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的目的

伦理之存在，是为了在群体所面对的问题难以通过不容变通的规定或法律来解决时约束群体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告诉我们的拍摄对象，他们有被愚弄的风险，或者可能有很多人会非常负面地评价他们的行为？在影片《谢尔曼的远征》（Sherman’s March，1985）中，导演罗斯·麦克艾维（Ross McElwee）在穿越南方的旅行中，与很多女性进行了交流。他是否应该向她们解释清楚，很多观众会视她们为轻佻的、沉迷于异性的南方美女？迈克·摩尔是否应该告诉他在《罗杰和我》中采访的密歇根弗林特的居民，为了让通用公司看起来更坏，他可能会让他们看起来显得很蠢？让·鲁什曾在《通灵仙师》（Les Maîtres Fous，1955）中拍摄了一场正在进行的精心安排的通灵仪式。他是否应该告诉这些豪萨部落的人们，尽管他在画外解说中已经进行了说明，但对于那些不熟悉他们风俗习惯的观众来说，他们的行为即便不算野蛮，也是相当怪异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一部纪录片可能对它的被拍摄对象造成难以预见的影响，伦理考量试图将这种伤害压缩到最小。如果拍摄者最初并不认识被拍摄对象，但这些被拍摄对象在某一具体问题或话题上具有专门的知识，那么拍摄者在表现他们时，会有剥削他们的风险。拍摄者如果选择公开干预片中人物所涉事件，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被拍摄对象的行为造成负面的改变，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敏感性也可能遭到质疑。在影片《前进，神军！》（The Emperor’s Naked Army Marches On，1987）中，当主人公奥崎谦三（Kenzu Okazaki）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己战友的遭遇时，导演原一男（Kazuo Hara）似乎是故意刺激他，让他情绪爆发。考虑到这里所涉及的层层黑幕，极端的措施似乎也是必要的，但原一男有没有让奥崎谦三因其攻击性行为而面临犯罪指控？有些影片创作者选择自己熟识的人进行拍摄，此时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要公正地表现被拍摄者的观点，哪怕这意味着要压制拍摄者自己的看法。卡洛琳·斯特罗恩（Carolyn Strachan）和亚历山德罗·卡瓦迪尼（Alessandro Cavadini）在影片《两种法律》（Two Laws，1981）中就采用了这样一种立场。他们与澳洲土著人合作，放弃自己的见解，无论是对影片主题的确定，还是对摄影机镜头的选择，他们都和这些被拍摄的澳洲土著人商量。这些澳洲土著人为重新获得他们祖先的土地而做出的法律行动构成了这部影片的核心。

对很多伦理问题的考察都要参照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原则，无论是人类学、社会学、医疗实验，还是其他一些领域，都非常倚重这一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的要求，参与一项研究的人应该被告知参与该研究可能带来的后果。邀请某人参与拍摄一部有关他或她的家庭、失业和核武时代的浪漫遭遇的电影（就像罗斯·麦克艾维在《谢尔曼的远征》中，对自己的目标所做的说明），或者像迈克·鲁伯（Michael Rubbo）在《黛西：整容手术的故事》（Daisy：The Story of a Facelift，1982）中那样，跟拍某人面部整容手术的过程，这些操作都提出了一些并不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拍摄者应该把什么样的确切的后果或风险告诉他们的被拍摄对象？如果自己都没搞清楚自己的意图，或者某些后果无法提前预测，那拍摄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真诚地揭示自己的意图，或者提醒被拍摄者影片可能带来的真实影响？

从摄影机的高度，到充分表现人们彼此间空间关系的广角镜头，再到录音师（社会演员之一）的入镜，所有这些都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彼此沟通后做出的决定。《两种法律》（Two Laws，Caroline Strachan and Alessandro Cavadini，1981）

画面上这个被拍摄对象毫不怀疑自己正在给一个“学生”强烈的电击。电击并非真的存在，但这个被拍摄对象却并不知情。很多被拍摄者尽管口头上否认自己被自己所做的事情严重影响，他们的身体语言却泄露自己内心极度的不安或痛苦。（From the film Obedience © 1968 by Stanley Milgram，copyright renewed 1993 by Alexandra Milgram，and distributed by Penn State Media Sales）

