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迪韦尔热定律：多数选举制导致两党制

斯坦因·库勒

一、译文及简要解释

［对选举制度的影响］　我们可以表述如下：一次多数票选举导向两党制的发展。在本书所界定的所有方案中，这毫无疑问是最接近于真正社会学定律的一个。

在迪韦尔热看来，两党制是两大独立政党为政府权力而斗争，并轮流掌权的制度。当然，一个完全“纯粹”的两党制是很难想象的，但进行有成效的、一般的可操作化是可能的。比如，我们可以定义一种制度为两党制，假如两个最大政党为自己赢得确定的高百分比（如90%）的议会授权，或者选举中所投下的选票。迪韦尔热未进行这样的操作化。他提供了对影响政党制度发展的许多因素的一个考察，例如历史传统、社会与经济结构、宗教和地理分界线等。这些因素具有根本性的特征，但选举制度可与刹车或油门相比拟（Duverger 1969，p.205）。然而，在那本书中，这些因素后来或是“被拒绝、忽视，或是降为边缘性角色”（Wildavsky 1963，p.370）。迪韦尔热拒绝了有数个解释变量的多因果研究途径，反之聚焦于选举制度对政党结构和政党制度强大的独立影响。他的观点是选举结构影响政党数目、政党规模、政党联盟和代表。尽管他就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几种看法，但他唯一明确揭示了的是简单多数选举制的影响。

二、背景

自从实行自由选举以来，活跃的政治家们都在进行选举制度的具体形塑。然而，有关选举制度的政治后果的更为严肃的研究途径和分析却姗姗来迟，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包括布朗艾斯（1932），赫门斯（1941），沙特施奈德（1942），达米（1951），迪韦尔热（1950，51），利普森（1953），基（1958），巴特勒（1963），雷（1967），罗肯（1968），厄温（1977）。当迪韦尔热进行他的工作时，有关选举制度的政治后果不存在系统的、进行过经验验证的知识。与迪韦尔热所提出的相接近的一些想法，在各种地方久已被讨论过，或许是在1869年由亨利·德鲁普首次进行的（Riker 1994）。里克尔认为，“正如科学定律通常的情形那样，类似的论点已经得到广泛的讨论，其精微程度提高”（p.20），因而，“学者对迪韦尔热定律和迪韦尔热假设的接受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p.26）。

迪韦尔热的名字跟定律相连这一事实来自他是运用该词的首位作者。尽管迪韦尔热未能提供非常系统的根据，仅通过提出他的假设而奠定了进行与不同类型的选举制度的政治后果有关之研究的牢固基础。从那时以来，该定律得到了经验验证，在理论上得到改进，使之成为以如何解释选举结果为中心的若干假设独一无二的来源。

莫里斯·迪韦尔热1917年出生于法国的昂古莱姆，1955年至1985年间为巴黎大学教授。他关于政党的著述迥然不同于政党研究传统的思想流派。在迪韦尔热之前，支配政党研究的问题是（cfr.Englemann）：

1．某些政治运动的历史是什么？

2．是什么个性给了不同类型的政治运动以支持？（超凡魅力领导人的传记。）

3．有关的政治运动在各个时候提出的政治纲领是什么？

迪韦尔热发现人们很少注意研究选举制度的影响。迪韦尔热可被视为使政党成为政治学的一个系统研究的先驱之一（另参见早先米歇尔斯和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著述），终身致力于以政党为对象的研究，并将其发展为科学（“国家学”）。迪韦尔热《政党》一书的目的是勾画一个一般的政党理论。该书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政党的内部结构——其组织、成员和领导；而第二部分则进而讨论了政党制度本身——不同政党的力量、形成特定数目政党的原因、不同类型的政党联盟，以及政党与政权及政府决策的关系。

迪韦尔热后来就不同的政治机构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但只有本书所评的书引起了读者特别的兴趣。1994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迪韦尔热定律：40年之后”（Duverger 1994），其中他批判地反思了他早先“暂时的”和“不准确的”“定律”表述。（最初是作为提交给1945年在波尔多举行的一次会议的论文，后于1951年发表）。在该文中，迪韦尔热试图就他的“定律”是什么意思，以及选举制度导致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方式提出较温和的看法。他宣称，他并没说选举制度是以“机械和自动的”方式运作的，而是说它们“只是在该制度的方向上发挥压力；是其他诸种力量中行为的一种力量，有些是反方向运作的”（Duverger 1994，p.71）。后来，迪韦尔热关注于表达这样的思想，即选举制度“倾向于导致”两党制，而非表述为它们直接“导致”两党制。（1994，pp.70—71）

