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劳动

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人体健康的源泉。经常劳动，则气血调和，百脉通畅，肌肉结实，关节灵活，精神愉悦，情绪舒畅，从而使人体魄健全，壮实有力，精神旺盛，思维敏捷，反应灵活，故能防止和减缓衰老的进程，减少疾病。华佗说：“人体欲得劳动……动摇则谷气德消，血脉流通，病气不生。”经常劳动能帮助人健康长寿。

邓小平生长在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就养成了热爱劳动的习惯，他的一生都没有脱离过劳动。青年时代，他在法国大工厂艰苦劳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在工厂参加劳动。

1969年，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从北京来到江西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内的“将军楼”后，开始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他们三位老人相互体贴、照料、爱护，争着做家务活儿。

年过花甲的邓小平，作为他们当中唯一的男子汉，自然扮演“壮劳力”的角色。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工作，都是他分内的事。

卓琳的身体不好，时常犯病，有时甚至卧床不起。每当这时，邓小平都亲自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料、护理。

自从被监管后，邓小平的工资被停发，改发生活费。全家的经济收入从500元下降到200元。这200元既要支持三位老人的生活，又要帮助远在各地的儿女们。为了弥补生活上的不足，邓小平和卓琳开始开荒种地。

春光不可负，春时不能误。趁着春雨浸润的土地，邓小平夫妇挥锄开荒，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先后种上了青菜、大蒜、胡豆、黄瓜、丝瓜、苦瓜和玉米。

从此，邓小平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这块菜地里。他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即便在院子里散步时，也总要看看菜地，看看自己种的黄瓜、丝瓜、苦瓜、南瓜长得怎么样，开了花没有？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二三个月后，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喜悦。

菜地里一片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下来吃了，丝瓜开了金黄色的花，邓小平高声喊着：“卓琳，快来看啊，丝瓜开花了！”

卓琳闻声跑来。邓小平指点着对卓琳说：“你看，还结了小丝瓜喽！”

“这下有丝瓜吃喽！”邓小平兴致勃勃地挑起水桶，依次浇灌着每垄菜地。

在江西的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还把照顾儿子的重任挑在自己肩上。

儿子邓朴方，原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为邓小平问题的株连，被开除党籍，迫害致残，从一个肢体健壮的正常人，变为一个自胸部以下肢体瘫痪，终日只能躺在床上的残疾人。

对儿子的身体状况，邓小平颇为牵挂。到江西后，他多次找有关人反映儿子的情况，急切地想要儿子来到自己的身边。

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道：我们几个老人，也没有什么事，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信由汪东兴转交毛泽东。

这个愿望终于得到实现。

1971年元旦，邓朴方从北京清河救济院来到“将军楼”。邓小平快步迎上前去……到家了！父子俩相见，快活地笑了。

邓朴方下肢瘫痪站不起来，生活不能自理。邓小平担负起主要护理任务，以慈父的爱温暖着邓朴方的心。

夏天气候炎热，为减轻暑热，邓小平每天为邓朴方擦澡翻身。他先把水热好，再组织全家人作帮手，把邓朴方抬进洗澡间。在热气腾腾的雾气中，他细心地用热毛巾一遍遍地擦抚儿子的肌肤，然后再帮他穿好衣服，经常累得满头大汗。

在江西的日日夜夜，邓小平作为家庭中的“主力队员”，对自己成员不齐全的家庭的维系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对继母，他尽了一份做儿子的责任；对妻子，他尽到了一份做丈夫的责任；对儿子，他尽到了一份做父亲的责任。

邓小平不但在家里承担劳动任务，而且还要在新建拖拉机厂进行监管劳动，他主动要求承担较沉重的钳工工作，一干就是三年。

邓小平被安排在离南昌市不远的新建县劳动，并且和妻子、继母能够住上条件比较好的“将军楼”，其中还有一段插曲——

1969年10月18日上午8点整，江西省委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铃，铃，铃……”电话声急促地响起来。

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江苏口音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程世清政委吗？”

“总理，我不是程世清政委。”程惠远说，“我叫程惠远，是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程政委下乡了。”

“你担任什么职务？”周恩来又问。

“总理，我是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

“程惠远同志，你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呀？”

