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魏晋子书兴盛的原因

魏晋子书之所以兴盛，有一些因素起到推动作用。这些因素大体包括：对东汉以来博涉多通学术风气的承袭，社会批判思潮的延续，儒家经学的相对衰微，动荡时局下士人济世情怀的高涨，立言不朽观念的更加自觉，以及喜好模拟之风的盛行等方面。其中立言不朽观念之更加自觉对这个时期子书撰述的兴盛的推动尤为重要。

东汉以来，士人之治学已趋于博通。一方面，经学内部盛行打通、兼容今古文本，博涉众经的学术风气，或视皓首研读某经、局治今文的学者为俗儒、陋儒。另一方面，子部著述渐受士人推重，即使统治者对待子书的态度，也不同于西汉中后期。汉魏之际士人或统治者更是如此。曹丕《典论·自序》云：“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注22吴宗室孙休“锐意于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注23。西汉儒生治学，专尚一经，且严守今古文之界域；东汉中后期儒者则逐渐冲破专尚一经的窠臼，趋于博览众经，融通今古，汉魏之际的郑玄是这种学术风气的杰出代表。除经学内部知识视野的扩展外，时人还不断向其他知识领域迈进，从而导致了诸子学、史学及其分支地理博物之学的繁荣。如以博学著称的马融，据《后汉书》本传载，其治学范围不局限于儒家经典，更涉及对《老子》《离骚》《淮南子》《列女传》等著述的注释。与马融生活年代接近的颍川荀淑，其为人博学而不好章句，故多为俗儒所非，而州里称其知人。在儒生章句训诂之学趋于衰微的同时，人们的治学视野及写作兴趣日益广泛，东汉后期以来，诸子之学、舆地及博物之学盛行。子书不仅大量涌现，而且其内容也趋于切实致用。子学之外，舆地之学也颇受注重，刘季高指出，汉魏之际名士中的经世派，“除政略兵谋外，未有不兼治舆地之学者，如荀文若论‘颍川四战之地’，说‘河济天下之要地’，释古之冀州所统。诸葛孔明论荆益之形势，鲁子敬谈荆楚有金城之固，周公瑾之谋据襄阳以蹙操，张子纲之劝城秣陵以为都。莫不于历史之沿革，烂熟胸中；山川之形势，了如指掌”注24。

