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生产方式与游牧生产方式的简要比较

乌日陶克套胡[1]

摘要：本文就中国封建社会的两种典型生产方式，中原农耕生产方式与蒙古高原游牧生产方式的相同点与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封建社会中这两种生产方式各有利弊，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发展水平之上的传统生产方式，并没有谁优谁劣之分。

因人类生存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各个民族基本处于农业生产方式阶段，主要以从事农业经济、游牧经济、狩猎经济和渔业经济为主。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农业经济和游牧经济。而本文是将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方式与中原地区农耕民族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经济人类学的比较分析，发现二者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性。

一 两种生产方式的相同点

（1）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基本上是社会第一次分工的产物。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品。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2]这表明，农业与畜牧业都经历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即从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阶段。就其历程而言，没有哪一个先进哪一个落后之区分。

（2）二者都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农业和畜牧业不仅受到水源、日照、天气、季节等自然条件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受到干旱、冰雹、雪灾、蝗虫、动植物传染病等危害。在人类历史初期，由于牧民生产力低下，预测天象变化的能力还较为落后，因此受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逐渐提高。同时，农作物和牲畜的成长也开始遵循自然生长规律。

（3）二者的生产要素，即土地、劳动者、生产工具基本类同。而且，因农产品和畜产品的消费量在通常情况下是基本稳定的，故同工业产品相比，其生产产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同样，因农产品和畜产品的生产需要较长的时间，故供给弹性也较小。

（4）在当时没有现代技术的条件下，土地的质和量对农业和游牧业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5）如果过度放牧或滥垦滥伐，就会导致土地沙化、水土流失、食物链缩短和生态环境恶化。

二 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性

（1）自然环境的差异。农业一般更适合于温暖的气候、富饶的平原和河流流域。农耕民族在固定的耕地上劳作，有利于劳动的投入与技术的更新，从而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游牧畜牧业则更适合于草原、高原地区，对土地的需求量很大。“游牧人的生存空间多在高山戈壁间、北方寒冷贫瘠之地，草原连绵、流沙千里，自然条件十分艰难。草原的盛衰，是牧人居住停留或迁移的重要原因。而农耕人的生存空间则多在南方温暖的河湖地区，他们开辟草莱，形成田畴遍野。河湖的开垦和水利设施的兴建，是农业兴旺发达或衰败的关键。而对于天灾与人祸，游牧人的承受力较弱，而农耕人却较强。”[3]

（2）生产方式的差异。农民以在固定的耕地上精耕细作作为主要生产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农耕生计开辟了把劳动直接注入生态系统的途径，使人类可以通过强化劳动和改进技术来放大或增强生态系统的输出功率，从而在生产力和劳动产品之间第一次建立起并行发展的正比例关系”，[4]“农耕人安土重迁，视野窄，自给自足，闯劲弱，守成势力强，其经济是封闭性的”。[5]另外，农耕经济要求的劳动力是男性。拥有更多男性劳动力的家庭，经济势力会更强大，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劳动力投入，就可以增加农业产量，这样必然形成了“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这种生育观和小农经济对男劳力的需要，共同促成了今天所面临的人口负担。相反，游牧业则在广袤的大草原上，以牧民的粗放游牧劳动进行畜牧生产。“畜牧业生计是人类对于干旱和高寒地区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它的生态原理就是在人与地、人与植物之间通过牲畜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构成一条以植物为基础，以牲畜为中介，以人为高消费等级的长食物链。”[6]“游牧民常迁徙，视野宽，风险大，闯劲足，开拓型强，具开发性。”[7]在游牧经济中，不仅男劳动力可以放牧，而且妇女、少年、老人都可以放牧，虽然有性别方面的自然分工，但在社会生产中女性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样在以游牧经济为主的蒙古族观念中并没有形成“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形成了一种尊重妇女和母亲的道德观念。草原游牧民族中，女人一向就是“创造之神”，因此在蒙古族历史上出现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女性。《蒙古秘史》中有关于“阿阑豁阿通过折箭教训五个儿子”，[8]以及诃额仑夫人训斥儿子们和也遂妃子进奏成吉思汗，让他及早确定皇位继承人等的记载，无不说明妇女在蒙古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用。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夫人，妻子孛儿帖夫人以及北元时期的满都海夫人、阿拉坦汗的夫人三娘子等，她们都深知和平能使大地安宁生息，使子孙后代平安成长，使家族部落和谐生存的道理。此外，蒙古族诗歌中赞美女性与母亲的内容也较多。蒙古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与主宰万物的苍天相对应，是人类生存的根本。蒙古人称大地为“额土根额克”（即地母或大地母亲），在其原始信仰中就把生态意识与女性联系起来，草原大地就被视为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哺育万物的母亲，从而受到尊重、爱惜和崇拜。