“我不是地方干部，是军队干部。”

“你是不是同程世清政委一起从山东济南部队调来的呀？”

“我不是从济南部队来的，是从北京装甲兵司令部调来的。”

周恩来似乎如释重负，连声说：“很好，很好！”

周恩来的细致问话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当时，一批老革命家要被疏散到江西，而担任江西省委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程世清，和林彪的关系不一般。如果不事先打招呼，对这些老革命家可能不利。周恩来问明情况后，心中才轻松了许多。

周恩来告诉程惠远，有一些老干部从北京疏散出来，有陈云、王震。随后，又问程惠远：“第二件事，大概汪东兴同志已经告诉你们了，你知道不知道？”

“没有，不知道。”程惠远回答说。

“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了，也是6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下去一段再上来，收房费也适当照顾一点。”接着，周恩来语气郑重地说道：“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人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放下听筒，程惠远感到了周恩来的话的分量。他连夜向程世清报告。经过商议，提出方案，准备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

次日晚8点半，程惠远将安置方案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表态：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住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家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

正是有了周恩来具体明确的指示，邓小平、卓琳还有夏伯根才被安排在“将军楼”居住。

那天，邓小平一家到达“将军楼”，已是夜幕降临时分。按照监管人的安排，邓小平夫妇和夏伯根三人住楼上右边的三间房子：邓小平夫妇住一个套间。负责监管的黄文华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里。

安排完毕，三位年龄加起来超过200岁的老人自己动手从汽车上搬下行李，又从楼下搬到楼上，铺好床铺，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钟，才基本就绪。他们草草吃了一顿晚餐后，就回房休息了。

从此，邓小平开始了他三年被监管劳动的生涯。

邓小平住进“将军楼”后，匆匆安排好家里的事务，新生活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一天，他主动找到负责监管的黄文华，说：

“我离开北京到江西时，汪东兴找我谈过，让我来这里长期住下去，通过劳动搞点调查研究，改造思想。现在来了几天了，你看什么时候开始劳动？”

黄文华心想：“邓小平的组织观念还很强。”便十分客气地说：“劳动嘛，过几天再说，先把家务安排好。”

邓小平马上回答说：“家务不需再花很多时间整理，反正东西不多。”邓小平迫切想参加劳动。

黄文华见邓小平执意要提前到工厂劳动，便说：“这几天天气不好。如果明天不下雨，明天劳动，你看行不行？”

“行！行！”邓小平连声回答。接着又紧问一句：“明天什么时候？”

黄文华想了想，说道：“工人是7点半钟进车间，我们就8点钟吧。”

翌日清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黄文华的警卫和引导下，从“将军楼”出发，经过红壤夹着石子的山坡往下走，绕过原步兵校的大门，踏上一条通往南昌的公路。约摸走2公里再往左拐200米，就进入了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的大门。

他们首先来到位于厂房大门右侧的党支部办公室。

黄文华把邓小平夫妇介绍给厂党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罗朋。

历史是如此的巧合。罗朋，竟然是20多年战斗在太行山时候邓小平的老部下。人世沧桑，20多年后，两位太行战友在这里相聚。

邓小平走上前去和罗朋握手。

罗朋热情地招呼邓小平夫妇坐下，倒茶递烟，简单地介绍起工厂的情况来。“这是一个小厂子，只有80多人。”讲到这里，罗朋用手指指对面的空房子说：“这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俩用，日后劳动累了，或者遇到不舒服的时候，就在这房里休息一下。我住在斜对面，有什么事可以及时联系。”

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在走进参加劳动的车间之前，邓小平问：“这里有没有红卫兵？”

“我们这里没有红卫兵，老工人占多数，都是很本分的工人。”罗朋回答。

罗朋、黄文华陪着邓小平夫妇走进车间。

当工人们看到罗朋、黄文华身边的这位身材不高、腰板挺直、修着整齐的短发、身穿同他们一样的蓝纱工作服的老人时，稍为一愣。有人眼尖，一下子认出是邓小平，不由得轻轻地喊出声来：“看！那是邓小平。”

