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品珍
一、成长历程
冉品珍（1913—1987），男，四川省遂宁市人，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少时就学于私塾，攻读儒书，后弃儒习医，师从遂宁名医徐立三先生，八年学成，即怀着“仁术救世”之心，悬壶遂州（今四川省遂宁市），曾担任遂宁平民优待征属送征所所长、遂宁中医师公会理事长，深受医界尊敬。1956年，调到成都中医学院任教，1980年晋升为中医内科副教授，1982年晋升为教授。
任教期间，先后主讲《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内科学》等课程。参与编写了《中医内科学》（脾胃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负责编写的有《内科临床实习参考方药资料》《内科讲稿》《脾胃病讲稿》等教学参考资料和讲稿。治学严谨，工作一丝不苟，常将前人的理论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在教学内容上，推崇《医宗金鉴》，认为该书不仅涉及内容广泛，而且理法方药均有概括，利于学者记忆和运用，是一部难得的教学参考书。在研习古籍方面反对死记硬背，反复强调：“历代医籍，汗牛充栋，但皆以五大经典为圭臬；人虽有过智本领，目能知双，视后能诵，但未必能据之己用。故习医之人，须探本求源，熟读经典，于茫茫沧海中寻其序端。阅读经典，应细嚼慢咽，随手所录，遇难之处，应反复体会，旁参博览，深思细辨，切忌墨守旧说，囿于一见。”言之所是，行之亦然。一生勤奋好学，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均揣摩精熟，脱口成诵。晚年还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自励，手不释卷，将学习心得录之手札，验之临床，并传授给学生，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耐心地指导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为中医药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深受广大师生好评。
临床上，冉老推古而不拘于古，善于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的理论与证治融为一体，常将古训与实践相结合，晚年潜心钻研脾胃疾病，造诣颇深。在脾胃疾病的治疗上，主张先治舌苔后治病，如舌苔厚腻者，先去其苔，实践证明，苔退则脾胃气机自然输转，病易向愈；若苔不退，不仅饮食难入，药物亦难运化而取效；若舌上无苔者，属脾胃阴伤，又当益胃生苔。主张辨饥食以确定治胃治脾，凡知饥而不食者，病在于胃，治当健胃为主；能食而脘腹胀满，病在脾，治当运脾。重视脾胃升降，即使虚证亦不宜呆补，以避免妨碍脾胃之升降，治当以健运为首。善于运用古方，如脾胃阴虚者，易致滞脾碍胃，选人参乌梅汤加减，以酸甘化阴；寒热错杂者，以椒梅汤寒温并投；脾虚及肾者，用双补汤以两脏兼顾，虽用古方但不拘于古方。如用一加正气散治疗便秘，麻附细辛汤治疗慢性咽痛等，均扩大了古方应用范围，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同时，冉老医德医风高尚，视病人如亲人。
冉老主要从事脾胃疾病证治的研究，著有《内科临证辨治录》（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再版）等专著。
