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外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其不足

为了了解国外主流学术界中传媒创业研究的概况，我们在EBSCO大众传媒全文数据库（CMCC）以“entrepren* & media”“entrepren* & journalism”“entrepren* & journalist”“media & startup”为关键词进行了文献检索（使用entrepren*为关键词，包含了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entrepreneur等词汇），检索时间段为1970—2017年。除了CMCC数据库以外，我们还借助Google Scholar检索平台对样本进行了增补，以防遗漏。检索结果见图3.3。

图3.3　EBSCO-CMCC数据库中以传媒创业为主题的论文数量（1970—2017）

正如图3.3所示，关于传媒创业的国外早期研究较少，近年来则快速增长：2000年该领域发表的论文为15篇，2010年26篇，2015年33篇，2017年则为90篇。

相关研究大多从媒介产业的视角，分析传媒领域的商业现象和创业行为。其中包括彼得森与伯杰（Peterson & Berger，1971）对于在线音乐行业的创业行为研究、里斯与斯坦顿（Reese & Stanton，1980）关于小型广播站的用户获取研究、吉利欧（Ghiglione，1984）对于美国10家社区报纸并购案例的分析等。

由于创业研究与社会新兴趋势紧密相连（Timmons & Spinelli, 1990），所以，包括传媒创业研究在内的各种新兴创业形态的相关研究直到21世纪初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引发研究者的关注（Alvord, Brown & Letts, 2004）。从2001年起，国外学术界关于传媒创业研究的数量开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布里格斯（Briggs，2011）的《创业新闻：如何建立未来的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How to Build What's Next for News）一书，该书从商业模式、盈利空间、内容生产、平台选择等多个实践角度探讨了传媒创业的话题。

奥德斯等（Audretsch, Grilo & Thurik，2007）认为，对于已有创业研究的分析，可以借助“微观—产业（中观）—宏观”的三层分析框架加以探讨。其中，微观层面的研究涉及对单个创业项目的特征、运营和战略分析，中观层面涉及创业项目所在产业的分析，而宏观层面涉及创业项目与宏观政策和国家管制的关联和互动。霍格（Hoag，2008）认为，该理论框架对于传媒创业领域也同样适用。

因此，本章借用奥德斯等（Audretsch, Grilo & Thurik，2007）的三层分析框架，对已有传媒创业研究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目前西方传媒创业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首先，微观层面的传媒创业研究，成为西方传媒创业研究的主流。这些研究大多通过个案分析，从商业模式、策略制定等诸多核心环节出发，试图为传媒创业机构提供具体运作层面的指导。比如，相当多的传媒创业研究聚焦于传媒创业机构带来的全新商业模式，指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媒业以交叉补贴（如广告、外部资助等）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商业模式正面临巨大挑战（Wagemans et al., 2016），而传媒创业机构中出现的商业模式，如针对细分受众的超本地化商业模式、聚焦特定细分内容市场的利基内容模式（Kaye & Quinn, 2010），以及众筹等（Porlezza & Splendore, 2016），正在为媒体业的多元盈利模式开掘提供新的可能。此外，一些研究也关注传媒创业过程中产品、营销、公关等具体环节的策略制定，借助反复实验、快速迭代的方式设计“最小化可行产品”的产品策略（莱斯，2012），以及以创造高质量内容、搭建内容分享平台为特征的内容营销策略等（Rose & Pulizzi, 2011），都被后续传媒创业相关研究提及。

其次，从中观层面展开的传媒创业研究，大多聚焦于整个传媒行业变革和传媒产业结构变迁。其中，一些研究探讨产业变迁为传媒创业带来的发展机会，并将传媒创业机构的运作置于整个传媒产业的运作中。在媒介产业中，规模经济、巨大的成本和制度性的管制等因素，为新的进入者构成了壁垒（Hass, 2015）。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媒体行业的进入壁垒，为传媒创业带来了新的机会（Compaine & Hoag, 2012），并使得传统媒体由于无法自我调适，而在新的产业变迁环境中面临更大的发展困境（尼等，2013）。对于传媒创业者而言，传媒创业与新的市场机会的识别与使用紧密相连（Casero-Ripollés et al.,2016；Shane & Venkataraman, 2000），成功的传媒创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发现了现有媒体行业中新的商业机会和利基市场（Mellor, 2009）。此外，也有相关研究以传媒创业活动中的创业者群体为研究对象，探讨传媒创业者的创业动因（Shane et al., 2003）、传媒创业者进入传媒产业的壁垒与机会（Compaine& Hoag, 2012）、传媒创业者的资源获取等（Naldi & Picard, 2012）。此外，基于传媒创业活动的特殊性，也有研究突出了传媒创业者肩负社会使命的特点，认为社会使命将会影响创业者对于机会的感知、使用，以及对于盈利方式的选择（Achtenhagen, 2008）。

最后，从宏观层面出发的研究取向，一直以来很少为西方研究所采用（Hoag, 2008），鲜有研究将传媒创业现象与更宏观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相结合。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从西方语境出发，立足于以美洲、欧洲等地区为主要背景的传媒实践和产业发展现状，相对而言与中国现实有较大的区隔。此外，西方传媒创业的研究也呈现出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传媒创业研究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从已有文献来看，这些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导论性质较为明显，专题化的精深研究相对缺乏。即使是专门探讨传媒创业现象的著作，⁽⁸⁾也大多参照西方创业理论的相关概念，从具体操作层面对传媒创业活动的关键步骤和主要环节进行剖析，试图为传媒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提供指南，但缺乏抽象化的理论建构；另外一些专题论文，虽然通过引介传媒经济、市场营销、产业分析等领域的相关理论，对传媒创业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但这些研究总体而言依然比较松散，没有形成该领域的关注焦点和文献脉络。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缺乏对于传媒创业核心概念的清晰界定，导致研究焦点的模糊。相关研究各自使用传媒创业（media entrepreneurship）、创业新闻（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传媒创新等不同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尚未能得到充分的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