讨论迪韦尔热定律的相当大量的文献核心为以下二者的区分：一个被称为“迪韦尔热定律”（多数选举制导致两党制），另一个是“迪韦尔热假设”（比例代表制（PR）导致多党制）。盖恩斯也认为必须把定律的效应看作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该定律描述的可能是只有通过一系列的选举才能达到的一种平衡”（Gaines 1999，pp.835—837）。萨托利则使用了迪韦尔热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这样的标签，但坚持把它们分开。同时，他较深入地讨论了它们的“决定性”程度，即我们是否有“一种因果关系”或“一个必要条件”。（Sartori 1994，pp.48—52）

三、公式化表述——准确定义

斯帕尔·尼尔森就政党制度的后果区分了这一辩论的两个方面：

1．机械地产生于不同“惯例”的后果，有关授权之分配的数量后果。

2．有关政府稳定性或国民议会就给定的问题作出决定的能力的后果；大量的结果。

在我看来，迪韦尔热对政党制度的反思可视为对第一点的补充，或许是第三方面：选民、组织战略家和政党领导人就建立一个政党和／或参加政治选举的功用所持看法的后果。一个既成的选举制度可以对政治选举不同参加者的行为产生后果。假如今天英国引入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法，那么设想其政党制度会立即不同于目前是合情合理的。

迪韦尔热既把选举制度看成是一个自变量，也看成是一个应变量。他的观点是：在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不管迪韦尔热对影响政党制度演进的历史、经济、文化和地理因素如何有保留，他对单次简单多数选举和政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看法可以最清楚地展现如下：

（1）单次投票的多数选举制阻碍小党的创立和演进，或消除现存小党。

（2）可二次投票的多数选举制会促进有两大政党的制度的形成，或是把现存的多党制转变为两党制，或是切割已经存在的两党制。

（3）一种有两个政党的制度导致建立单次多数选举制的决定。

一般地说，迪韦尔热的“定律”称X与Y有关，X导致Y。迪韦尔热认为，在已提到的选举制度类型和两党制之间可以看到高度正相关关系，而且“例外情况很少，且可一般地解释为是由于特定的情形”（Duverger 1969，p.248）。而这又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特定情形”，在一般假设中所表达的“后果”是什么？

若加以简化，迪韦尔热关于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观点还可以一个四格表来表达：

对该假设的经验验证展示为下面的表4.2。此外，对不同选举制度影响选票分配更为一般的讨论见于厄温（1977）。

四、普遍性与可验证性——批评

“两党制”一语，首先可理解为指全国层次上的选举。这也是迪韦尔热的出发点，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最终限定了他自己的理论：两党制在每一个单一选区都会发展，但各政党可能依地区而异。由于这一修改，譬如在国民议会中，四个规模相当的政党组合可同样由两个来代表——他最初的“两党制”概念因此改写。然而，这一修改并未导致最初假设的重新表述。相反，迪韦尔热提出了表述该定律所需要的前提：“社会的自然运动趋向于两党制，……尽管如此，两党制似乎与事物的本性相和谐，即政治选举总的来说相当于在两个方案之间作一个选择，……任何政策和全部的政治都意味着两种解决办法之间的选择，……不存在中间倾向，没有中间主张”（Duverger 1967，尤其见p.245）。上述引文，以及该书其余部分的讨论，反映了如下情况：

1．有关社会走向两党制的发展趋势缺乏经验证据；并无一个事实表明有这一趋势。

2．“自然”概念缺乏讨论和澄清。

3．缺乏一个毫不含糊可操作化的“两党制”概念。

4．一种看法，即政党制度代表了一种单维（“右—左”）的统一体，尽管他此前提出了“其他因素”——多维度、地理、宗教等——都能影响政党制度的演进。建立在这一单维观点之上，想象一种走向两党制的演进毫无疑问也将更容易。

迪韦尔热似乎未能看到宣称每个选区的两党制和“社会趋向两党制的自然运动”之间的不一致。因为大致说来，我们必须考虑把“国家”作为一般的分析单位，而非突然随意选定的地方社会。多党制只不过是“自然演进”常态的异数吗？本章这一部分的结论只能是说迪韦尔热的准确程度不高。他的假定需要更高程度的准确性，必须提出更多的东西以使我们能推出一个更一般的模型。威尔达夫斯基（1959，pp.368—369）认为迪韦尔热因四个逻辑谬误而“有罪”：

