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魏晋子书研究概述

作为学理层次的总结概括，较早对周代以来子书进行论述的是齐梁之际刘勰的《文心雕龙·诸子》。刘勰在此篇中先说明子书的性质并追溯诸子的源起，然后主要论述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内容和特色，以及先秦至汉晋诸子的演变。提及汉晋子书数部，有云：“若夫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实《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何者？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注199其中属于魏晋子书的仅提及汉魏之际仲长统的《昌言》和东晋初期杜夷的《幽求子》，由此可见，对于历代子书，刘勰推重的显然为先秦诸子，汉晋诸子仅为附带略涉而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先秦诸子多为自出机杼的开创之作，而汉晋诸子则多为采掇陈言的因袭之作，他指出：“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漫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注200

稍晚于刘勰的颜之推对魏晋以来子书（主要针对儒家类子书）也表述了不满，其《颜氏家训·序致》交代撰作宗旨，明确地将此书放在魏晋以来大量子书撰作的背景中加以述说，并特别强调了自己的作品在内容上的变异，即由传统子书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家族的关注，在此语境中他明确指出魏晋以来子书采掇陈言、相互模拟之弊端：“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注201以此表明自己所撰《家训》疏离以往子家津津乐道的政略治术，而以家族性、个人性的修身勉学为著述旨趣。

唐宋时期评论子书者，往往偏重于先秦诸子，魏晋子书整体上被边缘化，仅有个别子书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或重视。唐代初期，比较关注并论及魏晋子书者有刘知幾，其《史通·自序》述说著述缘起，涉及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两部魏晋子书，云：“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夫开国承家，立身立事，一文一武，或出或处，虽贤愚壤隔，善恶区分，苟时无品藻，则理难铨综，故陆景《典语》生焉。”注202此番言论肯定二书是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撰写的有为之作。此后，唐李德裕撰《〈人物志〉论》、宋阮逸撰《〈人物志〉序》表示了对刘劭《人物志》的关注。《人物志》之外，徐幹《中论》、葛洪《抱朴子》较受关注，而其他诸子则罕有被关注者。直到明代，重视先秦诸子而轻视后世子书的观念仍在延续。如宋濂所撰《诸子辨》，考辨先秦至宋代子书之真伪，其中涉及先秦子书近三十部，汉代子书仅《淮南子》和《法言》两部，魏晋子书则仅涉及《抱朴子》一部。胡应麟甚至云：“古今子书之盛，盛于战国，东京以降几亡子矣。”注203

但与前代相对而言，明代学者文人对魏晋子书的态度较为宽容，对其中某些子书，尤其是对葛洪《抱朴子》、刘劭《人物志》以及徐幹《中论》的关注程度较高，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前人评价子书必尊先秦的思维习惯。如明朱务本《刻〈抱朴子〉序》从思想内容、语言特色、艺术风格等方面对葛洪《抱朴子》做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然则抱朴子豪杰士也，彼纵不言神仙，其功名亦可以垂世；不言功名，其文词亦可以垂世……至《外篇》备论时政得失，人事臧否，广驳曲引，穷搜达喻，凿凿允合于时，可以拯弊救乱，施诸行事。非若庄、列之虚怪，申、韩之深刻，管、晏之机啬也。推而论之，用则可以辅世长民，舍则可以全身远害，进则可以坐致王伯，隐则可以却长生，视天地为刍狗，以古今为逆旅。如抱朴子者，内精玄学，外谙时政，汉以来无其伦也。若泥而论之，则千载之下，抱朴子含冤多矣！况其文词恢弘壮丽，旷充蓊郁，如千寻之桐梓，翠干云霄，照乘之明珠，光彩射人；山岳不足以壮其势，江河不足以充其气，万化不足以拟其富，琼玖琳琅不足以比其珍，吴妆楚艳不足以比其丽，雷电倏忽、风云幻化，不足以极其变，盖六朝之文之鼻祖。韩子而下，欧、苏不足多也。”注204此外如郑旻《重刻〈人物志〉跋》、刘元霖《〈人物志〉跋》、杜思《〈中论〉序》等也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评语。

明代学者的某些读书札记或偶及魏晋子书，如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共三十八卷，以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其中第十九、二十两卷议论子书，重点为先秦子书，略涉汉晋子书，且不乏一些较切当的见解。如称贾谊《新书》的部分内容本于《管子》，指出刘向《说苑》《新序》“连类比事，成一家之言，于汉儒中最为雅驯”注205等。但疏误也较明显，如《艺文类聚》及《太平御览》所引《唐子》《秦子》《袁子》《郭子》等魏晋子书，《隋志》及两《唐志》皆有著录，而何良俊却称未明其作者姓名及年代；《正部论》本为东汉王逸所撰，何良俊引录其书中四句评价前代子书的话，却误将书名称为《袁子正部》。