（3）生产过程的差异。农业生产的特点是春耕、夏锄、秋收和冬闲。畜牧业则是一年四季进行连续生产。而在农耕民族相对轻闲的冬季，对于经营游牧经济的民族来说则是最艰难的季节，因为他们的再生产受到大雪、大风、严寒等“白灾”“黑灾”“寒灾”的严峻挑战。因此可以说，游牧经济的生产连续性比农业经济更长，更确切地说，游牧经济的生产是不间断性的。

（4）生产产品的差异。农业生产的产品主要为粮食、蔬菜、水果等，而且是以粮食的产量来衡量财富的多寡。畜牧业则以生产肉、乳、皮、毛、绒以及牲畜等产品为主，是以牲畜的数量来衡量财富的。这些畜牧业产品都是可以“让渡”的，同时具有单一性和不耐储存性。“这就使得它对于农耕社会的贸易有着特别强烈的需求。”[9]

（5）生活方式的差异。经营农业经济的农耕民族定居于以四合院式为主的住宅中，而且居民相对集中，进而有利于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城市的发展代表一定历史阶段当地一流的生产力，对于劳动者经济、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对外交往都有一定的益处，而且农耕民族的定居社会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传统文化遗产的保存。而游牧民族是在以帐篷为主的简易移动房里生活，他们所从事的游牧生活不仅有利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游牧人视野的扩展。但游牧生活不利于财富的积累与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

