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性别关系与民族权力的转喻叙事

日本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述，既包含真实呈现和历史反省的成分，也隐藏着值得警惕的思想倾向，但到底属于抗战和冷战时期的遗存观念。沉寂多年以后，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最近二十年再次引起了中外作家，特别是欧美籍作家的创作兴趣。新一轮的创作不仅关系到如何想象民族历史，更反映了现实的民族国家观念；欧美籍作家立足于“第三方”立场的南京大屠杀叙事，还提供了全球化时代想象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他者”视野，构成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重要一维。因此，近年的南京大屠杀叙事尤其值得特别关注。

日军暴行与国军抗战有着连带关系。“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绝不是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造成的悲剧。恰恰相反，对国民党军的英勇抵抗，日军则以疯狂的大屠杀作为报复，用血腥的屠城泄侵略者的兽性。”[60]相关小说在暴行与抗战关系的处理上存在两种情形，抗战和冷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叙事以南京战役为重心，如阿垅《南京血祭》、张恨水《大江东去》、周而复《南京的陷落》。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男作家，讲述的是男人的战争，只在南京战役的主体故事中捎带叙述大屠杀事件。这类小说的政治意识鲜明，中国人（或日本人）处于故事的前景，民族英雄主义色彩较为浓厚。而近年的小说则把南京战役作为背景处理，很快进入大屠杀的故事，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哈金《南京安魂曲》、李贵《金陵歌女》、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这些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女性，她们被困在日军蹂躏下的南京——“魔鬼的世界”“污秽的屠场”[61]，庇护于美国教堂和金陵女子学院，期待保全生命，免遭凌辱。这是一场中外人士携手共同对抗日兵兽行的特别战争。秉持救世观念的传教士以公开化的姿态与日军兽性行为对抗，妓女则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扮演着最终拯救者的角色。这类小说的宗教气息、拯救色彩、苦难意味非常浓厚。泛西方文化元素的介入无疑淡化了南京浩劫的民族国家底色，女性被推置前景则把叙述的重心由国家政治转向了身体政治。然而，把南京大屠杀（南京强奸）作为叙述重心的恰恰是这一类小说。

从“强奸”角度来叙述南京浩劫，接近了战争的隐喻意义，因为战争可以看作一方对另一方的强暴。战争中的性别关系是民族权力关系的转喻，“如果处于强势的入侵或攻击位置的民族以‘男性’自居的话，那么，被侵犯的民族就必被视为弱势的‘女性’，‘她’就没法逃离忍受‘性’侵犯的重创。”[62]在新世纪作家的南京暴行叙事中，不仅日军与南京难民的关系被转喻成施虐与受虐的性别关系，为难民提供避难所的西方人与难民之间也带有男性/女性的民族隐喻，扮演着保护者/男性的角色是英格曼神父（《金陵十三钗》）、切尔神父（《朱雀》）、魏特琳和拉贝（《南京安魂曲》《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紫金山燃烧的时刻》）等西方外侨。《南京安魂曲》的一个对话场景暗示了中国男人的双重女性化处境。对于多数南京女人而言，金陵女子学院是“他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庇护所”，一些男人也想随他们的妻子进入学院寻求庇护，并且言辞激烈，然而，协助魏特琳管理难民的“我”（安玲），几句话就把这帮不三不四的中国男人镇住了：“至于这里的男人，你们和妇女、孩子争地方，不觉羞耻吗？就算你们不能和敌人打仗，不能用武器保护自己的家人，至少你们应该把他们留给更能保护他们的人，而你们自己，应该另外给自己找避难的地方去。”[63]安玲指出这些男人把自己降低到寻求保护的地位，他们原本的职能——保护“他们的女人”，被美国传教士明妮所取代。因此，中国男人在叙事中被双重女性化：在日军的暴行面前和在西方人的庇护面前。南翔的中篇小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和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第五、六章），都构设了中、日两个军人与一个中国姑娘的战时关系，中国军人战前在爱情竞争中已落下风，南京围城之际，中国姑娘与日本军人的旧日情恋被当作拯救南京或家庭的筹码，结果却是中国姑娘被日兵强奸致死，男人、民族的较量与女人的受辱构成了连带关系，从而使“强奸”的意义指涉从个人延伸到民族国家。

