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魏法家类子书与先秦法家的差异

但相对于儒、道二家之繁荣，法家著述在魏晋时期只能说是留下了存在的印迹，还谈不上兴盛。历史事实证明，法家鼓吹之严刑峻法仅能收效于一时，儒家之德主刑辅方为长效之治略。故汉魏时期那些被《隋志》著录为法家类的著述，其实颇异于先秦之申、商、韩之学。如西汉晁错，少习申商之学，受法家思想的影响较重，为人峭直刻深，先后仕于文帝、景帝朝，曾以“刑名之术”教导时为太子的刘启，其著述皆为《汉志》及《隋志》列于子部法家类。但晁错与先秦法家又有所不同，清醒地认识到包括严刑酷罚在内的邪暴统治的弊端，在《举贤良对策》中他指责秦王朝说：“及其末途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谗贼，宫室过度，耆欲亡极，民力罢尽，赋敛不节，矜奋自贤，群臣恐谀，骄溢纵恣，不顾患祸，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惨，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注113与此同时，他称扬汉文帝道纯德厚，为天下兴利除害，“绝秦之迹，除其乱法”，“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这与陆贾、贾谊所主张的儒家仁政德治思想是一致的，带有鲜明的“借秦以为喻”，自觉地为汉王朝总结历史教训的时代特征。换言之，晁错的著述具有以法统儒的性质。此后，被《隋志》列于法家的东汉三国时期子书作家继承晁错的路径，其著述在突出法家观念的同时，进一步自觉地博采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家思想，形成了兼容、会通儒法思想的整体风貌。故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二曾就此情况指出：“法家若崔寔、刘廙之《政论》、桓范之《世要论》，皆本儒术，与管、商、申、韩之说异。”注114为何崔、刘、桓等子书“皆本儒术”却被列于法家？余氏未陈看法。我以为，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与同时期的其他子书相比，这几部书中的法家思想确实流露得较为明显、突出。如果对其鲜明的思想倾向不加以特别强调，这几部法家观念相对浓重的著述，如何能够区别于其他子书？进一步说，余氏所谓“本于儒术”的崔、刘、桓等几部被《隋志》列于法家的子书，乃属于会通儒法而又不偏于儒家或法家，并能吸纳道家、兵家、名家等诸家思想养分的著述，若说《隋志》为突出强调其中流露的申韩刑名之学说而列其于法家欠妥，那么若列之于儒家又如何呢？答案显然是未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