二、学术精粹
（一）教书育人，择其要者，一言道破
“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冉老教书育人三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将复杂的事物以精炼的语言加以概括，以示后学。如在论述咳血时言：“咳血是从肺中而出，咯血是从喉间而出，唾血是血随唾液而出。大凡血证，脉沉细者吉，脉浮大芤者危。”非常精辟地指出咳血、咯血、唾血之间的主要区别及血证的顺逆指征。
又如，冉老论述头痛时曰：“头为诸阳之会，气与血上行高巅，无论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均易随气血而上攻于头，占据清空，清气不能上达，浊气不能下降，引起疼痛。故头痛证在治疗中，辨证宜准，遣方用药宜当。如过温则化热生火，过凉则化湿生寒，过清则胃肠紊乱，过滋补则愈壅塞，过升则邪愈上逆。”语言质朴，但直指关键。反映出冉老几十年教学实践中所形成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重点诀窍的把握力。
对于疾病的预后，冉老也喜用简练之语加以概括。他在论述中风的预后时，凝练出三条关键之处：①中风后脉虽快疾，其势不太小太大，尚可治；②脉大而无伦，小而如纤，大则昼死，小则夜死；③五脏脱证，如三脏、四脏同时脱者，摇头、目上视者，喘汗如油、痰如拽锯者，肉脱筋痛、发枯直者，皆死候也。而对于泄泻的预后，冉老概括之曰：“凡泄泻，形衰脉大，呃逆不止，手脚不温，大孔直出，泻无禁止，下泻上嗽等皆重危之候，宜中西医结合救治。”这些观点，即使在现在也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释名解词，不厌其烦
几十年的教学工作，冉老非常注重对名词术语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解释，以从中发现和理解疾病的特点和关键。如中风病极为复杂，冉老认为首先应将其与风痱、偏枯、喑痱以及痹证、痿证等鉴别。冉老总结曰：“风痱是风气浅微，邪气在外，四肢不收，身无痛处。偏枯是邪在分肉、营卫之间，或半身不遂，身有痛处，其言不变，神志不乱。喑痱是外中风后，肾虚内守，志乱神昏，语言不出。以上三病皆属外中，不过属于微、甚、浅、深之不同而已。痹证是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以经络、关节、肌肉、筋骨之疼痛、麻木、重着等不同症状为主，无中风症状。痿证是因肺热、胃燥、津伤、津液不润，以筋骨、肌肉痿弱不用为主，亦无中风症状。”
冉老重视名词术语的学术特点，在他对积聚的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在论述积聚时，冉老可谓不厌其烦，其曰：“积聚，是两种不同的症状，所谓积，是指病在五脏，故有五积之称。以五脏属阴，是说病在阴分、血分，发作症状固定不移，常有定处，因其病位较深，后世医家总称为七癥、痃。所谓聚，是指病在六腑，故有六聚之称……所谓五积，是指肝积为肥气，心积为伏梁，脾积为痞气，肺积为息贲，肾积为奔豚。所谓六聚，是指聚之着于孙络、缓筋、募原、膂筋、肠后、输脉等部位。所谓七癥，是指癥的形状似蛇蛟、蛇、鳖、肉、发、虱、米等……所谓八瘕，是指症状的病色、病因、病状。如青瘕、黄瘕、燥瘕、血瘕、脂瘕、狐瘕、蛇瘕、鳖瘕八种类型而言。以瘕者假也，言其时聚时散，故称瘕。”
（三）圆机活法，推古而不拘于古
