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性框架

看起来似乎有点循环论证，但另一种定义纪录片的方式是：“纪录片是生产纪录片的组织和机构所创作出来的东西。”这就像是说，好莱坞剧情片就是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生产出来的东西一样。如果格里尔逊称《夜邮》（Night Mail，1936）为纪录片，或者探索频道称一个节目是纪录片，那么这些作品在没有被观众或评论家所知之前，就已经被贴上了纪录片的标签。尽管有循环论证之嫌，但这种贴标签的行为还是为我们理解一部作品何以被视作纪录片，提供了最初的线索。语境提供了线索，忽略这一点是愚蠢的，尽管这种定义方式远非确凿。

经典戏仿纪录片《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1984）以一种恶作剧或反讽的方式将这种机构性框架嵌入影片内部：影片宣称自己是纪录片，目的只是为了证明纪录片中存在的伪造或模仿。这部影片所具备的讽刺性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对某一信念的戏弄，即我们之所以将某作品视作纪录片，只是因为我们被告知如此。（戏仿纪录片采用纪录片的惯例，但有组织、有剧本、有表演，营造出真正纪录片的外观，却又留下相反的线索。这类作品所提供的愉悦部分存在于它们如何让有经验的观众参与到这个玩笑中：我们可以把影片作为一个滑稽的模仿来欣赏，同时又对习焉不察的惯例建立起新的认识。）如果我们把《摇滚万万岁》的自我描述当真了，那我们就会认为“刺脊”（Spinal Tap）乐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摇滚乐队。实际上，它只是为了这部影片而编出来的。由于这部影片大获成功，影片中的乐队成员决定继续扮演这些编造的角色，甚至举行了真正的演唱会，仿佛他们实际就是一支摇滚乐队。虽然是以一部戏仿纪录片开始，但影片最终却产生一个属于它自己的现实。

机构性框架可能会赋予作品一种机构式的观看和言说的方式。说“毋庸置疑”纪录片要包含画外解说，或者说“人人都知道”纪录片必须兼顾问题的两个方面，就等于说在特定机构框架内，情况通常是这样的。画外解说——有时富有诗意，有时强调平实——是30年代格里尔逊在英国领导的官方电影生产机构的牢固传统。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PBS制作的纪录片和许多其他的纪录片都采用了画外解说、采访、资料镜头和戏剧性音乐的组合，创造出实用但未必那么富有创新精神的纪录片作品。通过《内战》（The Civil War，1990）、《爵士乐》（Jazz，2001）、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The War，2007）、《癌症：百病之王》（Cancer：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2015）及其他多部系列纪录片作品，肯·伯恩斯（Ken Burns）已经证明自己是运用这种纪录片形式的大师。

这种“毋庸置疑”的属性令纪录片的惯例变得无可争议。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纪录片可以讨论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除了它自己。通过隐藏惯例（它本身当然是毋庸置疑的）所扮演的角色，在表现现实的过程中，机构性框架遮蔽了表现与现实之间诸多复杂的关系。同时它又清楚地暗示，纪录片可以直接、真实地获取现实。这一点是这种作品形式最主要的吸引力之一，尽管这种看法实在值得我们仔细评估。

与对纪录片生产进行资助的机构一道，由发行商和放映商组成的独特圈子支持着这些影片的传播。有时候一个机构完整负责影片的生产、发行和放映，如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都是如此。有些发行商属于独立的实体，譬如那些只发行纪录片的机构，如“女性制作电影”（Women Make Movies）、“新天电影”（New Day Films）、“方面”（Facets）和“第三世界新闻片”（Third World Newsreel）等。另外一些在线发行商，如Netflix、Amazon、Hulu，以及YouTube、Vimeo等网站，则将纪录片和其他类型影片放到了一起。一些机构，如美国公共广播公司（CPB）和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也会为纪录片生产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另外一些机构则对纪录片拍摄者提供专业支持，比如独立影像基金（Foundation for Independent Video and Film）、位于美国的国际纪录片协会（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ssociation）、博萨基金（Bertha Fund）、位于欧洲的欧洲纪录片网络（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等，这与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对好莱坞电影创作者的扶持非常类似。这些机构影响到什么作品可以被制作出来，以及这些作品所具备的外观。它们对自己支持的项目通常都会施加一些限制，坚持某些标准和惯例，而它们的目标和准则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可能大量的纪录片都无法抵达目标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