伴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崩坏、社会的混乱而生的，是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丧失和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发展。汉武帝时代定儒术于一尊后，儒家学说在诠释体系中日益神圣化、经典化，杂以谶纬迷信，流于荒唐虚妄。儒生们为利禄所诱，往往拘守繁琐章句。东汉后期，在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前，儒家学说缺乏缓解这种危机的实践功效，逐渐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信仰危机。汉魏之际，在大一统政权业已崩溃的形势下，人们纷纷向诸子学说中去寻求救世良方及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于是，道、名、法、兵、纵横等各家思想应运而起，乘势复兴，思想界呈现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极其活跃的局面，曹丕《典论》概括此种局面云“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注25。鱼豢《魏略》云：“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注26可见汉魏之际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有所减弱。有的统治者适时调整统治思想，对此局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心雕龙·论说》篇云“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可见兼容博取是曹魏统治者的思想特色。晋泰始初，傅玄上疏有云，“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注27，可谓汉魏之际思想领域变化的简要概括。当然，所谓儒家思想地位的下降，是指它失去独尊的势头，而并不意味它被人遗忘或抛弃。在汉魏之际及整个魏晋时期，儒学由于其维系纲常伦理教化之性质，在社会思想及政治领域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就连崇尚刑名之学的曹操，虽有时敢于公然发表背离儒家传统的言论，但为了压制打击政敌，他还要借助维护儒家礼法之名定其罪、诛其身。后来的司马氏父子亦倡言“以孝治天下”，假窃礼法以售其奸。这种虚伪行径，对某些士人更加鄙薄儒学起了激化作用，如阮籍、嵇康公然蔑视礼法，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在魏晋南北朝思想活跃的气氛中，道家思想颇为兴盛。这与部分思想家试图调整经学衰微后社会思想的纷杂，以适应重建社会政治思想格局的需要有一定关联，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广大士人深切地感受到汉末魏晋政权更迭过程中对政敌之血腥屠戮的残酷性，为了摆脱灾祸，安身立命，便转向崇尚虚无、逍遥避世的处世原则。曹魏正始年间，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调和儒道的玄学兴起，玄谈风行，盛况一直绵延至东晋末期。南朝时玄谈之风的隆盛程度虽逊于魏晋，但文人士大夫仍普遍浸染老庄思想。玄学作为文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理论工具，固然产生了消极作用，但对于冲破汉儒谶纬神学和繁琐章句之学，促进思想的解放也起了积极作用；至于玄谈的自由辩论方式及崇尚抽象思维的风气，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理论思辨水平。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有一批士人撰作子书的动机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有关，为发泄愤懑之作。如卷八十二《方术传下》载豫章南昌人唐檀弃官著书二十八篇，名曰《唐子》；卷六十七《党锢传》载会稽上虞人魏朗（？—168）受党锢牵连，免官归家，著书数篇，号曰《魏子》；卷六十二《陈寔传》载颍川陈寔子陈纪（129—199）遭党锢，发愤著书数万言，号曰《陈子》。这些著作涉及了哪些内容，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如何，表达了作者什么情绪和观念？因其文本未流传下来，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据与之创作年代相距不远的王符《潜夫论》来看，应该说，它们也是东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过程中的产物。《后汉书》卷四十九《王符传》记述王符的志趣好尚及交游情况，并概括其创作《潜夫论》之缘由云：“王符……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注28由此可见，他们撰写子书，程度不同地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或失望有关，故发愤写作，“指讦时短，讨谪物情”，书中无疑包含许多批判社会的内容。汉魏之际的不少子书也属于作者有感时代的失序而发愤以著述的产物，如荀悦《申鉴》、徐幹《中论》、仲长统《昌言》、周生烈《周生子要论》、张茂《要言》等。有关作者身处动乱之世，为拯救社会现实灾难，欲提供政略治术，出于浓重的现实关怀，于是发愤著书。汉魏之际仲长统撰《昌言》，乃出于现实关怀的发愤之作。《后汉书》卷四十九《仲长统传》载其在建安年间被荀彧举为尚书郎，“后参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又如同时期的周生烈撰《周生子要论》，其序云：“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张角败后，天下溃乱，哀苦之间，故著此书。”注29《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附孙悦传》载，荀悦侍奉汉献帝，“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注30。

汉魏之际，天下动荡，生灵涂炭，人心思治。表现在子书著述上，就是关注现实问题，注重讲述政略治术。如《三国志》卷二十七《王昶传》概括曹魏重臣王昶两部子书的写作情况云：“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在观念上颇注重“合于时务”。三国后期至魏晋之际也不乏此类子书著述。《三国志》卷二十七《王基传》记载，正始年间曹爽专柄，风化陵迟，王基著《时要论》以切世事。《三国志》卷三《明帝纪》记载，魏青龙初，曹叡“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曰,“臣昔上《要言》，散骑奏臣书，以《听谏篇》为善，诏曰‘是也’，擢臣为太子舍人；且臣作书讥为人臣不能谏诤，今有可谏之事而臣不谏，此为作书虚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无以报国，是以投躯没命，冒昧以闻，惟陛下裁察”注31。《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载，曹爽专政，其弟曹羲“深以为大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载，蜀郡郫人何攀，曾与羊祜交谈累日，共划用兵之要，攀陈平吴军事，羊祜大悦，遂表请伐吴；吴平，封关内侯，著《论时务》五篇。也属此类。

魏晋子书创作的繁荣，还与当时人较普遍而自觉的追求立言不朽的观念，以及把子书创作视为实现立言不朽之最佳途径的风气有紧密关系。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说。西汉司马迁父子把立言不朽的观念推向自觉。迁父临终时嘱咐迁坚守立言不朽的信念，继承其修史遗志，光大家声，扬名后世。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称自己经历李陵之祸，“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此后的著名文士扬雄、桓谭、王充等遵循此方向，撰作子书，冀获不朽名声。汉魏之际，立言不朽观念愈益深入人心。身处帝王之尊位的曹丕可谓坚执此观念的一个代表人物，其《与王朗书》云，“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注32。晋葛洪在此方面的观念近似曹丕，其《抱朴子外篇·逸民》有云：“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