一个惊人的案例展现了故意违反知情同意原则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是史丹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影片《服从》（Obedience，1965）。该片记录了导演在耶鲁大学所做的一项测试人们对权威的服从程度的著名实验，影片是对这个实验的解释性概括。在实验中，不知情的被拍摄者同意“测试”看起来是学生的人的记忆。如果一个“学生”不能通过记忆测试，被拍摄者就得对这个人施以电击，而且每次失败都会导致更强的电击，直至明确标有“严重危险”“致命”的水平。当被拍摄者或者完成了最严重的电击，或者在达到那个程度之间就停下拒绝继续电击，实验者会向他们挑明了其实“学生”并没有被电击，“学生”本人也是这个骗局的参与者。做这个实验看起来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学习），但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测试另一个问题（服从）。落实知情同意原则会让实验彻底失败，因为那意味着被拍摄者们提前就知道了他们不会给人带来伤害。

令米尔格兰姆感到震惊的是，居然有那么多人展现出了对命令的完全服从，一直将电击加到了“致命”的水平。这个实验结果引发了有关服从问题的广泛讨论，但很少有人谈及这些参与实验的人并不知晓实验的真正目的。在后续的讨论中，米尔格兰姆本人也没有为自己的这一做法进行辩护。他不曾想到如此多的人会走得如此之远，所以他也没想到知情同意会隐约地成为问题。知情同意之所以成为广为接受的操作标准，原因之一在于不知情的被拍摄对象可能会因此而遭遇潜在的负面影响。

这项实验提醒我们注意到伦理问题有多么重要。2002年，导演阿莱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重温了米尔格兰姆的工作，再度审视了20世纪70年代斯坦福监狱实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生被分为囚犯和狱卒，结果人们目睹了惊人程度的残忍和虐待。［另外有一部剧情片也是关于斯坦福实验的，即2015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此外，吉布尼还重新考察了影片《人类行为实验》（The Human Behavior Experiments，2006）中类似的实验。吉布尼把这些实验的结果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联系到了一起，比如在他自己的影片《安然：房间里最聪明的人》（Enron：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2005）中，安然公司高管令其下属故意操纵加州电力供应的冷酷行为，再比如2004年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发生的宪兵和中央情报局特工虐囚事件。在影片《标准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2008）中，埃罗尔·莫里斯通过对一些在审讯中负责“软化”囚犯的宪兵的采访，同样探讨了服从权威所造成的后果。最后是这些宪兵，而不是那些真正的审讯者或更高级的官员，遭到指控并沦为阶下囚。

关于知情同意原则是否可以被抛弃的追问，让我们关注到欺骗的问题。在纪录片创作中，什么是欺骗性操作？为了获取非法用工的证据，假装对公司业绩感兴趣，这是可以接受的吗？拍摄一部关于一个非常成功但却处在极度压力之下的商人或城市黑帮的影片，将其非法行为（如吸毒或偷车）也拍下来，是合适的吗？鉴于观众的在场或者参照自己对真实性的认识，纪录片创作者对他们的拍摄对象应该负有什么样的义务？在《罗杰和我》的一个场景中，迈克·摩尔为了嘲讽美女游行无助于解决因汽车厂关闭而造成的弗林特地方经济的衰退，他采访了密歇根小姐，询问她对地方经济的看法，这让她看起来非常愚蠢。摩尔的做法妥当吗？

《篮球梦》（Hoop Dreams，1994）中的一个场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上述话题的另一个具体例子。此时拍摄者跟随阿瑟·艾吉（Arthur Agee）来到一个当地球场。艾吉是两个梦想进入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打球的年轻人之一，他俩的故事构成了该片的基础。但当艾吉在场地里训练时，摄影机拍下了在背景处他父亲进行毒品交易的画面。导演应该把这个场景放在成片里吗？这个画面会损害到艾吉的父亲或成为法庭证供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拍摄者咨询了自己的律师，律师认为仅凭画面上的细节还不足以成为法庭证据。此外，拍摄者也就此与艾吉的家人进行了直接的沟通。他们已经准备好，如果艾吉家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他们就把这个场景删掉。但实际上，艾吉的家人，甚至包括艾吉的父亲本人，都认为这个场景应该保留。艾吉的父亲后来因为另一桩毒品案被捕，但经历了这一事件，获释后的他变成了一个更有责任心的父亲。他认为上述场景有助于更生动地表现他自己作为父亲的成长历程。

这个画面表明，有“摄制组”正在工作。在《没有谎言》中，一个人单枪匹马拿着摄影机拍摄了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影片。在这个案例中，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摄影师并非本片实际的导演米切尔·布洛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另一方面，考虑到这位拍摄者的提问是如此冷酷，我们或许会认为布洛克雇用演员扮演片中的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不失为一个英明的决定。《没有谎言》（No Lies，Mitchell Block，1973）