明代文人颇喜好评点的形式，关于子书的评点主要见于归有光搜辑、文震孟参订的《诸子汇函》二十六卷中。该书辑录子家及文章家之文，涉及魏晋子书有徐幹《中论》之《治学》《修本》《虚道》《考伪》诸篇，荀悦《申鉴》之《政体》《俗嫌》《杂言》诸篇，仲长统《昌言》之《理乱》《损益》，葛洪《抱朴子外篇》之《勖学》《崇教》《擢才》《臣节》《良规》《讥惑》《刺骄》诸篇，间有明代文人评语及眉批（个别条目出自宋元文人之手），或可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体会，如对于徐幹《中论·修本》，王九思评云：“此篇大意，论人当修身善行，以务其本。引证痛切，譬喻委至，箴规攻击，辨难反覆，令人玩味不忍释手。”对于《中论·考伪》，商辂评云：“此篇纯是作论体格，有头有项，有腹有尾，沛若江河，奇若刻镂，至中‘勤远以自旌’一段，嶙峋错落，有光焰，有气力，名世之文。”袁炜评云：“此伤时慨世之论，读之令人愤激悲痛，且一气呵成，无斧凿迹，卓乎西汉之文。”蔡清评云：“治乱安危、循环反覆之常理，一览较然，笔力风裁俱称。”罗明仲曰：“首叙真主驱除之难，以及继体守成之不易，彻首彻尾，俱是格言，而文脉更矫健。”对于葛洪《抱朴子外篇·崇教》，王世贞评云：“摹情写景，如身历过，如目见过，可为富豪龟鉴、薄俗良药。”对于《臣节》，王世贞云：“一篇为臣不易论。”对于《刺骄》，王世贞云：“扬君子，抑小人，令君子千载流芳，令小人当场出丑。”注206所指切要，不唯流露真情实感，亦能启人深思。

但《诸子汇函》作为一部规模较大且有一定影响的书，疏误也不少，有些疏误还属低级的。兹举几处关于作者简介的错误：

1.卷二十介绍《苻子》作者云：“西汉人，避王莽之乱，隐姓名，著述数卷行世。”这纯属杜撰。实则《苻子》一书的作者为十六国前秦贵族文人苻朗。

2.卷二十介绍《金楼子》云：“西汉人，避王莽之乱，隐姓名，著述数卷行世。”此亦纯属杜撰。南朝梁元帝萧绎，自号金楼子，故其所著子书名为《金楼子》。

3.卷二十一介绍《风俗通》作者云：“应劭，汉和、章（按，和、章年代先后颠倒，应为章、和）朝为太山太守，作《风俗通》，为一时巨典，诫为政、辨风、正俗之本也。”应劭实则为东汉后期桓、灵、献时期学者，其《风俗通》撰于灵、献交替之际。

4.卷二十二介绍《昌言》作者仲长统云：“东汉安帝时人，闵时政之多乖，愤风俗之颓坏，作《昌言》，未竟而亡，天下惜之。居黉唐岭著书，故名黉山子。”其误有三：一为年代之误，仲长统为汉末灵、献时期人，曾为曹操幕僚，与安帝时期根本不沾边；二为《三国志》及《后汉书》均记载仲长统生前撰成《昌言》，并未记载未竟而亡事；三为关于仲长统著书之所的说法，纯属无任何可靠史料依据的小说家言。

5.卷二十二介绍桓宽云：“东汉桓、灵时为御史大夫，博极群书，著《盐铁》及《新论》，幼读书贞山，因名贞山子。”二十来个字竟然错了三处：其一，年代，桓宽为西汉宣帝时期人；其二，桓宽所著书名为《盐铁论》；其三，关于桓宽著书之所的记载纯属无可靠史料依据的小说家言。

6.卷二十三介绍《申鉴》作者荀悦云：“荀俭之子也，汉末天下多故，遂隐居著书不出，名《小荀子》，天下贤之。”其误有二：其一，《申鉴》为荀悦建安时期在朝廷任职时所撰，并非隐居之作；其二，荀悦将此书名为《申鉴》，《小荀子》乃后人所名。

