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物品评与三国名家类子书的实用性取向

名家与现实社会的政略治术较少直接的联系，实用性较弱。故在强调政教、注重实用的汉代，名家学说趋于沉寂，其代表人物或受到贬斥。注129《汉书·艺文志》著录七种名家著述，皆为先秦之作。这些先秦名家著述，在汉魏时期竟无传习者，可见其影响之微弱。西晋鲁胜《〈墨辩注〉序》云：“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注130

伴随着汉末魏晋思想解放的潮流，名家学说也呈现复兴的迹象。如《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邓艾传》裴注引荀绰《冀州记》载，西晋爰翰之子爰俞，“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爰俞，冀州人；公孙龙，战国名家学派代表人物，亦冀州人。可见爰俞对家乡先贤的推重，其学术兴趣盖为名家之流。西晋著名学者司马彪也对名家术语做过解释，如：“坚白，谓坚石非石，白马非马。异同，谓使异者同，同者异。”注131与司马彪大约同时期的学者鲁胜撰有《刑名》二篇，《晋书》卷九十四《鲁胜传》载其《〈墨辩注〉序》，其中概括了先秦名家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并从名实关系略述先秦名家所涉及的内容和主要问题的来龙去脉，云：

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荀卿、庄周等皆非毁名家，而不能易其论也。

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故有坚白之辩。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无，故有无序之辩。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两可。同而有异，异而有同，是之谓辩同异。至同无不同，至异无不异，是谓辩同辩异。同异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辩于一物而原极天下之污隆，名之至也。

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于今五百余岁，遂亡绝。《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与其书众篇连第，故独存。今引说就经，各附其章，疑者阙之。又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略解指归，以俟君子。其或兴微继绝者，亦有乐乎此也！注132

东晋士人亦有喜谈先秦名家论著者，有关文献所涉及的人物为谢安、阮裕、司马道子等。《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安少时，尝请阮裕讲《白马论》，谢不及解，阮乃叹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注133同篇又载，司马道子问谢玄：“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注134

但今存魏晋名家著述的旨趣则与先秦名家之较浓的学理探讨颇有差异。对于实用性较弱的公孙龙等的学说，魏晋某些学者的评价仍然很低。如两晋之际葛洪对名家评价不高，似受到王充重实用思想的影响。其《抱朴子外篇·应嘲》云：“夫君子之开口动笔，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倾邪，磋砻流遁之暗秽。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有似坚白厉修之书，公孙刑名之论。虽旷笼天地之外，微入无间之内，立解连环，离同合异，鸟影不动，鸡卵有足，犬可为羊，大龟长蛇之言，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注135与如此批评态度相关，某些由魏晋人所撰，被《隋志》列于名家的著述，则往往与重实用的儒家著述有较密切的联系。章太炎先生指出：“刘劭次《人物志》，姚信述《士纬》，魏文帝著《士操》，卢毓论九州人士，皆本文王官人之术。”注136这些著述的中心乃在于讨论人才问题，而对人才的任用素被视为能否成功治理国家的关键因素，故此类著述实乃兼具实用性和时代性，与先秦名家之学之意蕴显然有所差异。余嘉锡先生就此指出：“刘劭《人物志》，意在论辨人才，分别流品，与邓析、公孙龙之学不同。”注137钱穆先生进一步云：“《隋志》名家，有魏文帝《士品》一卷，刘劭《人物志》三卷，卢毓《九州人士论》一卷，吴姚信《士纬新书》十卷，《姚氏新书》二卷，《通古人论》一卷，此在当时称为名理之学。王符《潜夫论》谓名理必效于实，则官无废职，位无非人。《意林》引杨泉《物理论》亦谓，国典之坠，由位丧也。位之不建，名理废也。刘勰《文心雕龙》亦曰：魏之初霸，傅嘏、王粲校练名理。可见当时人品评人物，精究名理，其志本在治平。而刘劭《人物志》一书，尤值研读。《提要》谓其书主于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所言究悉物情，精核近理。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弗乖于儒者。今以刘氏此书，推想姚卢所作，可知品题人物，为此一时代之精神所寄，风会所重，与上述史部人物传记一门会合参之，亦见此一时代精彩之一面。而原本儒术，亦居可知。”注138其说可从。由于具有这样的特质，人们对《人物志》的重视程度高于其他名家著作，如十六国时西凉著名学者刘昞写成《人物志注》，撰于东晋隆安四年（400）任西凉儒林祭酒之时。刘昞的《人物志注》影响较大，流传至今，对于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陈寅恪先生云：“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注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