影片拍摄者着手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如果此举最终与被拍摄对象的隐私、尊严或自我形象相违背，那么冲突就出现了。^[1]米切尔·布洛克（Mitchell Block）的影片《没有谎言》（No Lies，1973）将这一点表现得格外清楚。影片全部拍摄于一位年轻女性的公寓，拍摄者带着自己的手持摄影机来拜访她。他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和她聊天，一边拍摄，感觉好像是在练习拍摄技巧。直到一个偶然的问话引出一个创伤性的事件：这位年轻女性最近被强奸了。拍摄者该怎么办？停止拍摄，然后像一个朋友一样来安慰她？还是继续拍摄，制作一部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类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的影片？或者抓住时机，捕捉一些他根本没预料到的轰动性的内容？这个拍摄者选择了继续拍摄。他的追问变得越来越尖锐和私人化。他表示自己怀疑强奸是否真的发生过，这让这位女士相当沮丧。最后，当短片接近尾声，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过勉强对方了，于是停止了拍摄。

我们该怎样解读这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如果布洛克本人就是这个拍摄者，我们看到的事件是完全真实的，那这部影片看起来就是异乎寻常的冷酷了。但《没有谎言》的效果有点像《无粮的土地》和比利时戏仿纪录片《人咬狗》（Man Bites Dog，1992），后者讲述了一支摄影队如何成了他们本想跟拍的暴徒的同谋的故事。这些影片质疑了观众对纪录片表达的种种假定。它们考察了我们进行超然观察的感觉如何变成了一种强烈的不安的过程。

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布洛克才精心布置了这样一场骗局：最后我们从片尾字幕中才了解到，这两位社会演员实际上是受过训练的专业演员，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也是依照剧本的表演，并不是随机发生的。《没有谎言》在功能上很像是对纪录片创作行为本身的一种元批评（metacommentary）。影片把我们放在了与那位年轻女性相似的位置上，我们也要接受这位拍摄者的摆布和操纵，我们同样会变得不安和沮丧。我们的不安不仅是因为画面上的拍摄者在以充满侵略性的方式审问这位女士，还因为画面外的影片创作者（布洛克）故意隐瞒了影片“剧情片”的真实身份。演员们是在合同约定下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是将自己作为社会演员来呈现。如果我们感觉自己被骗了，或者被这个骗局利用了，那么影片就隐蔽地成为第二次强奸，一种新形式的虐待。但这种骗局也可以让我们长出一口气，因为并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人遭受这样一场残酷的审问。有的纪录片为了能让我们以偷窥的方式了解被拍摄对象的痛苦与悲伤，将他们变成了牺牲品。《没有谎言》对纪录片潜在的这种滥权的可能做出了评论。

当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产生了分歧，如何以符合伦理的方式来对待他人的问题往往就会出现了。在影片《基督营》（Jesus Camp，2006）的DVD中，两位导演海迪·埃温（Heidi Ewing）和瑞秋·格雷迪（Rachel Grady）在画外解说中谈到影片的核心人物、原教旨主义者贝基·费舍尔（Becky Fischer）时，有感于这个人所散发出的巨大魅力，因而称其为“一个伟大的纪录片拍摄对象”。她的吸引力存在于她的信仰、口才，以及鲜明的吸引儿童的能力。影片导演无意对费舍尔所宣称的极富争议性的原教旨主义信仰做任何直接的攻击，尽管影片中确有一位脱口秀主持人对她的管理方式提出了严肃的质疑。埃温和格雷迪说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创作一部好电影，他们显然认为一个充满魅力的个人给他们加了太多的分：个人魅力几乎确保了观众的参与度，哪怕这种参与的确切性质可能是尊敬，也可能是厌恶。

影片创作者让观众自己来决定如何看待费舍尔试图让年轻的孩子们变成虔诚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努力。事实上，他们费了很大力气保留或支持她所说的内容。这种方式让那些包括费舍尔在内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感觉，这部影片准确地呈现了他们，但对那些质疑这样一些宗教观点和实践的人来说，这也让他们有了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心。在这个案例中，影片创作者对眼前的争议采取了专业性的超然态度。伦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拥护或质疑别人的某些价值观或信仰，而是不要不尊重被拍摄对象，或者破坏来自观众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像《无粮的土地》和《没有谎言》那样的影片又提醒我们，这些价值观同样也都是可以被质疑的。培养一种伦理意识成了纪录片创作者职业素养的极为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