7.卷二十四介绍《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云：“早孤，家贫好学，青州府城南云门山读书。七岁时梦彩云若锦，攀而探之；又梦随仲尼南行，寤有著述意；忽梦入水索源，于是著《文心雕龙》。为梁通事舍人。自号云门子。”刘勰生长于江南，根本未有在青州云门山读书之事，也不可能自号云门子。关于刘勰著书的一些传说，也有随意添加的成分。

8.卷二十四选录刘勰《文心雕龙》之《原道》《征圣》《辨骚》《情采》《风骨》等五段文字，为刘勰之作，向无疑义。但后面又选录《新语》之《去情》《通塞》《适才》《慎隙》《贪爱》《惜时》等数段文字，作者皆标为刘勰，而毫无考述，颇欠慎重。

9.卷二十四关于刘昼作品，选录了《清神》《文武》《通塞》《伤谗》《祸福》等数段文字，这些文字同样出自前面刘勰条下的《新语》（或作《新论》《刘子新论》）一书。一种著作，前系于刘勰，后又系于刘昼，重见于二人，岂有此理？

综上所述，可见归氏所辑之书对作者生平事迹缺乏考证，甚至采用道听途说之小说家言。对于后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一子部四十一杂家类存目八“《诸子汇函》二十六卷”条指出：“是编以自周至明子书每人采录数条，多有本非子书而摘录他书数语称以子书者。且改易名目，诡怪不经。如屈原谓之玉虚子，宋玉谓之鹿溪子……陆贾谓之云阳子，贾谊谓之金门子，董仲舒谓之桂岩子，韩婴谓之封龙子，东方朔谓之吉云子，刘向谓之青藜子，崔寔谓之嵖岈子，桓谭谓之荆山子，王充谓之委宛子，黄宪谓之慎阳子，仲长统谓之黉山子，王符谓之回中子，桓宽谓之贞山子，曹植谓之镜机子，束皙谓之白云子，嵇康谓之灵源子，刘勰谓之云门子……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有光亦何至于是也？”注207实则其缪不止于是，笔者以上所举数例，便涉及作者生活年代之误、事迹之误、书名之误等方面的问题。当然，归有光等汇辑此书毕竟少了一些唯先秦子书独尊的观念，辑录并评点了不少汉代及魏晋子书，其中某些具体的评语较为精当，对于研读者来说，无疑还是有价值的。

相对于明人治学的粗疏，清人治学较为严谨。关于魏晋子书，清人的关注程度超过明人，取得的成就也显然大于明人。具体言之，其成就主要表现在辑佚、考订、评论等几个方面。辑佚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为马国翰、严可均、王仁俊、周广业等。注208考订方面，严可均、马国翰也做出较大成绩。严可均几乎集毕生精力完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辑录，对其中所涉魏晋子书的有关情况往往予以考订。如他为仲长统《昌言》、曹丕《典论》、蒋济《蒋子万机论》、刘廙《政论》、桓范《世要论》、杜恕《体论》《笃论》、陆景《典语》、傅玄《傅子》、袁准《袁子正论》、苏彦《苏子》、苻朗《苻子》等12种魏晋子书加了按语，说明著录、亡佚、辑佚情况，或涉及书籍名称、思想、写作背景等问题，兹录关于桓范《世要论》、苏彦《苏子》的按语，以窥一斑：

《隋志》法家：《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卷，亡。《新唐志》与《隋》同，《旧唐志》作《代要论》十卷。各书征引，或称《政要论》，或称《桓范新书》，或称《桓范世论》，或称《桓公世论》，或称《桓子》，或称《魏桓范》，或称《桓范论》，或称《桓范要集》。互证之，知是一书。宋时不著录。《群书治要》载有《政要论》十四篇，据各书征引，补改阙讹，定为一卷。注209

《隋志》道家：梁有《苏子》七卷，晋北中郎参军苏彦撰，亡。旧新《唐志》皆七卷，宋不著录，盖唐末复亡。群书引见尚多，绎其词，誉商韩而诋孟子，亦各言其志也。然而误矣。《汉志》纵横家别有《苏子》三十一篇，苏秦撰，王伯厚谓即《鬼谷子》，未审信否。近有为《鬼谷子篇目考》者，采《御览》等书，所引《苏子》三条，指为苏秦，则尤误。注210

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录魏晋子书，各附有长短不等的提要，或对有关问题做一些考订，如其《梅子新论》提要云：

《梅子新论》一卷，晋梅氏撰。名字里爵皆无考，据其书盛称阮籍，知为晋人而已。《隋志》注云：“梁有《梅子新论》一卷，亡。”《唐志》不著录。马总《意林》云：“《梅子》一卷，今佚。”《意林》仅引一节，又从《太平御览》得二节，附考合录，以复一卷之旧。考《御览》引有《梅陶书》，又引梅陶《自叙》，似梅子即梅陶。注211

