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源氏物语》与中日好色观的价值转换

提到《源氏物语》首先绕不开的便是里面的“好色”成分，不过此“好色”并非我们寻常理解的贬义，好色文学是日本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从《伊势物语》到《源氏物语》，以及中世时期、近世时期都有不少好色文学作品，井原西鹤的“好色物”、谷崎润一郎的《痴人之爱》，都是好色文学长河中的杰作。

好色文学是日本文学中的独特现象，但往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误解，把好色文学理解成色情文学。日本的好色文学与色情文学是不同的两种文学，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好色”一词在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中的不同意义，好色文学在中日文学中也有着不同的定位。

《源氏物语》是日本好色文学的代表作之一，但《源氏物语》与其他的好色文学不同。《源氏物语》是女性作者写的。仅仅作者是女性似乎不算特点，难道女性就不好色吗？女性当然也会好色，但紫式部塑造的男主人公源氏是一个一生不断追求女性的贵族，这样的男主人公却在紫式部的笔下成了一个极为理想的人物。

这样的男主人公显然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与大众理想男性的道德规范完全不匹配，二是他也不应该是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没有女性喜爱朝三暮四、拈花惹草的风流公子。尽管紫式部也不无批评，但紫式部的批评相当微弱，尤其与对源氏的赞美比较而言，完全不值一提。

《源氏物语》里有很多女性人物，因为源氏备受折磨痛苦，但紫式部仍然给予了源氏极大的同情，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一个好色的人怎么能成为一个理想型呢？

《源氏物语》里这么写道：

这种描写种种世态的小说故事中，有浮薄男子、好色者（色好み），以及爱上了二心男子的女人，记述着他们的种种情节。但结果每个女子总是归附一个男子，生活遂得安定。只有我的境遇奇怪，一直是沉浮飘荡，不得安宁。

从原文与人物来看，紫式部对“好色”持有怎样一种观念和态度呢？这种观念对人物形象的形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源氏物语》中的“好色”与中国文学中的“好色”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从上面的原文来看，紫式部对“好色”并不是完全负面的评价。原文描写了女主人公紫姬的心理活动，表面看来这段描写是否定“好色”的，把“浮薄男子”与“好色者”相提并论。但是好色生活终究会随着与一个男人关系的确定，变成安定的生活。如果说安定的生活是结果，那么正是好色生活的结果。

相比较之下，紫姬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因此她感到苦恼。丰子恺在翻译时用“浮薄男子”代表“あだ（婀娜）なる男”，但是“あだ”一词既有“浮薄”之意，也有“优雅”之意，还有“高雅洒脱”之意。在此处译为“优雅的男子”，似乎更符合作者原意。

紫式部居然将“高雅”与“好色”等同，从今天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源氏可不是什么理想男性，似乎渣男之类的词语更适合他。

理想男性与渣男是完全不同的类型，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不一样的看法呢？

因为两种不同的好色观。好色在中国文学中基本上是负面的，平安时期日本文人都要阅读《文选》这一文集，中国文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就收录于《文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好色是被否定的。登徒子指责宋玉的借口是好色，宋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自己不好色，他见到如花似玉的女子也不会动心。登徒子的老婆容貌丑陋，可他居然和老婆生出五个孩子，这成了宋玉指责登徒子好色的证据。

《登徒子好色赋》否定好色，但这个观念并不是从宋玉这开始的。先秦时期否定好色的观念已经普遍存在，儒家和道家也都否定好色。孔子更是阐述了好色与好德的关系：“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把“德”与“色”对立起来，就已经表明了立场。

否定好色虽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但中国文化里也不都是否定好色的。孟子云：“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注疏云：“人之甘食悦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内出，义在外也，不从己身出也。”

孟子肯定食与色是人之本性，但孟子的肯定是有限的，因为好色本身有它的局限性：“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忧；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忧；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忧。”

好色是人之所欲，但好色不足以解忧。与孔子比较，孟子的说法有了较大的转变。至少孟子没有把好色与好德对立起来，这样便解除了好色与道德、政治之间的对立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好色”与“淫”常常是同义语，但又不是完全相同，古代文人通过区别好色与淫，试图肯定好色。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班固的《离骚序》也提到了“好色而不淫”的观念，此后中国文人时常引用“好色而不淫”。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典范，既然《诗经》“好色而不淫”，那好色也就获得了正名。那么好色与淫的区别在哪里呢？淫在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好色。“好色而不淫”的意思是没有超出社会的一般规约，没有超出儒家规范。

元稹《莺莺传》开头的一段话，正是在区别淫与好色的层面上讲述了《登徒子好色赋》。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登徒子是一个好色之徒，但元稹以为登徒子不是好色，而是淫。

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耳。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尝不留连于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

张生与莺莺是恋爱关系，这一关系被元稹定位于好色，而不是淫。张生最终没有被爱情扼制，以科考等理由断绝了与崔莺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认为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既然“发乎情，止乎礼义”，张生的恋爱也就是好色了。好色的正面价值是止于礼义，止于好色，如果再发展一步就会成为淫。