冉老推崇古法，尤其当古法确实适合病情时，往往能坚决固守。如冉老在论述胃痛时曰：“祖国医学对胃痛病暴发除采用汤药以外，都是急治标的办法。如要巩固根除，必须选用古方古法，如参苓白术散碾成散剂，加糯米粉、猪连贴（胰脏）各等分，烘干碾末，蒸服。”又如冉老对痹证的分型，与今不同，其以脏腑分之，类于古法。其曰：“脏腑痹证的形成，是因风寒湿痹日久不解，深入内脏，形成五脏之痹。如风寒湿痹入于肺脏，延于秋时，复感外邪，与痹相合，发为肺痹；痹入于心，延于夏时，复感外邪，与痹相合，发为心痹；痹入于肝，延于春时，复感外邪，与痹相合，发为肝痹；痹入于脾，延于长夏，复感外邪，与痹相合，发为脾痹；痹入于肾，延于冬时，复感外邪，与痹相合，发为肾痹。或入于腑，固定肠间发为肠痹；固于膀胱发为胞痹；长期蔓延，形成规律，次第循环于脏腑经络之内，发为周痹。”
虽然冉老崇古，但也反对死守一法，主张灵活辨证。如冉老论述遗精时，曰：“不能一见遗精，便言肾虚，一切补剂必审慎用，不离病因病理。必须外无感冒，内无湿热，饮食正常，乃可补之。平时注意勿过于清利，过于滋补，调摄精神，节约饮食，谨慎房闱。”
冉老能客观对待古人之学术思想，不固守一家，更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将多种思想熔于一炉，从而迭有创见。长期以来，医家对伤寒、温病各抒己见，冉老摒弃门户之见，潜心深研，指出：“温病是在伤寒基础上的发展，诚如《伤寒论》所说：‘太阳病，发热口渴，不恶寒者为温病。’故后世医家不应将伤寒、温病截然分开，而应看到，温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地、时之变迁而逐渐形成，在辨证方面，六经辨证和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因而不应以伤寒而诋毁温病，也不能据温病而否定伤寒”。临床用药，他也经历了两个时期，35岁前笃信仲景，擅长经方，屡起沉疴，后深研温病学派，用之临床，也效若桴鼓，遂孜孜研求，将《伤寒》与《温病》熔于一炉，其遂致医理已臻炉火纯青之境地。
（四）重视辅助疗法及养生调护
冉老重视辅助疗法，在其著作中，几乎每病后均专设“辅助疗法”一项，记录简易疗法、偏方或救急法。方法简单，材料易得，效果确切。如论述感冒辅助疗法：“1.生姜、葱白、红糖适量，煎水服。2.藿香、紫苏、红糖适量，煎水服。3.茅草根、枇杷叶适量，煎水服。4.荆芥、肺筋草适量，煎水服。5.桑叶、菊花适量，泡水服。”
冉老对病中禁忌也格外留意。如对于咳嗽，冉老曰：“咳嗽证应注意：1.饮食忌滋补，如牛奶、豆浆、醪糟、鸡蛋、肥肉等壅滞留邪之类。2.暴病咳嗽，初治不宜用养阴润肺、补肺、收敛等药或过于寒凉之药；亦不宜发汗太多，致令表虚，汗出不止。3.外感咳嗽，一定慎避风寒。4.二陈之类固属和平之方，咳嗽门内采用极多，但据临床，喻昌有戒：阴虚枯燥，妄用二陈。”
冉老还谆谆告诫要谨慎调养，防止疾病反复，他在论脾胃病的治疗时，曾说：“脾胃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饮食不慎、情志刺激，密切相关。如某些胃痛、泄泻病患，于病情缓解或初愈之时，常因误食生冷不洁之品、或恼怒忧思，而致旧恙复萌、或病情加重。所以重视饮食调摄，养成良好进食习惯，如定时定量，不食生冷腐败之物，同时注意调情志，和喜怒，避免过度情绪刺激，对于防治脾胃疾病，巩固疗效，都很必要。此外，对于某些易于复发的慢性脾胃疾患，于病初愈之时，及时应用调理脾胃的丸散药剂以善后，常可使疗效彻底巩固，可减少或防止疾病的反复。”这就是冉老所言治疗脾胃病当“注意生活调理，终以丸药善后”。又如在论述感冒时，曾强调：“感冒虽是小病，也应注意护理，若护理不当，或不忌荤腥，如蛋类、肉类，或不节饮食等，都可以使病情转变或加重，甚至恶化。应特别注意：既属外感病，本应从汗以解外，但不宜强汗过多，致令表虚，转化为其他疾病。服药后汗出当中应忌风寒，令其汗自收，再换衣服。如换衣过早，汗出未尽，或汗出衣湿，久不换衣，衣裹冷湿，纵药适当，仍使感冒反复发作，迁延难愈。”