晚于严、马的姚振宗（1842—1906），在关于魏晋子书考订方面的贡献也颇为突出，其代表作为《隋书经籍志考证》。该书广泛引用魏晋史书及其注释文献，以及历代书目和严可均、马国翰等的辑考成果，乃至其他材料，对《隋志》正文及附注所著录魏晋子书的书名、作者、内容、著录及辑佚等情况进行了考证，每条文字长短不等，虽偶有疏误，但总体上有较强的学术价值。

至于对魏晋子书文字的校勘订正，较重要的著作有孙诒让《札迻》，其书涉及先秦、汉魏至齐梁78种书籍之文字校订，其中包括荀悦《申鉴》、徐幹《中论》、葛洪《抱朴子》三部魏晋子书。又劳格《读书杂识》就严可均所辑曹丕《典论》、仲长统《昌言》、陆景《典语》、袁准《正书》及《正论》等几部魏晋子书辑本的部分条目的文字有所校订。

清人对魏晋子书之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的评论，虽无系统的论著，但有关子书辑本之序，或见诸杂稿札记之类书籍中一些有关魏晋子书的长短不等的评语，也值得关注。有关校刊本或辑本之序，如钱保塘概括《傅子》的思想内容颇为简明扼要，有云：“《傅子》篇卷之富，最诸子体例之创，亦迥异诸子。今传者不过十二三，所论皆通达治体，指陈切至，不为过高无实之言。特其天性峭刻，生当魏政极敝之后，风俗虚荡纲纪废弛，志欲修举法度，综核名实，以整齐一切。词意峻厉，间与名、法家近。故隋唐志入之杂家。然其《仁论》《义信》《礼乐》《正心》《通志》《安民》诸篇，语多平实醇正；《举贤》《校工》《检商贾》《重爵禄》《平赋役》诸篇论为治之要，尤切时用；《治体》《法刑》《问刑》篇亦极言专尚刑法之弊，固犹是儒家者言。”注212其他如方维甸《校刊〈抱朴子内篇〉序》概括葛洪此书的思想特质，视野颇为开阔。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录魏晋诸家子书时，所附他所撰具有提要性质的部分序言，往往对有关辑本的内容及文风做一些简要概括，不乏精当之语。札记杂稿类著述，如谭献《复堂日记》卷四中记载他阅读徐幹《中论》的感受，较为切实：“伟长汉末巨儒，造就正大。微言大义，昭若发蒙。贯串群经，当与康成相揖让。文体醇深翔实，笔兼导顿，义精单复。方之前汉，绝肖子渊。寓意托讽，如《法象》《审大臣》《慎所从》《知行》《去伪》诸篇，汉魏之际，上下群伦皆如烛照数计也。”注213其他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对刘劭《人物志》，严可均《铁桥漫稿》对《昌言》《抱朴子内外篇》等魏晋子书的思想内容及行文特色略做评价，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进入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先秦诸子的重视有增无减，而对汉魏晋尤其是魏晋子书的整体关注则较少。譬如吕思勉先生所撰《经子解题》，乃20世纪20年代的名著，共论及诸子17家，其中先秦16家，汉代仅《淮南子》一家，而魏晋诸子则无一家进入论者的视野。又如另一名著，罗根泽先生的《诸子丛考》，所收十几篇文章皆针对先秦诸子。但20世纪上半叶毕竟是一个学术思想较为自由、较少受传统束缚的时代，与此相应，学者们的学术视野也相对比较开阔。这个时期虽然没有产生从整体上关注并专门而系统地探讨魏晋子书的论著，但某些论著涉及一些局部问题，或针对某些子家予以简要论述。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四课约略概括晋代子书之文风差异云：“晋人所撰子书，文体亦异。其以繁缛擅长者，则有葛洪《抱朴子外篇》；其质实近于魏人者，则有傅玄《傅子》及袁准《正论》。”注214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二之《汉魏以后诸子》一小节，论及汉代尤其是魏晋人对写作子书的推重，以及相关子书的儒家色彩。注215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一文，用一千余字的篇幅论述了魏晋子书著述对儒术的重视，而未及其他。注216影响较大的几部重在研究魏晋玄学思想的论著，如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牟宗三《才性与玄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何晏、王弼、郭象、张湛等玄学家关于《易》《老》《庄》《列》几部典籍之注释所蕴含之义理的探索上，而对魏晋人自创的子书来说，则涉及颇少，各种论著论述之内容主要涉及的为刘劭《人物志》、葛洪《抱朴子》。

