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孕育于哲学语言学转向中的词汇语用萌芽

西方哲学在其发展史上出现过两次重要的转向，并最终从古典的本体论、近代的认识论转到了现代的语言论，即所谓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或第二次转向。自此，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认识论的主体转向语言，特别是自然语言本身。语言成为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语言哲学上升为第一哲学。在经历了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哲学的主题词从“思维”、“意识”、“主体”变成“语言”、“意义”、“逻辑形式”，它一反过去哲学研究的传统，从一种对概念思辨体系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刘艳茹，2007）。如果说，近代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探究理性色彩较浓，那么在现代哲学中，哲学家们则更看重语言的经验性，强调只有在具体的语言活动中才能理解语言，解释语言的意义，也因此才能更好地揭示语言的性质，更清楚地认识人类语言、人类自身和存在于其中的外部世界以及三者之间的普遍联系。“在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中，从洪堡、索绪尔到海德格尔、德里达、伽达默尔，再到拉康和福柯等人，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把语言图式看作人类思想图式的最直接表现，都试图从概念和命题内容入手把握语言活动核心。”（江怡，2010） 尽管从哲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和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哲学家们出于宏观思考而关心语言的具体使用却为语言学家们从微观的角度关注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推动力。而通过使用的具体情况研究语言的意义就注定了要从更加微观的词汇层面去研究使用中的语言意义，因为，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除了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以外，另一个核心议题就是语言（包括语词）的意义问题。据此可以说，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初就已经孕育下了词汇语用思想的种子，使得日后词汇语用学的萌芽、诞生和发展成为语用学发展的历史必然。认为语言几乎和存在一样重要，提出著名论断“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海德格尔并非出自其本意地成为了这样一个先驱[1]，他“竭力淡化、弱化以至拆除、消解传统认识论的语言逻辑功能，更多地关注的是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性与隐喻、意义的可增生性等”（刘艳茹，2007）。海德格尔在《诗歌中的语言》中对特拉克尔诗歌的探讨可以为这一论断提供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