鲁迅对《莺莺传》有过非常著名的论断：“文过饰非，遂堕恶趣。”鲁迅批评了元稹以文“饰非”的做法，这也是批评了元稹为自己辩护的行为。

可见，《源氏物语》的好色观显然与中国文学的好色观不大相同，不同在哪里呢？

《源氏物语》对“好色”的定位，首先是从剥离道德开始的。紫式部描写源氏“好色”的用意不是为了批判他道德低下，如果将源氏“好色”的道德品性放在首位，源氏给人的感觉一定不是美好理想的形象。

紫式部强调的是他风流倜傥的一面，淡化了道德方面的意识。紫式部认为如果没有情色之事，就缺少风趣，是“美中不足”的事情。其实把好色与道德分离，在唐传奇中就已经出现。

《游仙窟》《莺莺传》通过区别好色与淫，使好色进入了一个模糊地带。《源氏物语》里源氏与继母私通乱伦，还生下孩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好色的程度，而是完全彻底的淫。源氏私通生下的冷泉帝继位以后，源氏在政治上达到人生的巅峰，但这一乱伦的情节不是来自日本的皇室，《河海抄》指出此事是以《史记》为据创作的。秦庄襄王、太后、吕不韦与秦始皇的关系，如同《源氏物语》的人物关系。

除了道德方面，在中国文学中，政治方面的因素也给好色带来了负面意义，无数的后妃都成了政治灾难的起因。好色与政治相联系，必然会成为祸根，带来深重的灾难。在《源氏物语》中，源氏与女性的关系，一方面会给他带来利益，比如源氏与葵姬的婚姻是政治利益的结果，这给他带来了好处。源氏在冷泉帝时代，政治生涯达到顶峰，这也是他好色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源氏与女性的好色关系也给他带来了灾难，导致他被贬谪。好色与政治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支配好色与源氏政治关系的不是道德，而是一切都是无常。“无常”剥离了好色与政治的关系，我们分析时也就不一定从政治角度来解释好色与政治的关系。

第三个不同，是“好色”的高雅品位。淡化或剥离了“好色”与道德、政治关系之后，剩下最重要的就是“好色”人物源氏的个人条件了。紫式部为了将“好色”塑造成正面的，就必须将源氏写成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物，外貌、才华都是重要手段。

源氏公子的容貌是他命运的出发点，这是他作为好色人物的第一个特点，这关系到他的政治命运，更关系到他与女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源氏外在条件俊美可人，而且他还精通情场风情，多情而又真情。所以他成了众多女性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们根本无法抗拒他的诱惑。

源氏与很多女子发生关系，虽然他不是喜爱所有女性，但还是对她们充满了同情。他营造六条院之后，将与他有关系的女性都接来，让女人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日本平安时期实行访婚制度，也就是男性所有的支出完全靠女方来提供，而且这些男性往往会同时走访若干个女性。访婚制的婚姻关系中，女性结婚之后仍然要住在父母家里，如果女性的生活得不到父母和丈夫的支持，就会变得十分凄惨，《源氏物语》多次描写了这种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源氏的“好色”具有极强的理想色彩，甚至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除了长得好看，源氏作为好色人物的第二个特点是精通诗书画乐。他风流倜傥，聪明绝顶，诗书画乐样样精通，又具有极高贵的身份和地位，简直就是进阶版的“高富帅”，哪个女性不爱呢？

源氏不断追逐女性，与女性交往的重要途径是诗书画乐的交流。诗书画乐不只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沟通男女情感方面也起到助攻作用，男女之间如果想交流，几乎都要以和歌赠答。理解和创作和歌能够达到的水平，不只是沟通的技巧，也是源氏和女性能否选择对方的重要标准。

诗文才能是“好色”人物的一个条件，可是诗文才华的功能在中日文学中是不同的。

源氏有着旷世才华，但他这方面的才华与他的政治生涯没有直接的关系。源氏能够走上仕途，是他的身份地位决定的，他的诗文才华主要用在和女性沟通情感上。

在中国文学里，诗书画乐也有和《源氏物语》相同的意义，但更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诗书画乐最终走向仕途。一个平民能够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诗文的政治理想才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最终理想，但源氏不需要借助诗文就能够完成他的政治理想。

《莺莺传》的张生为了考取功名，最终与莺莺断绝关系。源氏的诗文才华与政治的直接关系被剥离之后，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意义呢？诗文与政治的分离，也就避免了从政治角度来评价源氏好色生活是否正确。

诗书画乐为源氏的好色披上了高雅品位的外衣，从而避免源氏的好色行为染上品位低下的市井无赖色彩。诗文与好色的紧密关系，提高了好色的品位，使好色从负面转向正面，因为诗文本身已经象征着地位和高贵了。

总而言之，《源氏物语》以高雅的品位肯定了“好色”的正面形象，但日本文学的“好色”观没有在《源氏物语》就结束，此后依然向着正面的方向继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