稍后的著名学者王隐对立言不朽的表白亦如同曹丕、葛洪一样旗帜鲜明，《晋书》卷八十二《王隐传》载祖纳好博弈，王隐与祖纳书云：“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注33

魏晋人追求立言不朽，尤重子书著述。曹丕《与吴质书》赞扬徐幹撰就子书，可谓不朽，痛惜应玚有撰作子书的才学与志向但未遂愿，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业，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注34又曹丕《典论·论文》以子论专章的形式，充满激情地认定而且高扬立言不朽之旨，他标举的具体著述便是徐幹的子书《中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论，成一家言。”注35晚清陈衍《石遗室论文·三》就此指出：“惟好名之心，至丕而极。观于‘文章经国’诸语，可谓沉痛朴至，未经人道者矣。”注36钱穆先生《读〈文选〉》一文认为，魏文帝曹丕“心中所追向，亦仍以古人著书成一家言者为其最高之准则”注37。稍早于钱穆的章太炎先生也曾指出，汉晋诸子比之于周秦诸子，“说理固不逮，文笔亦渐逊矣。然魏文帝论文，不数宴游之作，而独称徐幹为不朽者，盖犹视著作之文尊于独行者也”注38。曹丕对自己撰写的子书《典论》，更为珍重，曾把它作为贵重礼品赠与吴帝孙权及吴元老重臣张昭注39；丕子叡诏三公，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注40。

“建安之杰”曹植于撰作活动中，亦以史书和子书为重。其《与杨德祖书》自述建功立业志向及若此志不遂后的打算，特别重视的便是子书及史书撰作，有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注41。可见，子建人生志向的首选目标是辅国惠民，建立不朽功业，传于后世；对于撰作活动，他显然重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的史书和子书，而视辞赋为不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徐幹虽未言辞赋为“小道”，但在诗赋类韵文与子书之间，也显然重视子书而轻视诗赋。佚名《〈中论〉序》称他：“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注42王粲亦重子书，萧绎《金楼子·杂记》篇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注43

有“太康之英”之誉的陆机，亦特别重视子书，乃至临终遗言，以此为憾。葛洪《抱朴子外篇》载：

朱淮南尝言：……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尝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注44

其他重视子书者，如魏之桓范。桓范撰《世要论》十二卷，其书《序作》篇云：“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后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注45某些士人仕途受挫之后，发愤写作子书以期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如《三国志》卷五十二《顾雍传附顾谭传》记载，“谭坐徙交州，幽而发愤，著《新言》二十篇”。《三国志》卷十六《杜畿传附杜恕传》记载魏代子书作者阮武（撰有《阮子政论》）和杜恕的一次关于撰作子书的谈话：“初，恕从赵郡还，陈留阮武亦从清河太守征，俱自薄廷尉。谓恕曰：‘相观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厉，器能可以处大官而求之不顺，才学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谓有其才而无其用。今向闲暇，可试潜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体论》八节。”注46官场事微妙复杂，即使德才兼俱者也难以把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遭受挫折往往在所难免，不如及时著书立说，庶几可以流传后世、彰耀久远。而重视子书创作的内在深层次的原因，仍主要来自立言不朽之观念的自觉。

三国至西晋蜀地士人，多崇尚前代乡贤扬雄借助著述留名后世、以求不朽的言行，纷纷写作子书。《三国志》卷三十八《秦宓传》记载，蜀地名士秦宓与同为蜀地名士的王商书云，“扬子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今海内，谈咏厥辞。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注47，对乡邦前贤以著述留名后世、光耀四方的自豪溢于言表。在此观念的推动下，一批蜀地子书相继涌现：《华阳国志》卷十、卷十一载，晋蜀郡郫人何随，居贫固俭，衣弊食蔬，昼躬耕耨，夕修讲讽，目不视色，口不语利，著《谭言》十篇，论道德仁让；犍为武阳人李密，博览通涉，机警辩捷，著《述理论》，论中和仁义、儒学道化之事，凡十篇，安东将军胡罴与皇甫士安深善之；广汉郪人王长文，天姿聪警，高畅敏识，治五经，博综辟籍，入晋后不仕，还家养母，独讲学，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蜀郡江原人常宽，强识多闻，谦虚清素，与俗殊务，虽流离交城，衣弊褞袍，独鸠合经籍，研精著述，依孟杨宗、卢师矩著《典言》五篇。见于《三国志》之《吕乂传》《李传》《谯周传》记载的蜀地文人子书撰作，还有吕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陈术博学多闻，著《释问》七篇；谯周学识渊博，撰定《法训》。

