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者群体

那些创作纪录片的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着明确的设定和期待。尽管任何机构性框架都会施加限定和惯例，影片创作者个人却可以选择拒绝。传统的期待与个性化的创新之间的张力往往是变革之源。

纪录片创作者们为自己设定的共同职责是表现历史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他们在一些专门的电影节集结，例如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Yamagat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加拿大国际纪录片电影节（Hot Docs：Canadia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Amsterdam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这些人同批评家一道，为杂志提供文章或访谈，如《纪录片》（Documentary）、Dox、《纪录片研究》（Studies in Documentary Film）、《电影季刊》（Film Quarterly）、《电影人》（Cineaste），以及网络出版物如IndieWire （http：//www.indiewire.com/） 或Media Commons （http：//mediacommons.futureofthebook.org/）等。他们会讨论类似环境污染的社会话题，也会讨论类似性别认定的问题，还会探讨一些更加技术性的问题，比如档案素材的真实性问题，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等等。

为莱斯·布兰克的影片定位是困难的。有关纪录片和民族志电影的著作有时会忽略他，尽管他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这些影片制作类型的重要特征，譬如这部关于新奥尔良（New Orleans）狂欢节（Mardi Gras）的影片就是如此。和绝大多数优秀的纪录片导演一样，布兰克无视陈规或旧例，也完全不理会自己作品会被如何归类。他摈弃了画外解说、政治视角、可以辨认的问题及隐含的解决之道，而是强调正面的、欢快的体验。《乐天派》（Always for Pleasure，Les Blank，1978）

纪录片从业者总有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从在不同环境下各种数字摄影机的适用性到同期声拾取技术，从偷拍社会演员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到为作品找到发行渠道的语用学，等等。这些共性让纪录片导演们同仇敌忾，哪怕在获取经济资助和发行渠道时，他们彼此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关系。个人从业者塑造或改变他们所继承的传统，但这一过程是在与那些与其分享同样使命感的纪录片人的对话中完成的。

所有这些努力都作用于纪录片虽然模糊，但仍足以辨认的边界也让纪录片的形式发生历史性变化：我们对“什么是纪录片”的认识是随着创作者对自己该怎么拍片的想法的改变而改变的。最初只是一个实验性的、明显异常的创作，例如早期的观察式电影《雪地鞋》（Les Racquetteurs，1958）、《夏日纪事》（Chronicle of a Summer，1960）、《党内初选》（Primary，1960），有些失败的探索可能逐渐消失了，而另外一些作品，就像上面提到的这些纪录片，则被认为是最终催生了新的创作标准的开创性的作品。纪录片从来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影片创作者对“什么是纪录片”问题的看法的不断变化恰恰表明了纪录片形式本身的活力。从业者通过其与议题、机构、被拍摄对象和观众之间的交涉，极大增强了纪录片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