1．分析的自由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与渐进—决定论观念的联系，即相同的力量将在不同文化中运作，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家都经过同样类型的经历。若出现了明显的例外，作者不得不求助于特定的解释以努力消除不一致。

2．某些现象是“自然的”这一个人观点被强加给数据资料。

3．把假设的图式和事实观察之间所有的不一致都归结为该情形中的“其他因素”，抽象的分析被免于批评或反证。

4．作者未能根据经验上与该模型的差异来修正或重新提出最初的假设。

雷（1971，p.6）概括了有关产生于选举制度的政党制度之后果的现有文献有如下的普遍局限：

1．分析的类别很少准确界定。选举程度、选民和“惯例”没有根据清晰、准确的类别来加以分类，而政党制度也普遍以相应的、模糊的词句加以描述。

2．只有很少的时候系统地处理数据资料。数据资料最经常地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或者在进行比较时不适用的“例外”通常不受注意，对一般假设没有任何修正。

3．验证方法普遍不清楚。有关何种事实证实或使一个一般陈述无效缺乏准确性，或者术语的使用使之难于建立概括（generalization）的有效性。

对政党和不同类型政党制度总体的和更为具体的讨论，见Sartori（1979）。

在更为最近的文献中，一些作者已试图探索新的视角，主要是有关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及其他变量之间的共变（covariation）——尤其是政治情境。最雄心勃勃的努力之一是赖因·塔格佩拉构建的一个等式，他比较了“燃气压力”的类似结构，其中各变量压力、量和温度之间的共变给出了一个经过压缩的表达。通过具体确定第三个变量——“社会政治异质性”——他构建了如下的一般等式，旨在建立这一常量作为（N，I和M）之函数的价值：

N=I0.6M0.15+1，或N-I0.6M0.15=1

我指的是“社会政治异质性”（问题维度）；N，政党数目；M，选举制度；而0.6和0.15是他从验证22个国家的数据资料中发现的常量。在构建这一等式时，塔格佩拉还指出了N和M之间强有力的共变（在提到各国议会中的政党数目时）（Taagepera 1999，p.540）。

格罗夫曼和利普哈特列举了一系列的变量，必须纳入对“选举法的政治后果的充分研究”中。首先他们提到了5个变量（部分来自迪韦尔热）：1）选举制度的类型（比例制对多数制）；2）选票的形式（候选人是列名排列还是顺序排列）；3）选民的规模；4）议员的人数；5）候选人／政党的数目。

然后他们列举了13个其他的变量：1）普选权的扩大和登记程序；2）投一票的机会；3）候选人影响政府的机会和自由；4）选举竞争（影响名单上各候选人之选择的机会）；5）选票的物理结构和秘密程度；6）代议的门槛；7）选民的结构；8）为竞选提供资金；9）选举的时机和时间长度；10）竞选的公开程度；11）选举的彻底性，全部席位中有多少是选举产生的；12）在同一时间或相继举行的选举的次数；13）选民提出动议要求选举、公决和罢免的权利（Grofman and Lijphart 1994，pp.2—3）。这表明了未来的研究议程将如何必须依靠一些变量（甚至比上面列举的更多），它们可以影响自变量（选举制度）可能对应变量（政党数目）产生的效应。关于就政党和比例、选民和选举产生的代表，以及政党和选举产生的代表，有人对许多种选择和可能的结果进行过很好的评估（见NOU［Norwegian Official Reports］，2001，No.3，chapter 4，pp.37—52）。一个具体问题是确定应如何从总体上衡量比例（NOU 2001：3，p.78）。

在更为晚近的一篇著述中，萨托利在提到迪韦尔热时，提出了他自己对社会科学中的定律的清楚界定：“一条科学定律可界定为具有解释性力量、揭示规律性的一种概括”（generalization）（Sartori 1994a，p.49）。规律性建基于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定存在、必须加以明确的。因此，在认为存在一条有效定律时，你在考察该定律是否能准确地预测所研究的个案时，必须把这些条件考虑在内。当发现必定存在、必须被接纳为该定律有效性前提的新条件时，你也将对该定律的解释性力量作出贡献。他写道：

该谜团（一个例外）可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处理：规定一个必要条件限制该定律的适用性（如此，则该例外不复存在），或者把该例外或一个以上的例外纳入将其包括在内的该定律的重新表述中。（Sartori 1994a，p.52）