“邓小平来了。”爆炸性的新闻在工人中迅速传播着。

工人们以前仅仅从电影、图片、报纸上见过邓小平。在被打倒以前，这位大人物总是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起，出席重大会议，会见外宾，发表重要讲话，制定重大国策。如今，在这小小的工厂里亲眼见到了他，工人们自然觉得是一件新鲜的有些神秘的事，引起他们极大的关注。

车间排长（即车间主任）陶端缙见邓小平来了，赶忙放下手中的活儿，用棉纱擦擦手上的油污，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

罗朋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陶排长，是车间的总负责。”

邓小平同陶排长握了握手。

工人们纷纷围拢上来。他们和善的目光，消融着邓小平心中的寒冰。

从此，邓小平置身于工人中间，一干就是三年。

这时的邓小平，虽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每日上工都由人持枪押送，在工厂也是“不许乱说乱动”的监督劳动对象，但是，对他来说，到工厂劳动，是与外界，与社会，与群众接触的良好机会。

身处逆境，不改其志，是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贵品格。邓小平不论是数九寒天还是赤日炎夏，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暴晒，一年到头，总是按时到厂上下班，从不间断。他每天一踏进车间的大门，见到工人第一句话就是：“工人同志们你们早！”到了工作台，便脱去上衣，挽起袖子，立即聚精会神地工作。干活时总是直着腰，钉在工作台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

刚开始的时候，厂里的工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观察邓小平。时间久了，他那一丝不苟、认真工作的态度和对人和善的举止，深深感动了大家。共同的劳动生活，使邓小平与工人们相处越来越熟悉。工人们对这个“大走资派”的看法逐渐改变了，有什么不理解的问题，都愿意和他交谈。

1972年1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上海公报。工人不明白为什么叫上海公报，不叫国家公报？他们就这个问题向邓小平请教。

这个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我们要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他承认就是认输。但是美国要和我们拉关系，也要和台湾拉关系。基辛格这个人很鬼。他想两边都不得罪。如果美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建交就绝不可能。

邓小平边说边从兜里掏出一包香烟，分送给在场的工人每人一支，然后点着一支吸了一口，接着又说：“我们与外国建交都有原则。北京代表中国。因为原则问题未解决，所以叫上海公报。”

工人们又问：“以前报纸上叫元旦社论，现在又为什么叫元旦献词？”

邓小平解释道：“以前你们接触不多，这是有含义的。元旦社论是带总结性的，新年献词是祝贺性的。”

工人们再问：为什么西哈努克来华访问时举行那么隆重的欢迎仪式？

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为什么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对柬埔寨的支持！”“再说西哈努克是国际上有影响的人物嘛！”

工人们遇有不明白的问题，总爱向邓小平请教。邓小平在工人中也觉得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犹如沙漠中的旅人，走进“生命的绿洲。”

邓小平在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管劳动期间，被分配做的是最令他满意的一个工种——钳工。

这是他第二次当钳工。

邓小平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有机会站在工作台前，拿起锉刀，再一次与“老朋友”相见。面对手中的锉刀，他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4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浮现眼前……

1920年秋，年仅16岁的邓小平，怀抱满腔热情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他一面学习，一面做工，立志报效祖国。

1923年6月，邓小平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进入巴黎近郊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做工。

这一年，他19岁。

雷诺汽车厂是法国著名的大企业之一，有1万多工人。这里也是华工和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来到雷诺汽车厂做工的邓小平，已经能够说较为流利的法语，具有一定的数理知识和在大工厂的劳动实践经验。因而，一进雷诺汽车厂，他便成为一名钳工，有了相对较多的收入。

这一段钳工工作经历，对邓小平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40多年后，在国内，邓小平又一次拿起锉刀，重新成为一名钳工。

陶端缙对邓小平说：“让你锉锉零件怎么样？”

邓小平听后非常满意：“这个要得，锉刀这活儿，可出出汗。”

陶端缙赶忙帮助准备工作台，工具柜。不一会儿，一座工作台，一个工具柜准备停当，各种工具齐备，陶端缙请邓小平试一试。

邓小平深情地望着工作台和工具，心里慨叹道：“40多年了，老伙计又见面了！”一种亲切之感油然而生。

邓小平的确出手不凡。

只见他，安置好一个零件，熟练地拿起一把锉刀，有板有眼地锉起来。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邓小平的几下招式，立刻就使陶端缙折服了。