冉老对于病后的饮食调摄也很重视，在论述肺痈时说：“病痈以后，肺体组织未全恢复，采用养阴清燥、养胃滋肺、补土生金之法以扶其正，如果单靠草木药物恢复较难，必须采用甘淡滋润、有情之品，作为饮食疗法，如百合、天门冬、藕粉、慈姑粉、蜂糖、黄精、梨汁、甘蔗汁、淡菜、海参、蛤蚧、人参、银耳、燕窝、鲍鱼、蛤士蟆、白蜡等酌情酌量，择味单用，煮羹煮汤，不拘一格，微量缓服。”
三、临床经验
（一）治疗脾胃病，造诣颇深
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脾胃正常，则纳运健旺，因而食欲旺盛、气血充足、肌肉发达、精力充沛。若症见饥不欲食，系邪气犯胃，胃气失降，仓廪不纳使然，治则健胃为主，运脾为辅：因痰湿食滞者，可理气化痰、除湿导滞，方如香砂查曲平胃散或保和丸；因胃阴不足者，宜甘寒生津、养阴和胃，如益胃汤之类。若见食而腹满，说明胃纳正常、脾运障碍，即所谓胃强脾弱，治当运脾为主、健胃为辅：因于脾气虚者，当补脾益气，方如四君子、香砂六君子等；因于脾阳虚者，当温中补虚，可用理中汤之类；若因湿困脾土者，当运脾除湿，升降中焦，方如一加减正气散。若不饥不食，则脾胃俱病，纳运失司，治须脾胃并调：因于气虚者，宜补中益气；因于阳虚者，当温中补虚；因脾胃气阴不足者，用甘淡实脾之法，可益气而不耗阴、扶阴而不损阳，方如参苓白术散或资生丸。
舌为心之窍，但“脾足太阴之脉……连舌本、散舌下”，故舌与脾也有关系。而附着于舌质上的苔垢，则系胃气化生，“舌之有苔，如地之有草”，因此辨别“舌苔”是临床诊断脾胃疾病的重点。
舌苔黄厚者，多系湿热蕴阻中焦，可致多种病症，如脘腹胀满、疼痛，头痛、眩晕、失眠等，治当清热化湿，方如半苓汤加查曲或黄连温胆汤；舌苔白厚而腻者，多属阳气不足、湿邪易从寒化，当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须温阳化湿，方如苓姜术桂汤、蜀椒救中汤、胃苓汤；此外尚有舌苔白厚，因阴津不足所致者，其苔必厚而干燥，即叶桂所谓“胃燥气伤”，譬如釜中烧水、火炽水竭、锅垢厚积，欲去其垢，可于釜中添水，则积垢渐融，故治当用“滋润之品”养阴润燥，以去其苔，方如沙参麦冬汤，甚或六味地黄汤。
若舌上无苔，诚非佳兆，如“不毛之地，其土枯矣”。舌质淡嫩者，系脾胃气虚，当用甘淡实脾之参苓白术散；舌质干红者，属胃阴枯涸，当用益胃汤、沙参麦冬汤，或益气养阴、双管齐下，务求舌上渐生薄白润苔，待脾胃生气渐复，可望病愈有期，否则其病难治。
对于脾胃疾病，不但须把气虚阳虚与血虚阴虚区别开，而且对于气虚与阳虚，血虚与阴虚，也不能混淆。若阳气不足，误用养血滋阴之法，势必更损阳气，助湿生痰而舌苔垢腻，纳呆，腹胀，甚而水肿，若阴血本亏，误用温补，则阴血更耗而病势日重。气虚补阳，可致亢阳食气，气更消耗；阳虚补气，可使气壅湿滞，阳虚难复；血虚阴虚，亦须明辨，若血虚补阴，或阴虚补血，则药证不宜而见效不佳，甚可滋生他病。
脾胃气虚，可用甘温平淡之品，如参、术、芪、苡、扁豆、莲子等；阳虚者可加姜、桂、附等辛温燥烈之品；血虚者，多用味厚浓浊、腥黏滋腻之物，如龟胶、阿胶、生地、当归、海参、淡菜、鲍鱼、鳗鱼、团鱼、乌龟等；如属阴虚，多用气薄味淡、生津养阴之品，如人参、沙参、麦冬、百合、玉竹、黄精、白芍等。
在辨证中，固宜把气虚、阳虚、血虚、阴虚区分开，同时也应注意其间的联系和影响，如气虚阳虚、气虚血虚、血虚阴虚，阳虚阴虚等常可同时兼见，因而在治疗时，应全面考虑，突出重点，有步骤有计划地逐一解决，疗效始佳。
