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由《老》盛到《老》《庄》并盛

魏晋时期，社会上对《老子》的关注热度不减。《零陵先贤传》曰：“先字始宗。博学强记，尤好黄老，明习汉家典故。”注90沐并在其《终制》中曰：“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注91寒贫先习儒家书，后重道家《老子》：“始精《诗》《书》。后好内事，于众辈中最玄默……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昼夜吟咏。”注92吴质《答东阿王书》自谓学术兴趣云：“钻仲父之遗训，览老氏之要言。”注93东吴著名学者虞翻，儒道兼修，既注释《老子》，也注释《论语》。注94魏明帝时大司农弘农董遇，治学兼综道、儒：“初，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注95何晏好《老》《庄》，但在专门研究层次上，他更重视《老》而不是《庄》，史载他“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96。魏晋研治《老子》者中，以王弼成就最高。《世说新语·文学》载：“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钟会雅好书籍，涉历众书，有《周易注》《老子注》。注97《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载，羊祜博学能属文，善谈论，撰有《老子注》。李轨注《法言·问道》称：“老子之绝学，盖言至理之极，以明无为之本。”《世说新语·文学》载，殷仲堪自谓“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

但大抵以魏晋之际的竹林名士为标志，《庄》学才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取得了与《老》学并列而合称的地位，或称“老庄”，或称“庄老”。至晋代，人们对《庄子》的关注程度空前高涨。检《晋书》诸传，有关记载随处可见。如《阮籍传》记述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他既撰《通老论》，又撰《达庄论》，后者假托人物展开论辩，将儒道两家做了对比，指出道家顺应自然，宽容宏大，修真养性，而儒家则沉沦于世俗功名，卑陋渺小。《嵇康传》记述嵇康“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向秀传》记述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山涛传》记述山涛“介然不群。性好《庄》《老》”。《王济传》记述王济“善《易》及《庄》《老》”。东晋后期范宣，为儒家礼法之士，而其年少时也曾熟读《庄子》，事见《晋书·范宣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晋书》卷八十九《嵇绍传附嵇含传》载，嵇含撰《吊庄周图文》，述及西晋时期老庄思想盛行云：“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注98《世说新语》中有关记载也不少。注99对此种现象，唐刘知幾在《史通·杂说下》中也有“汉代《公羊》，擅名三传；晋年《庄子》，高视六经”的议论，将晋代《庄子》之盛行与汉代《春秋公羊传》之盛行相提并论。

晋代佛教高僧，亦多有喜好《老》《庄》者。《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支法师传》载，东晋高僧支遁雅好《庄》《老》；《高僧传》卷六《释慧远传》载，释慧远“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在此背景下，研治《庄子》盛况空前。《世说新语·文学》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晋书》卷五十《郭象传》也载：“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某些本出自儒学世家的人物，也进入研治道家著作的行列。譬如晋代涿郡士人卢谌，乃东汉晚期著名人物卢植之后，卢植少师事马融，通古今学，乃当时大儒，卢氏遂成为儒风浓重的家族；而百年之后的卢谌，学术兴趣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成为老庄的信徒，以注《庄子》留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