陶端缙心里佩服地评判道：“起码得有四五级工的水平。”他入神地看着邓小平锉零件时的一招一式，被邓小平认真的神态，标准的姿势吸引住了，禁不住脱口而出：“老邓，你的锉刀活儿熟练，真有功夫。”

是的，这功夫确实来之不易。其中不仅有40多年前的功底，还有40多年革命生涯的磨炼。

邓小平每天只要一到车间，便立即脱去上衣，挽起袖子，聚精会神地干活儿。他总是直着腰，盯着工作台前方，双手紧握锉刀，以标准的姿势来回地锉着零件。那么认真，那么全神贯注。他加工的零件，没有出过废次品。

在劳动中，邓小平的钳工技艺，进一步熟练起来，并且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更臻成熟。

有一次，车间分配邓小平修理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这种花键轴，上面分为六瓣，有套子，不标准，邓小平拿起一根来，锉了好久，老是套不进键套，累得满头大汗，还是不行。

工人梁永刚见状，马上走过来，帮助邓小平查看原因，并告诉邓小平：“这里有一个眼。”梁永刚锉了一根给邓小平看，果然套上去对上了。

邓小平仔细琢磨着。

梁永刚又说：“老邓，你顺着这个方向就行。”

邓小平一看，恍然大悟。按照梁永刚的方法去锉，果然顺利多了，锉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不久，安源型拖拉机的花键轴越堆越高了，梁永刚又帮邓小平领来箱子，专门装锉好的花键轴。日积月累，很快装满了箱子。

邓小平望着满满一箱的花键轴，喜上眉梢。

后来，车间又分配邓小平加工销子槽和齿轮。邓小平勤于磨炼，刻苦钻研，一丝不苟，毫不厌倦。

功夫不负有心人。

邓小平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成品的质量越来越好。工人们看到他娴熟地挥动锉刀劳作，连声称赞：“老邓，你锉得蛮快，你是我们车间最好的钳工。”

邓小平舒心地笑了。劳动给他带来了欢乐。

劳动是防止早衰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广为流传的“十叟长寿歌”中就有“服劳自动手”的说法，古代养生家还有“人欲劳于形，百病不能成”之格言。这些均说明坚持适当的体力劳动，对机体健康大有益处。

劳动能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使脑血流量增加，脑细胞得到充分的营养，加之劳动时各种信息的刺激，提高了大脑皮质神经活动功能的强度，从而使人头脑清醒、耳目聪明、动作灵活、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能延缓脑细胞的衰老。

经常劳动，可以锻炼肌肉筋骨，使体魄健全，坚实有力。劳动的过程，就是肌肉的不断收缩和舒张并对骨骼不断牵拉的过程，其增加了肌肉对氧的需要量，能使肌纤维增粗，肌力增强。劳动可改善全身的血液循环，使肌肉和骨骼得到充分的营养，使肌肉和骨骼的弹性和韧性增加，延缓肌肉萎缩和退行性变化的速度，推迟骨骼疏松的时间。

劳动可以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能使营养心脏的冠状动脉扩张，心脏的血液供应得到改善，心肌血液充盈，心壁增厚，心肌收缩有力，增加心输出量。劳动可改善呼吸功能，增加耗氧量，从而加大肺活量。劳动还能增强消化系统的功能，加快肠蠕动，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从而增进食欲。劳动使机体上述系统的功能得到改善，增添了生命的活力，为长寿打下良好的基础。

劳动虽然让人付出辛勤的汗水，但其创造的成果则令人感到欣慰。一些养成劳动习惯的人，如果一天不劳动，就会感到浑身不舒服，而每天从事适度劳动，则感到心情愉快，精神饱满。可见劳动是一种重要的健身方法。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久，又横遭“四人帮”的迫害。1976年，他退居于一所旧庭院。夏天来了，院子里的树下，长满了尺把高的草。邓小平便叫女儿买了一把镰刀，每天在院子里割草。此时，他每天的生活仍是充实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