脾为阴脏，体阴而用阳；胃为阳腑，体阳而用阴。脾为湿土，得阳始运而喜刚燥；胃为燥土，得阴自安而喜柔润。脾胃之间，燥湿相济，阴阳平衡，则升降正常，纳运健旺。因而在调治脾胃病时，须注意恢复燥湿相济、阴平阳秘的状态，用药须刚柔互济，不可偏盛。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常有胃阴不足之征，单纯者用酸甘濡润之品，如沙参、麦冬、乌梅、白芍、甘草等生津养胃，一般多可收效。若更有舌苔腻、面黄便溏者，属胃阴不足兼脾弱湿积，须配平胃、二陈，刚柔相济，或先健脾除湿，俟湿去苔化，继以养阴治胃；或刚柔之剂，交替使用，以免滋腻碍脾，过燥伤阴，如此，方能使阴阳协和，渐得疗效。
冉老常说：“脾不升运，则化源无权，胃不顺降，则受纳障碍。”临床治病，他非常重视复脾升运，使脾升则健，胃降则和，即使对脾胃虚证也不以甘药呆补，以避免妨脾之升，碍胃之降，总以补中而不壅滞，运脾而不伤正为准则。注重脾胃生理，复脾升运，助胃降浊，消除疾病，是他治疗脾胃疾病的一大特点。
“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对湿滞气阻，食积内停等实证，固须化湿理气，消食导滞，以复升运、通降之性为要。补脾胃之剂，常于甘味之中配以理气助运之品，如陈皮、木香、枳壳；或是补脾、运脾，交相参用，总以补中而不壅滞，运脾而不伤正为准。李杲补中益气汤，配升麻、柴胡以升举清阳，陈皮以理气助运；升阳益胃汤加羌、防以鼓动胃气，其深得脾胃用药之旨也。对气虚、阳虚如此，即使于胃阴虚用养阴药，也只宜用甘平或甘凉濡润之品恢复胃气顺降之性，忌用滋腻壅滞之物，方能达到胃健纳旺的目的。
中医治病，贵在“审证求因”，冉老认为：“疾病可致，必有其因，庸医不问其由，误投以药，助疾成病。”因此临证之际，首明病因，不可固守陈规，生搬硬套，特别对于某些病程较长，病情错杂者，尤须根据病情，详细辨别寒、热、虚、实、气、血、阴、阳之不同，灵活配伍方药。如临床上某些顽固的胃痛、呕吐、腹泻病例，缠绵难痊。仔细揣摩病情，多属脾气虚寒，兼挟肝胃郁热之征，而见胃院痞闷、痛涌酸水、噫气、心中烦热、饥不欲食，口渴不欲饮，四肢欠温，小便黄，大便或燥，舌质红苔薄白，脉虚细数，此时单用温中补虚则热势更炽，单用寒凉清热则脾阳更损，治疗颇难措手，唯有用补泻并进，寒热互投之法，方能获效。虚寒甚，郁热轻者，可用连理汤法；热象明显，虚寒不甚者，可用椒梅汤（《温病条辨》）法，仲景黄连汤、乌梅丸、半夏泻心汤，皆属此类，临床用之得当，奏效甚捷。
肝随脾升，胆随胃降，肝木疏土，助其运化之功，脾土营木，成其疏泄之用。肝气郁滞，乘袭脾胃，脾胃不健，肝气乘虚侵犯。故对于脘腹疼痛、呕吐、泄泻，按一般调理大法治之不应，脉象现弦者，当加入柴胡、白芍、防风、木瓜等抑肝之品；或以理脾疏肝之逍遥散，或用善解六郁的越鞠丸，与和中之剂交替使用，每可获得一定疗效。
脾为后天，肾为先天，相互为用，转相滋养。脾虚化源衰少，则五脏精少而肾失所藏；肾虚阳气衰少，则中土失于温煦，脾胃升降失司，纳运不健。久泻不已，当虑肾中精气不足，难以温煦，中土使然，当脾肾同治。但其中又有气虚、阳虚之分，若偏气虚，妄投辛热燥烈，则气愈耗，易致气阴两伤；偏于阳虚，误用甘温壅滞之品，每致阴寒愈盛，湿邪滋生。久泻兼见肾精亏乏之象者，以脾肾气虚为主，治当补脾固肾，方如双补汤，俟脾肾气旺，腹泻可止；若更增黎明作泻，腹部畏寒，下肢觉冷，脉沉迟者，此系脾肾阳虚，治当补火生土，代表方如附子理中汤合四神丸。
【验案】
患者，易某，女，34岁。干部。1979年10月6日初诊。患者行胃大部切除术后4月，仍感胃脘部疼痛不适，绵绵不休，先后服用丹参饮、血府逐瘀汤、温胆汤等及西药，均无明显好转，遂转至冉老处就医。症见胃痛隐隐，不思饮食，多食即吐，尤恶生冷，大便稀溏，舌淡苔白，脉缓无力。辨证为脾胃虚寒，治以健脾温中，投以理中汤。药选党参15g，干姜15g，白术9g，炙甘草6g。2剂后胃痛大减，继服12剂而获愈。
