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法家思想的短暂复兴与法家类子书
一、“师商韩而上法术”：曹魏法家类子书短暂复兴的背景
汉魏之际，思想领域颇为活跃，各种学说在社会上得以不同程度地流行。当时的风云人物如魏之曹操、蜀之诸葛亮以重法术而著称。《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载，晋武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傅玄上疏曰：“臣闻先王之临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注103但此重法术之思想的提倡并形成气候的局面，并非单纯凭借某个政治权威的一时主张而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比曹操等生活年代早的某些东汉后期士人。
秦王朝因极端崇法而速亡，在士人的“过秦”舆论中，取代秦而兴起的汉，在治国思想上不得不有所调整。以儒统法，即把法家的某些观念融入儒家思想体系中，便顺势成为思想家以及统治者的明智选择。西汉初期，道家黄老思想与法家及儒家思想并行，皆为显学，尤其是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上的诸侯，皆在一定程度上尊奉之。当中央朝廷欲在控制诸侯方面有所为时，便着意吸纳法家的集权思想，而诸侯则尊奉黄老道家思想，作为议论政略治术等问题的重要理论渊源，《淮南子》便是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景帝时，以晁错为代表的一些人所持的法家集权思想激化了中央王朝与诸侯的矛盾，酿成一次重大的流血冲突。基于此次教训，极端崇法的观念逐渐消退，而兼容儒道名法的思潮开始流行。西汉中期儒家经学渐盛，汉武帝时王道与霸道并用，礼乐和刑法并行。西汉后期及东汉前期，儒家经学达到昌盛，其间罕见公开宣扬法术思想者。即使是在两汉之际的乱世，儒家思想仍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而申、韩等家学说则被斥为异端，如其时著名文人冯衍在《显志赋》中对法家、兵家、纵横家及其崇尚的法术权谋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云：“疾兵革之浸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沉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灭先王之法则兮，祸浸淫而弘大。”注104
东汉后期，在国势及皇权逐渐衰落的大背景下，某些士人则公开提倡法术思想在治国过程中的重要性。王符、崔寔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崔寔的法家立场尤为鲜明。崔寔在《政论》中以简明的言辞，主张当适应国家局势的变化而选择政略治术，刑罚德教，贵在因时布施，与物变化，而不可拘泥于一；他特别强调乱局中法家治术的重要性，高度评价汉宣帝的任法效用，而抨击汉元帝偏重施行德政“为汉室基祸之主”：
今既不能纯法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荐勋祖庙，享号中宗。算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弊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理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
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注105
比之东汉后期之渐乱，汉魏之际则为极乱之世，故曹操等上承崔寔，推行重法术的治国思想，实乃势所必然。曹操在《以高柔为里曹掾令》中说得很明确：“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注106某些权谋之士认同乱世政治须重法术，如曹操的主要谋臣荀彧、郭嘉即持这种观念。《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载，荀彧分析曹操之优于袁绍，有云：“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其认可的显然是曹操的法令严明。《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裴注引《傅子》载，郭嘉比较两大军事集团之首领袁绍、曹操的优劣，指出曹操比之袁绍，有道胜、义胜、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武胜等“十胜”，其述及“治胜”云：“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三也。”此即强调并认同了曹操矫汉末之失的法治精神。《三国志》卷二十《魏书·邓哀王冲传》：“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魏臣杜恕不满此种情况，其《体论·君》指出：“今之从政者，称贤圣则先乎商、韩，言治道则师乎法术。”魏臣刘廙的《政论》则从统治者的角度，议论有关的政略治术，故《隋书·经籍志》将此书列之于法家者流。历事曹魏四代君主的刘劭，不仅撰有《法论》，还在其《人物志·流业篇》中概括十二种不同的人才类型时特别突出了法家的位置和功用。该篇所列十二类人物中，其二为法家，云，“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其十为儒家，云，“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注107将儒家学者定位为长于传授经典，而劣于从事实际政务，“能”与“不能”的提法乃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同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刘向、刘歆父子在《七略·诸子略》中的论述方式。而在对法家的定位中，则只突出其富国强民的正面意义，而忽略刑法严峻的负面效应。这样，刘劭对儒、法二家的概括，不免给人以偏袒法家的印象。但若结合汉魏之际乱世重视军政事务实效的时代气氛，刘劭的提法也属正常。儒家的德化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出其效用。法家的法术则往往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效果。故乱世、治世之使用不同的治国理民手段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三国志》卷十六《魏书·杜畿传附杜恕传》载杜恕上书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可见讲求切于实用乃魏代学者的普遍价值趋向。《隋志》子部法家类著录有魏刘廙《政论》、阮武《政论》、桓范《世要论》、刘劭《法论》。
不唯曹魏，蜀汉君臣也注重法家思想。《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裴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为其开列了一份阅读书目，所列多为法家著作，云：“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注108可见刘备颇重视法家思想。刘备主要辅臣诸葛亮，法家思想亦浓。他处理军政事务，赏罚严明，为法家传统，刘备遗诏令其子读《商君书》，可证其君臣想法相合。《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论赞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注109此评允当。又《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吕乂传》载，吕乂“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其子吕辰，辰之弟吕雅，撰《格论》十五篇，或为法家者流。
晋代为老庄思想盛行的时代，但也不乏信奉申韩之术的记载。《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载，晋元帝司马睿要求太子司马绍学习申韩之术，并以《韩非子》授太子，庾亮认为“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另一方面，庾亮在以帝舅身份辅政时，则表现出法家的思想倾向，或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为说辞，如针对苏峻事件，他云，“苏峻豺狼，终为祸乱，晁错所谓削亦反，不削亦反”注110，因此受到某些士族人物的不满。《晋书·庾亮传》也云：“先是，王导辅政，以宽和得众，亮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可见在庾亮身上，儒家思想杂以法家成分，最终超越了玄学的政治主张。其弟庾冰与之近似，同卷附传曰：“是时王导新丧，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辞不入，众望归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夙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贤相。初，导辅政，每从宽惠，冰颇任威刑。殷融谏之，冰曰：‘前相之贤，犹不堪其弘，况吾者哉！’”注111其幼弟庾翼在给清谈名士殷浩的书信中批评西晋后期清谈领袖王衍“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其他家族也不乏喜好法家刑名之学的，如江夏李氏，《晋书》卷九十二《李充传》载，东晋前期的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又如太原王氏，《晋书》卷七十五《王湛传附王坦之传》载，东晋中期王坦之“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还有模仿《韩非子·五蠹》而写作论辩文《五横》以讥刺社会风气的，如东晋后期释道恒《释驳论·序》中指出，晋义熙年间，江左袁、何二人“依傍韩非《五蠹》之篇，遂讥世之阙，发《五横》之论”。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李暠建立西凉，征刘昞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昞喜典籍，时侍侧；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撰注丰富，其中关于法家的典籍有《韩子注》。注112由此亦可见，法家著述还是较受人们重视的。
《隋志》子部法家类著录战国以后法家著作共八部，其中汉代仅西汉前期晁错《晁子新书》和东汉后期崔寔《政论》，另六部产生于魏晋。这六部法家著述为：《法论》十卷，魏刘劭撰；《政论》五卷，魏刘廙撰；《阮子正论》五卷，魏阮武撰；《世要论》十二卷，魏桓范撰；《陈子要言》十四卷，吴陈融撰；《蔡司徒难论》五卷，晋黄命撰。又《晋书·刘波传》载，刘黄老有《慎子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法家类著录有滕辅（晋太学博士）《慎子注》五卷。可见，魏晋为先秦之后法家著述写作的一个回升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