站在时间之外的冷漠无情的自然物。对紫金山的绘影与赋意，显然有别于中国作家的“生灵涂炭，山河易色”的情景隐喻关系，而是写景色千秋不易，时间停止在人类的冷酷之外。陈英谛在南京围城之际，竟然感叹：“我爱这真正美的大自然，因为它丝毫不会给人以忧愁，不会使人感到冷酷。”[57]明孝陵的石人石兽，同样站在时间之外，一如既往作为人类命运的冷静的旁观者而存在。历史文物、山川河流的描绘与南京浩劫无关，只有纯粹的空洞的时间意义，未赋予民族文化和家国之念的内涵。其用意，无非是剥离自然与民族命运的依存关系，剥离南京人与大地的历史关系，斩断民族共同体的自然、历史纽带，淡化侵华日军的罪恶。

《血染金陵》从一个模拟的中国叙事者——中国军官兼情报人员陈英谛的口吻来叙述南京大屠杀，赋予陈英谛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却让陈英谛进行民族精神自贱自虐，并替日本人开脱罪恶。小说既丑化了陈英谛，又通过陈英谛的视角丑化了中国，把所有的脏水泼向中国，而作者却躲在陈英谛的身后，利用叙述者身份所具有的间离效应，把对中国精神的凌辱幻化成中华民族内部的体认，让这一切显得与日本作者的立场似乎无关。小说从解构中国的“家”这个共同体开始，直至解构“民族”共同体。要而言之，嘲弄、瓦解中国的核心价值，让中国承担大屠杀的罪恶。

几十年过后，中国方面主动出版日本人撰写的《血染金陵》《东史郎日记》《南京大屠杀亲历记》，我觉得这是一件颇让中国人尴尬的事情。《东史郎日记》和《南京大屠杀亲历记》这两部日记除了出版时写的“自序”表明了正视历史、忏悔罪恶的态度之外，日记正文缺乏博罗夫斯基所具有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恶名之一部分，也是属于你的”[58]这样的承担意识。读这些书，会对阿多诺的话深有同感：“奥斯威辛之后再写诗，那就是野蛮之举。”[59]日本人的这些小说和日记，尽管有事后反省的姿态和为历史作证的价值，但文本中所包含的民族偏见和精神攻击，会越过创作与传播的时空间隔，对今天的中国构成二次伤害。这是中国人应该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