五、经验评估——结论

在雷进行的对迪韦尔热假设的再次系统阐述中，多数选举制被认为是两党制的一个必要充分条件，若两党制的定义是最大的政党持少于70%的授权，两个最大的政党在选举后的授权必须达到至少90%，雷（1971，p.93）发现了选举制度和政党之间联系的经验模式：

在这些国家中，89.7%似乎都证实了该假设，尽管存在例外。赖克（Riker 1982）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加拿大和印度虽然都实行多数选举制，但都是多党制。而雷则提出对迪韦尔热假设进行如下修正：

除了存在强大的地方性政党的情况之外，多数选举制总是与两党竞争相联系，只有在少数党很弱的地方（地区的？），其他选举制度才跟两党竞争相联系。（Rae 1971，p.95）

对不同于迪韦尔热定律的两个最重要的异数——加拿大和印度——有许多人进行了研究。盖恩斯在对加拿大几次选举的分析中写道：“不光是在全国层次上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光是在省的层次上作为一个整体，而是每一个区，年复一年，加拿大的选举通常都不是两党（或两个候选人）的事件”（Gaines 1999，p.847）。即使一个两党制未能在全国层次上作为多数选举制的结果而终于发生，它仍存在于联邦层次上，或至少在一些小选区其实并非如此——如迪韦尔热所认为的那样。加拿大经常是2.5个政党制或多党，而不是迪韦尔热所设想的只有两个。在论文中，他比较了四个最受认可的多数选举制（FPTP）在产生两党制方面的有效性。他的排序如下：美国最符合，然后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加拿大则处于最末端（p.857）。

自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以来，许多学者感兴趣的是，在西方，为人熟知的不同制度选项将对这些国家产生何种影响。在转型过程中，组织新政党（在一些国家有人努力“恢复旧政党”）和实行新的选举制度是同时进行的。莫泽（Moser 1999）认为，由于后共产党国家的大多数新政权都实行“混合形式”的选举制度，以西德为模式，部分地也以实行比例选举制的其他国家为模式，没有一个国家引入清清楚楚的FPTP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在各省实行了多数选举制，但即使在那里，新的安排也未导致政党数目的减少。莫泽指出，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加勒比地区实行了FPTP的新民主国家：没有出现两党制。各个后共产党政权的特征是缺乏组织完备的政党（干扰变量）。当这些新民主国家政党数量显著增加之时，并且出现了许多独立候选人，选民不可能理性地决定应该投谁的票。因为，迪韦尔热定律或迪韦尔热假设都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最不发达的政党制度如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产生了这样的分化，即甚至单一议员选区选举的机械效应都未能产生”。（p.384）

雷没有给出任何例子表明“相反的演变”是成问题的；即从多数选举到比例代表制，或换言之：从两党制到多党制。雷然后把两个演进趋势联系起来，只向一个方向发展。因此该论点在形式上受到削弱：对中间过程没给予任何注意。简言之，真正潜存的模式是什么丝毫没有看到。赖克于1982年也试图说明同样一点，认为迪韦尔热定律在解释为什么多数选举制导致了第三党的消失方面贡献甚小（pp.6—7）。赖克讨论了“复杂”选举的可能性，并接受了该因素可以解释迪韦尔热定律的效应这一看法。以此方式，赖克所想的是当选民发现他们的投票可能是非理性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个较大的政党。

在其他作者更为晚近的分析中，你会发现对迪韦尔热定律的“广泛”信息有更大的肯定。他们认为选民在各政党间选择的自由为选举制度所限，而迪韦尔热可以说提出了一种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所受约束力的理论（Taagepera 2001）。该想法是，最初选举制度直接作用（“机械效应”），而后则出现“……对政党领袖和选民的一个长期‘心理效应’。在强有力的选举制度中，所获席位不多（经由机械效应）的小党趋向于丢失选票（经由心理效应），于是政党制度最终可能接近于两党格局”（p.333）。塔格佩拉还以方格定律（见本书第三章）为基础，发展出了一个模型来评估选举中政党规模更为准确的衡量（不同时期平均值）。