（二）抓住脾胃，辨治疑难杂病
久利滑泻，经年不愈，缠绵不休，是颇为棘手的脾胃病证。多因脾虚气陷，脾胃虚寒，脾肾阳虚而致。临床常以补中益气、温脾补肾、收涩固脱为治疗大法，以补中益气汤、真人养脏汤为其代表方剂。然验之临床，速效者有之，久治无效者亦有之。冉老勤求古训，潜心探索，师古不泥古，另辟蹊径，借喻氏治痢的逆流挽舟之法治疗久利滑泻，疗效显著。
冉老认为：久利滑泻之证，大多数病因与误治有关。泄泻初起，邪气内陷，若不以祛邪为先，而急于截流止泻或邪气未尽之前过早施用补法，投四君六君、理中健中等升补收涩之剂，必然滋腻滞邪，致邪气胶着难解，成为宿根；或愈病心急，欲求快速止泻，服西药收涩止泻药施用过早、过强、过久，控制腹泻虽快，但病根却未消除，邪气潜伏其中，留连为患。因而每当食量偏多或冷热不调，或食油腻过甚，或劳累过度，或气候变更，则旧病复发。表现为食毕则肠鸣腹急，旋即作泻，待尽下所食之物，方得宽快，不食则太平无事，食则必发。更有甚者，泻下之便为痰涎黏液，连绵不断。此证虽时作时止，经年不愈，但舌脉可正常无异，不同于一般急暴性泻利。
本证的基本病机是邪气内陷，故借人参败毒散，逆流挽舟，托毒祛邪，从本施治。近世方书无不认为人参败毒散乃治疗痢疾初起而兼表证的方剂，以发汗解表引邪外出收止痢之功，未见有用于久利者。冉老则独具慧眼，从喻氏论述逆流挽舟的字里行间中，抓住“久痢邪入阴分”“久痢阳气下陷”等关键性词语，悟出此法不独用于初痢，更可用于久泻。因久利滑泻，为邪气深入肠间，损伤阳气，致气陷不升，故下脱滑泻。正如朱震亨《平治会粹》所云：“滑泄者，久下不能禁固，湿胜气脱也。”治用人参败毒散，非为发汗解表，皆在补益元气，扶正祛邪，升阳举陷，固脱除湿。方中人参补益元气，羌活、独活、柴胡、桔梗、川芎鼓动清阳，升下陷之邪，从汗而解。即所谓风能胜湿，下者举之，从上陷入者还得从上而解之意。如此则滑脱得固，宿根得除，脾胃升降协调，不治泻而泻自止。
【验案】
徐某，男，29岁。1982年6月11日初诊。平素有“先天性心脏病”史，经常心悸，气短，咳嗽。二年前患腹泻，服黄连素、呋喃唑酮等西药后腹泻即止。以后每逢饮食不慎，或劳累过度而心悸、气短加重后，大便必然随之溏泻。刻诊：每日大便7～8次，最少3次，大便稀溏，无黏液，伴见食欲较差，食后脘腹胀满，肠鸣，少腹隐痛，苔薄有津，脉大无力。冉老认为此乃脾虚气陷。投以人参败毒散加葛根、防风。6月18日复诊：服上方4剂后，饮食好转，大便已成形，每日大便减少为2次。此魄门得固，然清气尚未归土位。改用升阳益胃汤以升举中气。连服8剂后，大便已每日一次，脘腹满胀亦除，心悸气短之症也未作，病乃告愈。半年后追踪随访，未见复发。
冉老平素极为推崇黄元御《四圣心源》一书，并以之晓谕后学：黄氏虽不擅长临床遣方用药，但却深识脉理，善辨病机，特别在脾胃气机升降的理论方面有精辟见解。冉老特别赞誉黄氏关于肝脾气机“同升同降”的观点。他根据黄氏《四圣心源·浮沉大小》所云：“木生于水而长于土，土气冲和，则肝随脾升，胆随胃降，木荣而不郁。土弱而不能达木，则木气郁塞，肝病下陷而胆病上逆，木邪横侵，土被其贼，脾不能升而胃不能降。”从而提出“肝脾气陷”的脾胃病的病机。前贤论及脾气下陷的病机极多，论肝气者，多提阳气亢逆，气火上炎，很少见下陷之说。把肝脾气机下陷相提并论者，更属少见。实际上，诸如淋癃尿血，遗精滑泄，阳事不兴，久泻久痢，月经带下等前后二阴部的许多病症，都与肝脾气陷病机有关。冉老指出，“肝脾气陷”是气机升降紊乱的结果。乱则调之，陷则举之，因而升调肝脾是治疗的中心环节。脾气下陷古有补中益气汤，肝郁而不升，张锡纯制有升肝解郁汤（黄芪、柴胡、川芎、当归、乳香、没药），未曾见到肝脾同升之方剂。冉老提出以逍遥散加黄芪、荆芥、菊花、香附、麦芽、茵陈以升肝脾之气，是寓古方以新义。方中柴胡、薄荷、当归、白芍柔肝和血，升达肝气；以茯苓、白术、甘草扶土益木，配合柴胡、薄荷升肝举脾，黄芪、荆芥、菊花、香附补气升肝，麦芽、茵陈升发脾气，共奏升举肝脾之效。冉老用之临床治疗淋浊遗滑、阳痿尿血、妇女经带等病，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令人惊叹。