（6）认识识别能力各有特色。农耕民族非常善于识别土壤的差异。元代王祯说过：“九州之内，田各有等。山川阻隔，风气不同，凡物之种，各有所宜。故宜于冀、兖者不可以青、许论，宜于荆、扬者，不可以雍、豫拟，此圣人所谓分地之利者也。”[10]而杨思远博士认为“紧张的人地关系迫使农民在土地、土壤辨识上取得了世界各国农业劳动者所不可能企及的认识高度”。[11]《尚书·禹贡》将全国九州土地按土地颜色和土地质地两个标准分为十个种类：白壤、黑坟、白坟、斥、赤埴坟、涂泥、壤、坟垆、青黎、黄壤。综上所述，这也是农民素质技能提高的重要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蒙古族劳动者对辨认草原上植物与动物也有特殊的技能。著名植物学教授陈山等人的研究表明，蒙古族在植物命名方面，除了对植物蒙古名称的贡献之外，在植物学命名上也起到了丰富植物学拉丁文的积极作用。现在已知的植物属名有两种，一种是锦鸡儿属（caragana fabr.），另一种是钝基草属（timouria roshev.）；植物学名命名中所用种的词有190个、亚种2及变种9。[12]另外，蒙古族的饲用植物知识也相当丰富。金山认为，蒙古族饲用植物传统分析系统包括以饲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环境、牲畜采食季节、采食牲畜种类以及对牲畜的作用进行分类的5种系统。按饲用植物的形态特征，分类系统包括“草”、“灌丛”和“树”3种类型；按饲用植物生长环境，分类系统包括“山地饲用植物”、“平原饲用植物”、“沙地饲用植物”和“盐碱地饲用植物”4种；按牲畜采食季节，分类系统包括“四季饲用植物”等7种类型；按采食牲畜种类，分类系统包括“小畜饲用植物”“大畜饲用植物”“骆驼饲用植物”3种类型；根据饲用植物对牲畜发挥的作用，分类系统则包括“水膘饲用植物”、“油膘饲用植物”和“催乳饲用植物”3种类型。[13]在动物命名中，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有1科、2属及种加词300个，这不仅丰富了动物学拉丁文的知识，也为世界动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4]同时，经营游牧经济的蒙古族非常爱草，他们对草有独特的感情和偏好。元代著名蒙古族诗人萨都剌在诗中写道：“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15]与此相反，对中原农业来说，野草对农业农作物生长确实具有破坏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护农田，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这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以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汇，绝大部分都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寇”“草稿”“草芥”“草昧”等。此外，对草的鄙视还表现在畜牧业上，往往与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脾气”“马虎”等。[16]由此可见，在农耕民族传统中，含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蒙古族牧民十分重视观察天气、气候等现象，故在天文历法方面具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著名蒙古学专家亦邻真在《古蒙古语月名》一文中依据元代的“至元译语”与清代的“译史纪余”“八纮译史”等汉文材料，翔实介绍了蒙古族的历法概括。如：一月称为忽必撒剌（指现在的正月）、二月称为胡打里玉宣真撒剌、三月称为兀格勒陈撒剌（戴胜鸟之月）、四月称为可可亦撒剌（可可亦指杜鹃鸟）、五月称为胡打儿撒剌（胡打儿指碱，阳历五月草原上的牲畜爱吃碱）、六月称为纳知儿撒剌（指夏天）、七月称为古谰撒剌（指狍子交尾之月）、八月称为补工撒剌（补工指鹿，鹿交尾之月）、九月称为忽察答里必撒剌（绵羊交配月）、十月称为怯领都撒剌、十一月称为亦惕古撒剌（指兔鹘之月）、十二月称为库胡列儿撒剌[17]。蒙古族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季为三个月，如初月、中月、末月；月又分为上旬（西奈撒剌）、中旬（德力格尔撒剌）、下旬（呼其撒剌）。此外，“牧民们还利用蒙古包上的烟筒孔观察时间，他们根据从孔射进包内的阳光落下的角度，可以准确地断定时间，据说误差不超过5分钟”。[18]他们在经营游牧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天文历法方面的朴素技能知识。据《多桑蒙古史》记载，“鞑靼民族……崇拜日月山河五行之属。出帐向南，对日跪拜。奠酒于地，以酹天体五行。”[19]而且他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对天象进行观察，从而把月相的变化记载在历法上，对太阳和五行大星的运动和星宿也有了一定认识。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出使蒙古记》中记载，“他们预言日食和月食的时间”[20]对一些特殊的星座，例如北斗星等，尤为注意。在蒙古族发展的初期，大致使用类似于汉族的农历，并使用与农历相同的二十四节气。[21]

综上所述，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进而导致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在封建社会，由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从而使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族群依据自然规律，选择了与自身生态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不同的生态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同贡献。因此我们认为，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是同一发展阶段、同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产方式，并不存在谁优谁劣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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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乌日陶克套胡（1963～），男，蒙古族，内蒙古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经济。

[2]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83页。

[3]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5页。

[4]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93页。

[5]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6页。

[6]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92页。

[7] 项英杰等：《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16页。

[8]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78～79页。

[9]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92页。

[10] 参见王祯《王祯农书》“农桑通诀”部分。

[11] 杨思远：《中国农民工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第46页。

[12] 陈山等：《蒙古文化与自然保护》，载《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第一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第228页。

[13] 金山：《蒙古族饲用植物传统分类系统的研究》，载《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第一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第144页。

[14] 陈山能乃扎布：《蒙古高原及其邻近地区生物多样性与蒙古族传统》，载《蒙古高原民族植物学研究》（第一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第240页。

[15] 王叔磐等选注《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第182页。

[16] 详见欧军《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之比较》，《文科教学》1994年第1期。

[17] 详见亦邻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第62～69页。

[18] H.Л.茹科夫斯卡娅：《蒙古历法研究》，竺林译，《蒙古学信息》1990年第2期，第28～35页。

[19] 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第31页。

[20]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217页。

[21] 参见陈久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第272～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