许多研究者还试图弄清一些“中间形式”（即多数制和比例制之间）在实际中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即涉及比例制中异乎寻常授权（调整授权）的运用，也涉及比例制中的诸“可转移选票”；单一可转移选票（STV：爱尔兰、马耳他和澳大利亚的参议院选举）和“不可转移选票”的比例制；单一不可转移投票（SNTV：1983年的西班牙参议院、日本）。准确评估差异的难题其一在于政党数目的明确定义；在实行多数选举制的国家，可能有很多政党提出候选人名单，但或许只有两三个政党有代表当选。同样，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比例制，其中授权的分配各有不同（D'Hont，St'Lague，Droops，Imperiali，et al），以至于对选举制度影响政党数目的真正的验证难以建立起来。在NOU2001：3的概观中（表4.5：47）你会发现在“干净的”多数制中（简单多数：首先过半者）走向两党制的趋向是明显的，但确定哪种类型的比例代表制导致政党数目更多或更少就较为困难（在比例代表制中，比例性要比FPTP和其他实行多数制的制度“好”得多）。（另见Lijphart 1990，pp.488—491）

就1994年和1996年意大利的选举，里德于2001年认为迪韦尔热定律正如所期望的那样起作用。1993年，意大利实行了基本建立在单一议员选区选举之上的选举制度：“……我们发现，迪韦尔热定律在意大利不光是起作用，而且是在迅速和强有力地起作用”（p.313）。他是通过运用一种两极衡量得出这一结论的——在多大程度上，最大和次大的政党平分秋色地分享代表席位。（pp.316—317）

在罗肯对选举制度的分析中，存在一种把迪韦尔热的基本假设翻转过来的倾向：选举制度则在同样程度上被视为一个因变量。是政党制度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以一种回应现存政党当前和将来选举所得的方式形塑选举制度，这一论点是可能的。在图4.2中可以设想如下的关系：

可以提供有关例子，比如来自挪威选举史的。挪威从1906年在单一议员选区中引入多数选举制（两次投票），到1921年转变为比例代表制。在世纪之交，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感到他们有把握通过多数选举制赢得选举，而尤其是自由党人，后来也许受到工党的威胁，同意引入比例代表制。该纲领的主张并非只是根据平等和正义原则而专横地强加的。

通过把迪韦尔热的和罗肯的理论相互对照，我们看到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选举的形式和政党制度的形式在“引领”演变方面随着时间推移而轮流起作用。

博格达诺和巴特勒于1983年支持罗肯的论述，指出选举制度是不同国家政治传统的结果：“一种选举制度不仅在不同国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是如此”。（p.261）

与此同时，来自挪威选举史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迪韦尔热定律的一个总体缺陷：在对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讨论中，各政党的政策是什么？这里说的政策我指的是政党在任一时间代表并定义游戏规则的可能性和倾向，及其提出可供选择的政治目标的倾向和意志。两个最大的政党可能只是轮流成为最不适合政府工作的政党，因而为新的政党铺平道路。因此之故，第三党可能闯进该体系，获得立足之地，或甚至取两个大党之一而代之，这在逻辑上并非不可能。

在1974年2月的英国议会选举中，自由党占630个选区中的约150个，位居第二，所获选票总数为19.4%（见《泰晤士报》1974年3月2日）。这意味着，只需要再作出一点儿额外的努力，就能获得与登记在册的选举支持相一致的议会代表权。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把英国称为三党制（在选民层次上，而尚未在议会中），一种“打破”了迪韦尔热定律的制度类型。故此，我们可以不再像迪韦尔热那样视三党制为拉丁语系国家的一个异数：“作为公民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其个人原创意识，以及其性格中有那么点无政府主义之结果，在拉丁语系国家中存在一个相对清楚的、走向三党制的趋势。”（Duverger 1967，p.238）我们只需想象一下迪韦尔热对挪威人的描述，他们的政党体系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中由14个政党组成，而事实上，只有6—7个政党在议会中有代表。

结论：当我们说迪韦尔热定律是政治学中讨论最多的定律之一，并且或许是有最强有力经验支持的一个时，这并不能算过于坦率。然而，对其作为一条“定律”（“决定论的”）的作用，以及迪韦尔热对那些与从中得到的推论不一致的例子有关的许多问题所作反应的充分性，仍存在很多分歧。在你看到可能使其获得总体接受的最终公式化表述之前，大量的澄清和经验调查工作仍有待进行。与该定律有“多少”可以说涵盖了选举制度与政党数目之间的联系有关的难题也有很多讨论，与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之间的循环推理（“反馈圆圈”）有关的各种问题亦然。

参考文献

Bogdanor, Vernon and David Butler 1983: Democracy and Elec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Braunias, Karl 1932: Das parlamentarische Wahlrecht: Ein Handbuch über die Bildung der. gesetzgebenden Körperschaften in Europa. 2.vols, Berlin.