两晋之际著名文士葛洪，才华杰出，《晋书》本传称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在丰富绝伦的著作中，他本人最看重的是子书，《抱朴子》反复致意于此。该书《自叙》云，“先所作子书内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复撰次，以示将来云尔……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注48，可见在他心目中，能够传示将来，以为不朽的，首先是他的《抱朴子》内外篇，而诗赋类作品仅是细碎小文。此种态度亦见于其他篇章，如《抱朴子外篇·尚博》云：“拘系之徒，桎梏浅隘之中……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注49《抱朴子外篇·百家》亦云：“子书披引玄旷，眇邈泓窈。总不测之源，扬无遗之流。变化不系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沦于违正之邪径。风格高严，重仞难尽。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赏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辩其神也……狭见之徒……惑诗赋琐碎之文，而忽子论深美之言。”注50葛洪高度评价前代王充《论衡》之类子书；还高度评价当代子书，引嵇含语赞扬陆云《陆子》云：“诚为快书者，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潜笔腐豪不可益也。”注51刘永济先生述魏晋诸子云：“且魏晋子书，皆文士之篇章，非学人之述造。其间或杂以求名后世之心，或参以争胜前贤之意，故曹子建以藩侯之重，鄙辞赋不足传世，欲别成一家之言。萧世诚以帝子之尊，亦欲著子书以传不朽。士衡临没，至恨所作子书未成。葛洪自叙：‘思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后知其为文儒。’此数子者，虽其重学遗荣，有足多者，然有意于为文，与不得已而著书，其间差别甚远……”注52这里的判断虽失于绝对，有以偏概全之嫌注53，但指出魏晋子书作者“或杂以求名后世之心，或参以争胜前贤之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

包括魏晋人在内的子家之立言不朽的思想，齐梁之际的刘勰也有明确的认识，其《文心雕龙·诸子》对此有所感慨云：“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注54这与曹丕等的有关言论基本上属于异代同声。

魏晋子书的兴盛，还与当时文坛模拟风气的盛行有所关联。魏晋士人阶层盛行尚文风气并逐渐向全社会弥漫开来，为了显示文采，人们往往要把他们的各种活动记录下来，还往往模拟前人，形成著述，以逞才气，其中有关子书类著述的模拟之作，当然也不会缺席。颜之推《颜氏家训·序致》对魏晋以来子书模拟现象表示不满，指出这类子书的内容主要为“轨物范世”，即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表明自己不会再模拟这类“轨物范世”的作品，而要将关注中心置于家族子弟的教育上：“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注55若加回溯，模拟现象并非始于魏晋，而早已盛行于汉代，汉代的各种文体及许多作家皆涉模拟，譬如对屈原、司马相如辞赋的模拟，在一定程度上就推动了汉赋的兴盛。在此背景下，还出现某些以模拟著称的大家，如扬雄，他不仅模拟屈原、司马相如的辞赋，而且模拟《论语》《周易》撰《法言》《太玄》。东汉人为文，模拟的热情不衰，子书写作也不乏模拟者，如东汉初桓谭《新论·本造》篇云:“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注56魏晋士人延续汉代风范，也颇喜好模拟。《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附陆喜传》载，陆喜少有声名，好学有才思。尝为自叙，其略曰：“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桓谭咏《新序》而作《新论》。余不自量，感子云之《法言》而作《言道》，睹贾子之美才而作《访论》，观子政《洪范》而作《古今历》，览蒋子通《万机》而作《审机》，读《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娱宾》《九思》，真所谓忍愧者也。”注57可见陆喜模拟之作颇富，其中的《言道》《访论》《审机》属于子书著述。又如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一《后贤志·王长文传》载，王长文博综群籍，为人放荡不羁，屡辞州府辟命。泰始中州刺史胡罴欲辟其为吏，不就，还家养母，独讲学，著《无名子》十二篇，依则《论语》；又著《通经》四篇，拟《周易》《太玄》注58，可见王长文的两部子书《无名子》和《通经》皆为模拟之作。这种情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子书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