【验案】
唐某，男，35岁。近五年频发不明原因血尿，每次持续半月至一月，伴神疲倦怠，食欲下降，失眠健忘，遗精阳痿，头发脱落。已服用清热凉血、利尿通淋等药治疗，效果不佳。初诊：肉眼血尿复发一周，无尿频、尿急、尿痛等症，只是有时尿黄，左少腹、腰部隐痛，舌苔中根部薄黄，舌质淡红，边见齿痕，脉弦细缓，冉老辨为肝脾气陷。用逍遥散加荆芥、菊花、麦芽、茵陈、侧柏叶、白茅根。服6剂后，尿血即止。但仍见少腹、腰痛，神疲怕冷。此为前医清利过剂，肝肾阳气已伤。改投柴胡桂枝汤加益智仁、吴茱萸、小茴香、川楝子、防风。又服6剂后，诸症皆去。
（三）辨证精准，屡收奇效
以逍遥散治疗血尿，古今鲜见。临床见尿血者，多采用清热泻火、凉血、止血，或养阴清热，或益气摄血，或健脾补肾等法。除上文所引之案外，冉老还曾以逍遥散治一女性血尿患者，亦获奇效，并录于此。患者烦躁易怒，胸胁不舒，脉大而弦，皆是肝郁乘脾之候。冉老指出：“肝者，乃藏血之官，主持疏调。脾者生血统血之官。二者相互协调，使血行有常。若肝郁气滞，疏泄失司，则藏血失司。若肝郁乘脾，脾失统血之职，亦可尿血。故治当疏肝理脾，使藏血统血复常，尿血自愈”。肝不藏血，脾不统血，临床中多见于便血、吐血、肌衄等症，冉老据中医之理论，灵活运用于治疗尿血，实给人以启迪。
【验案】
廖某，女，47岁，干部，住四川省林业设计院。1981年4月3日初诊。自述镜下血尿1年，肉眼血尿3天。患者1年前出现血尿，经反复检查原因未明，诊为“无症状性血尿”。先后服用小蓟饮子、知柏地黄丸、归脾汤及其他清热解毒凉血之剂，并用抗生素，无效。3天前，病情加重，出现肉眼血尿而请冉老诊治。初诊症见神疲食少，烦躁易怒，面白少华，胁胀闷不舒，小便呈洗肉水色，舌淡苔白，脉弦大而虚。冉老辨为“肝郁气滞”，治以疏肝解郁，健脾和营之法。药用柴胡15g，白芍15g，白术15g，茯苓15g，当归9g，甘草6g，生姜3g，薄荷3g。服3剂，肉眼血尿即止，诸症减轻。小便常规检查：红细胞5-7/HP。守方3剂而获痊愈，随访4年未发。
急性泄泻，多以湿热、寒湿或伤食等实证为主。临床大都采用芳香化湿、清热利湿或消积导滞治之，极少采用补法。冉老经验丰富，临证之际，不拘急病多实之说，坚持四诊合参，辨证施治，采用温中健脾之法，予砂半理中汤获效，颇有个人特色。
【验案】
刘某，女，65岁。住院号：511200。1987年因冠心病入院，后因饮食不慎，急发泄泻。其症来势凶猛，日泻14次。所泻为稀水，混杂少量黏液。大便常规检查：色黄，质软，红细胞（-），脓白细胞（-），血象正常。予黄连素0.5g，呋喃唑酮0.1g，庆大霉素8万单位及中药葛根芩连汤、保和丸等每日3次，口服数日无效。遂停用中西药物，延请冉老诊治。症见恶心欲吐，小腹胀痛，倦怠乏力，泻下稀水，查舌淡苔白，脉沉缓无力。冉老辨为脾胃阳虚，采用温中健脾之法，方选砂半理中汤加味。药用砂仁6g，半夏15g，泡参15g，茯苓10g，炮姜10g，苍术6g，白术6g，厚朴15g。方进一剂，呕吐即止，腹胀痛缓解。腹泻4次/日，水样物大减，以矢气为主。后加藿香10g，稻芽15g，建曲15g，再进4剂而告愈。
（编撰者：马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