相对而言，20世纪上半叶对魏晋子书有较多关注的为刘咸炘（1896—1932）先生。他在一定程度上效仿西汉目录学家刘歆《别录》之体，对所读书以“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予以整理，撰为《旧书别录》注217一书。其中关于魏晋子书作家列有六个条目，涉及仲长统、刘廙、阮武、桓范、蒋济、杜恕、袁准、徐幹、荀悦、刘劭、葛洪、傅玄、蔡洪、夏侯湛、谯周、周昭、殷基、顾谭、陆景、秦菁、王婴、虞喜、杜夷、孙绰、苻朗、任嘏等二十余位魏晋子书作家，对其予以多则千余字，少则一二十字的论述或评价，共计字数约七千字。他比前人的进步，不仅在于涉及的魏晋子书作家作品较多，还在于能从整体上概括其文风的流变，虽然这些概括还失于简略，但毕竟比前人往往局限于个案的评语状况有所进步。如他概括汉晋子书由《淮南子》到《抱朴子》之长于辞采而短于深识独见的文人化趋势云：“后世诸子之书，理不能过乎周、秦，徒能引申比类，衍而长之耳，《淮南》之于《吕览》，盖已非伦，然词虽胜，理犹有独得。王符、崔寔、仲长统、傅玄语多相袭，至于葛洪，而词胜极矣。陆机之子书不传于今，以臆度之，亦必词胜可知也。文士长于记诵衍说而短于独见深识，此杂家之所以渐流为文集也。”注218这样的判断还失于粗略，欠缜密，但大致从纵向上勾勒了汉晋子书文风的流变趋势，应该说他的视野是开阔的。

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渐推进和国力的不断增强，学术研究事业也趋于繁荣。海峡两岸尤其是大陆研究者对魏晋子书的关注有所加强，这主要表现在对魏晋子书的个案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先后涌现了汪建俊《〈人物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李文献《徐幹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王利器《葛洪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魏明安、赵以武《傅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伏俊琏《〈人物志〉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卢央《葛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阎世平《刘劭人材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晓毅《知人者智：〈人物志〉解读》（中华书局2008年版），武锋《葛洪〈抱朴子外篇〉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以上所列关于魏晋某些子书作家的个案研究著作，涉及的作家作品集中于刘劭《人物志》、徐幹《中论》、傅玄《傅子》、葛洪《抱朴子》，此情况与明清以来人们对某些魏晋子书的偏重相契合，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惯性和连续性。

期刊论文的情况也相似。有关魏晋子书的论文主要集中于对以上几家子书的论述上。但近十年来情况有所改观，关于魏晋子书的论文在讨论范围上逐渐开拓，譬如桓范、杜恕、袁准等魏晋子书作家也渐渐有人专文论述。注219除了主要从思想方面探讨魏晋子书者外，也有个别论文涉及文学方面的论述。注220这皆为好的兆头，相信今后会有较多的学者投入这一研究领域。

学位论文方面，关乎魏晋子书者，也多为针对刘劭《人物志》、葛洪《抱朴子》内外篇等少数几部著作的个案研究。有关论文对推动或提高这几部子书研究的学术水准功不可没，但由于选题及内容所限，读者毕竟难以通过这些个案研究了解魏晋子书丰富多彩的面貌。近年来，出现个别题目较大的博士学位论文，如尹玉珊的《汉魏子书研究》注221，该文不为前人唯先秦诸子马首是瞻传统所束缚，专门从整体上探讨汉魏子书。作者在绪论提出“汉魏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子书创作的第二个高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论文分成上下两编。上编列七章，论述了汉魏子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原因、汉魏子书的特点、汉魏子书的体例、汉魏子书多以“新书”泛称等问题；下编列四章，主要探讨了汉魏子书中“孝”的论述、“秦”的言说、“重禄养清”思想的表述及王、霸之辨等几个共同主题。然后为结语。文末有附录四种：汉魏子书三题、汉魏子书辑佚、汉魏子书叙录、评朱谦之《新辑本桓谭新论》。全文并附录约二十万字，其中关于魏代子书的篇幅约八万字。将汉魏子书作为一个整体性对象予以研究，是本文的一大特色。在此基础上梳理一些较普遍的问题或现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人个案研究的不足，是本文的主要创获。汉魏经历时间长达四百五十余年之久，在此期间作品内涵及文风之渐变，也体现在子书创作方面。可能是由于读博时间之局限等原因，作者未对这方面予以关注，或在有关问题的论述上难免粗略，这些皆有必要继续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