Butler, David E. 1963: The Electoral System in Britain Since 1918,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Dami, Aldo 1951: “In Support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Bulletin 3 (Summer).

Diamant, Alfred 1952: Review of Duverger's book, Les partis politiques,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ⅪⅤ, (November).

Duverger, Maurice 1950: “L'influence des systémes électoraux sur la vie politique”, Paris: Cathier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No.16.

Duverger, Maurice 1951, 1969: L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Le Seuil. (Also used, here, the French 7.edition (1969); and M. Duverger, Political Parties, republished 3. eds.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es partis politiques, London, 1967).

Duverger, Maurice 1986: “Duverger's Law: Forty Years Later” in Grofman and Lijphart, eds., 1994, pp.69-84.

Eckstein, Harry and David Apter, eds., 1963: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ader, Free Press, New York.

Engelmann, Fredrick C. 1963: “A Critique of Recent Writings on Political Parties”, in Eckstein and Apter, eds., Comparative Politics. Article republished fro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ⅪⅩ (August 1957).

Finer, Samuel 1954: Review of Duverger's book, Les partis politiques, in Political Studies, Ⅱ (October).

Gaines, Brian J. 1999: “Duverger's Law and the Meaning of Canadian Exceptionalism”,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2, No.7, October 1999: 835-861.

Grofman, Bernhard and Arend Lijphart, eds., 1994: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Hermens, Ferdinand A. 1941: Democracy or Anarchy? A Study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Notre Dame.

Hermens, Ferdinand A. 1952: Review of Duverger's book (1951), Les partis politiques, 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ⅪⅤ (October).

Key Jr., V. O. 1958: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Thomas Y. Crowell, New York.

Langaard, Lise 1984: “En analyse av Maurice Duvergers lov om to-partisystemet” (An analysis of Maurice Duverger's law on the two-party system), mellomfags-oppgave, Sammenliknende politikk (BA the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Universitet i Bergen.

Lavau, Georges E. 1953: Parties politiques et réalités sociales: Contribution à une étude réaliste des partis politiques, Paris.

Lijphart, Arend 1984: “Adva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ector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3: 424-436.

Lijphart, Arend 199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1945-85”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4, No.2, June: 481-496.

Lipson, D. 1953: “The Two-Party System in British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June).

Michels, Robert 1911: Zur Soziologie des 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Leipzig.

Moser, Robert G. 1999: “Electoral Systems and the Number of Parties in Postcommunist States” in World Politics, Vol.15, April 1999: 359-384.

Neumann, Sigmund 1956: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Chicago.

NOU 2001: 3: Velgere, Valordninger, Valgte. Innstilling fra Valglovlutvalget oppnevnt ved kongelig resolusjon 3. Oktober 1997, (Voters, electoral system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royal resolution on October 3rd, 1997), Kommunal-og regionaldepartementet, Statens forvaltningstjeneste, Oslo.

Ostrogorski, Mosei 1902: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Rae, Douglas W. 1971: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Reed, Steven R. 2001: “Duverger's Law is Working in Ital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3) (April): 312-327.

Riker, William 1982: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Duverger's Law: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eiw, Vol.76: 753-766.

Riker, William 1994: “Duverger's Law Revisited” in Grofman and Lijphart, eds.,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Rokkan, Stein 1968: “Electoral System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V, New York.

Sartori, Giovanni 1979: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artori, Giovanni 1994: “The Influence of Electoral Systems: Faulty Laws or Faulty Method?” in Grofman and Lijphart 1994, pp.43-68.

Sartori, Giovanni 1994: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London, Macmillan.

Schattschneider, E.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Sparre Nilson, Sten 1974: “The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Reveiw of D.W. Raes (1971) book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s, 2: 283-290.

Taagepera, Rein 1999: “The Number of Parties as a Function of Heterogeneity and Electoral Systems” 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2, No.5, August 1999: 531-548.

Taagepera, Rein 2001: “Party Size Baselines Imposed by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ory for Simple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3 (4): 331-354.

Urwin, Derek 1977: “Electoral Systems”, INSS Rapport nr. 1, Universitetet i Bergen.

Wildavsky, Aron 1963, [1959]: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Duverger's Political Parties”, in Eckstein and Apter, eds., (1963). The article is republished fro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ⅩⅪ (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