女性身体与民族政治的转喻关系，构成了近十余年南京暴行叙事的主流，“南京强奸”则是这种转喻关系的凝练表达。

“南京强奸”演绎了女性身体与民族抗战、国家尊严的依存关系。“身国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观念。[64]在民族战争中，女性的身体与爱情是不容异族分享或侵犯的领地，女性身体被纳入民族共同体的尊严、凝聚力和纯洁性的保护机制中，并在此观念下进入相关文本的叙事结构，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的隐喻。《朱雀》的第五章就编织了女性身体、男人、战争、民族国家之间的隐喻网络。第五章的题目为“无情最是台城柳”，其题目和故事带有隐喻的意味。台城柳真是无情啊，国破家亡之际，却仍然如此多情地在春风中摇荡。金陵的伤颓历史在1937年改头换面重新上演，预言性地在小说中转化为中日两国的隐喻关系。南京颇有名望的药材商叶楚生帮扶、点化了毫无经商经验的日本青年芥川，使他摆脱了困境。叶楚生与芥川的师徒关系类似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关系。然而日本对满洲控制，叶楚生的一批急需药材被扣押，芥川出面才得以放行，这使叶楚生感到师徒缘分已尽，叶楚生从此颓唐起来。这一段大概映现了近代中日局势的影子。而到了1937年的春夏之交，芥川征服了叶楚生的女儿毓芝，并使毓芝怀孕，随后去了东北，加入侵华日军。就在毓芝准备把怀孕一事告诉父亲的那一天，叶楚生到了至交家，至交隐约向他提亲。至交的儿子是毓芝的学长，早就倾心校花毓芝，如今他军校刚毕业，觉得已到了向毓芝表达婚恋愿望的时候。这一段，可以看作日军侵略、占领南京事件的预示性的隐喻。中日两个军人与中国姑娘的关系，不妨看作两国的关系和南京命运的暗示。“尚未出世，便有两种血，本应撞击，已然融合。孽果。”[65]尚未出世的“孽种”就被推向民族仇恨的浪尖，逃不过“无情最是台城柳”的谶语，历史的轮回，宿命的色彩，荡漾在南京儿女的民族感伤故事中。

叙述大屠杀中，日军对中国女性身体的施虐、征用，最早的小说为1938年创作的《活着的士兵》和《干妈》，两篇小说中被凌辱的女性都为普通中国女人，对日军兽性的表述比较隐晦。在新时期以来的小说中，为“南京强奸”事件献祭的主要不是普通中国妇女，而是妓女（歌女），妓女身体成了被凌辱的中国的象征符码，并承担起呵护、修复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在《金陵歌女》《金陵十三钗》《朱雀》《南京的恶魔》等小说中，附存于“南京强奸”故事中的民族国家话语，主要依靠妓女的应对姿态来巩固。

为妓女（歌女）立传的书写模式，追溯其源头，大概始于红色中国的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为南京大屠杀中的歌女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美国和英国教会学校的女孩子被抓了出来，送进军中妓院，随后就音信全无了。有一天我从这个地区（指南京——笔者注）的一个传教士写的信里，读到一个不寻常的爱国举动。一群歌女来到教会学校与她们的善良的姊妹们一起避难。这位传教士问她们说，有没有人同意去服侍日本人，免得非职业性的女孩子们也受牵连，遭殃。这些歌女同大家一样都憎恨敌人，但是她们全都站了起来。毫无疑问，不管过去她们的德性有什么亏缺，现在的行为是一种补救，而她们中间有些人为此牺牲了生命。据我所知，她们死后并没有得到追认，甚至也没有获得勋章。[66]

这些“舍身饲虎”的妓女（歌女）确应获得追认和勋章。不过，这只是一个单独事件，不足以代表南京大屠杀的整体情形。然而，中外作家却对此津津乐道，把南京浩劫朝着为妓女立传的方向演绎。上段话所包含的“牺牲——保护——爱国”的思想逻辑，也为“南京强奸”的故事确立了基调。《朱雀》第六章“基督保佑着城池”重点叙述了“南京强奸”事件。小说中的“基督”与其说是切尔神父，不如说是秦淮河的头牌妓女程云和。在日军肆虐的南京，程云和不仅毫无成见地哺乳、抚养“杂种”女婴，并在圣诞之夜救了一个受伤的中国士兵，把他带进教堂。程云和所遭受的性暴行与掩护伤兵有直接关系，由此，小说在性暴力与庇护祖国儿女之间建立了联络，秦淮河名妓化身为拯救中国生命的苦难母亲形象。“舍身饲虎”的妓女形象在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和李贵《金陵歌女》中得到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呈现。

在严歌苓和李贵构设的“南京强奸”故事中，女性身体被区分为“纯洁”与“卑污”两种，即教会女学生的身体和妓女（歌女）的身体。当“身国合一”的身体政治受到日军威胁时，小说提供的解决之道是以“卑污”的身体替代“纯洁”的身体。《金陵十三钗》有中篇和长篇两个版本，[67]讲述了秦淮河妓女李代桃僵、以身饲虎的故事。中、长篇版在性别政治与民族权力的建构上大致类似。故事展开的空间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美国教堂，英格曼神父主持这里的一切，他想凭借教堂楼顶上的美国国旗和他的美国身份庇护唱诗班一群女学生，随后赵玉墨等十多名秦淮河妓女和几个受伤的中国军人亦进入教堂避难。南京沦陷的结果把国都与国家置于被伤害的屈辱地位，受伤军人进入美国教堂寻求庇护，则表明连战斗中的中国男人都只能在异国权力下苟且求生。无论中国女孩、妓女还是伤兵，在南京都处于藏匿状态，藏匿于美国权力与教堂的暗室，他们生命和尊严的保存，取决于勇敢的美国神父与凶残的日军的较量。当美国神父无力阻止日军的兽行，唱诗班的纯真少女面临被日军蹂躏的时刻，站出来的是处于隐匿状态的十三名秦淮河的妓女。这些妓女曾破坏中国家庭，把中国男人变得多愁善感、柔弱，并造成孟书娟的父亲远涉重洋，因而不能在战乱时刻承担起保护女儿的责任。赵玉墨等十三名妓女圣诞之夜挺身而出，假扮唱诗班的女学生以身饲虎，可以理解为在父亲、本国男人、民族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她们接替了原本不应该由她们扮演的角色，以减缓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屈辱感。这种选择与她们的妓女身份有关。“进犯和辱没另一个民族的女性，其实奸淫的是那个民族的尊严”，[68]被占领国的男人“被迫目睹‘他们的女人’被强暴时所产生的伤害痛，既是一种未能尽‘保家卫国’的男儿责任所引发的内疚感，也是一种男性以至民族自我的被侵犯感”。[69]其中，强暴处女被认为最具伤害力，因为“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70]对于苛求“身国合一”的中国更是如此。《金陵十三钗》的主体故事显然没有朝着如此屈辱的方向发展，它让十三个妓女来扭转屈辱的局面。把妓女——靠性交易谋生的不纯洁女人交给日本人，“强奸”的意味似乎冲淡了，对民族尊严的伤害也减轻了。秦淮河的十三个妓女不仅保护了唱诗班少女，进而保护了民族纯洁性，而且还承担起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另一重任：身藏小利器，准备刺向凌辱她们的日本禽兽。至此，被看作下作卑污的妓女，在关键时刻作为民族形象的代言人，使民族摆脱了隐匿状态和女性化处境，以战斗的男性化形象走向侵略者。

从民族国家观念演绎的角度来说，长篇版的开头结尾值得注意。中篇版以秦淮河的十三个妓女承担本不属于她们的父亲/男人/民族国家的责任，自愿去日军魔窟而结束。长篇版开头的日本战犯审判场景，则把这责任重归了民族国家，赵玉墨却改了名，整了容，重归匿名的存在方式。正如法比所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由此，长篇版以间接的方式透露：玉墨不仅被日军伤害，也在继续被中国伤害，性别文化与民族政治的关系仍在持续，如果她不以“另一个人”生活下去，她可能会重复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贞贞的命运。

与《金陵十三钗》的思想观念有所区别的是《金陵歌女》[71]。小说中歌女个人、家庭的苦难与国家的苦难相互诠释，她们放弃触手可及的自由生活，决然代替唱诗班的女学生走向日军魔鬼，因为日军的野蛮入侵摧毁了她们与家园、亲人的血肉情感；小说中的教堂虽然作为避难所而存在，但卡洛德院长牺牲唱诗班女学生的决定和十二个歌女的献祭，对基督的拯救构成了否定；幸存下来的黄约翰娜后来废掉了教名，改回了她母亲给她取的小名黄宝妹。显然，《金陵歌女》比美籍华人作家的相关小说更强调民族的自决和承担，强调民族的抗争和文化的自信。

与《金陵歌女》《金陵十三钗》类似，英国作家莫·海德的长篇小说《南京的恶魔》也以战时创伤和民族尊严的修复为故事终点。不过，修复是在中、英合作的跨时空冒险中完成的，起主导作用的是陪酒女——英国姑娘格雷。格雷因为自己的性创伤经历，对日军暴虐南京女性身体的历史事件怀有强烈的求证愿望。格雷的创伤是个人的创伤，而中国教授史重明的创伤则是民族的创伤。

史重明认为自己放手，让日军中尉顺三冬树抢走自己的女儿，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一行为比顺三冬树令人发指的暴行“还要丑陋”[72]，这是他无法面对的耻辱。这一个场景是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野蛮场景，也是最具民族毁灭意味的核心意象。在逃出南京城之前，史重明教授目睹了日军疯狂虐杀平民的场景，见证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用刀刮妇女的皮肤，在女孩身上挖出一个窟窿掏走肝脏。在他带着即将临产的妻子逃离南京城的前一天，南京城已变成一座死亡之城，一座空城，他甚至感到他们夫妻俩是“整个南京城里仅存的两个活人”[73]，他感到他多年一直“没有加以珍惜的中国结束了”，而书瑾和他成了连接中国所有信念、习俗和风物的“最后两根纽带”，他们好像站在悬崖上，“竭尽全力阻止我们的中国毁于一旦，消失于无形”[74]。史重明在日军的野兽般的虐杀中产生了民族覆灭的危机感，在危机感中升腾出神圣的国家观念，个人与国家在民族保存的意义上重合了，他把自己和书瑾想象成整个中国存续的唯一薪火。史重明1937年12月21日的日记写到，他逃出恶魔掌控的南京，他为之兴奋、陶醉。书瑾临产之际，史重明站在紫金山之巅，从南京恶魔的恐怖中，从民族覆灭的沉痛中挣脱出来：

我站在那里，太阳在我肩膀上照耀，整个江苏省在我身下绵延万里，我突然有了一种蔑视一切的感觉，胸中突然升腾起愤怒的决心——中国，生我养我的中国一定能够渡过此劫；愚蠢的、迷信的白露和谷雨会继续存在，鸭子还会在一大早就被赶到田野里；睡莲还会在每个夏日生长壮大，茂密的叶子会让你相信，代代相传——我孩子胸中跳动的永远是中国心！当我站在山上时，站在黎明的第一缕光芒里时，我突然迸发出了一种骄傲和愤激之情。我把手伸向天空，谅任何妖魔鬼怪也不敢带走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一定会像猛虎一样保卫祖国。我的儿子，会比我任何时候都坚强百倍。[75]

史重明涌起“蔑视一切的感觉”“愤怒的决心”“骄傲和愤激之情”，是因为国都南京虽然覆灭了，但他的儿子即将出生（实际上是女儿），他有理由期待、确信：中国将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中国将勇猛地存在。然而，顺三冬树的举动带给史重明毁灭性的打击：虐杀了他的妻子，夺走了他的孩子，摧毁了中国得以保存、延续的唯一纽带。这比国都南京的毁灭带给史重明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在史重明的心中，它象征着想象中的民族国家的灭绝。这是他个人遭遇的民族国家之战，可是，他失败了，败得如此彻底，如此耻辱。这是因为，首先，妇女通常被看作民族形象、民族情感和精神的象征，是孕育民族之母，“祖国母亲”“黄河母亲”等表述就是这种观念的隐喻形式。南京恶魔顺三冬树当着史重明的面，以令人发指的方式虐杀了他的妻子。在女性身体的“正式战场”上，证明了他“作为男性的无能”[76]。这是对一个中国男人最极端的侮辱，也是对中国核心价值的否定。其次，顺三冬树夺走了史重明的孩子，摧毁了他关于中国未来命运，关于中国一切价值存续的幻想。而病弱、矮小的顺三冬树却在虐杀孕妇、抢夺婴儿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阳刚之气，日后还以婴儿作为药方来恢复身体，维持生命，尽管瘦小病弱，仍然被日本人看作“东京最强壮的人”“整个东京的大哥大”[77]，——其“强壮”自然是凌辱、吞噬中国人所获得的邪恶力量所致。顺三冬树带给史重明的个人和民族精神创伤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也就决定了史重明后半辈子以“重返”创伤时刻的方式来抹除“精神失调”[78]。语言学教授史重明转行社会学，并成为社会学知名专家，是为了有机会接近侵华日军的档案，找到顺三冬树。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学习英语是为了有一天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告诉世界”。史重明不顾一切寻找南京恶魔和女儿尸首，这是史重明五十年“唯一关注的事情”，是他“一辈子的工作”[79]。其深层心理机制则是：修复被南京恶魔伤害的男性尊严和民族尊严，要回自己的孩子，从原渠道找回尊严。因此，史重明与顺三冬树之间的南京大屠杀故事，可以看作民族尊严、国家形象的践踏与修复的故事。

协助史重明修复尊严的是格雷，一个英国大学生，而且她处于冲突的前台，史重明处于幕后。为了帮助史重明找到那个神秘的药方（女婴尸体），找到南京恶魔，格雷利用了她在东京夜总会作陪酒女的身份，不惜赴汤蹈火，深入虎穴。如果抹平小说的历史叙事（1937年的南京）与现实叙事（1990年的东京）的时空差距，那么，《南京的恶魔》与“妓女舍身饲虎”故事模式其实有几分相似，包括格雷的行动所具有的维护（或修复）父亲/男人/民族国家尊严的功能，只是承担者的民族身份由中国转换为英国，西方拯救东方的殖民话语深藏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