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教具有的多面性和其在日本的发展

儒教拥有多样的侧面。首先,在古代中国,儒教作为以“天”的思想为背景的王朝统治理论,提高了其存在价值。而在宋学（朱子学）里,拥有陶冶精神、人格和提示伦理道德观的发展。从国家思想到个人精神论的变化是宋学的最大特征。也有认为儒教是追求理念的学问,同时为了继承此学问又重视教育。儒者在自身的儒教实践的同时,对其传承和教授也注入了很大的热情。另外,作为儒教具有的另一个侧面,还有感性的磨炼。而对养成正确区别正邪的鉴别力、鉴赏力以及实践礼乐所必需的，作为自我表现的诗文创作,被视为儒者的教养而受到尊崇。

在这里,举两个例子,从极度纯净化角度论述儒教的多样性。一个是池田光政的闲谷学校,还有一个是龟井南冥的《论语语由》。

（一）池田光政和闲谷学校

2015年秋天,我访问了冈山的闲谷学校。是为“近代东亚汉学的发展”为题的国际研讨会相关的史迹探索而前往参观的。一直以来想去寻访的闲谷学校,如我的想象一样,在万籁俱寂、群山环抱之中，在浓缩着庄严的氛围里静静伫立。这确实是闲静谷里的学校。

闲谷学校是江户时代初期,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创设的学校。光政除为藩士设立冈山藩学校以外,还为藩里的民众在藩的领地内的村乡建立了123个手习所（习字所），是热心于教育的领主。但是,引起了理想和现实的龃龉,在饥馑和财政的逼迫下,学校在经营上破产了。但是光政一直坚守闲谷学校,后来还设置孔子庙,死后将自己的庙作为“芳烈祠”附设,作为一种纪念建筑物至今存在。

池田光政可算作江户初期三名君之一。三名君是水户藩主德川光圀、会津藩主保科正行、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在德川幕府必须使儒教理想的封建体制稳定下来的统治的最初阶段,他们都是试图在自己的领地实践儒教理念的藩主。在从武力统治到德治的转换过程中,光政追求用儒教教化领地内民众的理想非常地崇高,但是对于现实来说却是过高的理念。不只是领地内的民众,即便是家臣也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光政对教育的坚定意志和闲谷学校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闲谷学校与其说是为了庶民的学校,不如说是作为光政的儒教教育理念实践的象征而存在。

首先,这里有宗教性。圣庙有大成殿、东阶、西阶、中庭、外门、文库、厨屋。大成殿中央的朱色橱子里供奉着孔子像，春秋要举行释菜（用苹蘩之类而非用牺牲上供的释奠的简略形式）。孔子像是基于当时儒者谨慎细致的考证来铸造的。顺带说一下,同时期从明朝亡命而来的朱舜水带来了三尊孔子像。朱舜水作为德川光圀的顾问,在江户初期日本对儒教的接受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理解,孔子像和文庙在儒教上具有的宗教意义,在朱子学作为统治思想受到尊崇的宽政以前,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这里还有儒教作为理想的周代制度的忠实再现。学校以鹤鸣门为正面用石屏围护,从而形成一个异地,鹤鸣门外则是被叫作泮池的池塘。“泮”是“泮宫”,即诸侯的学校。为了表现对天子的谦让,学宫周围只让池塘环绕半周,由此得名。天子的大学为辟雍,诸侯的学宫为泮宫（《诗经》的《毛传》《郑笺》，《白虎通》），如此忠实地再现了周代制度。另外,光政实践了井田之法。模仿周代之法,将公私田分开,建了庐舍。最初将位于海滨的井田在宝永七年作为闲谷学校的学校田追加,可能还是由于这个地方是儒教理念的实践中心地。光政在封建的冈山，作为诸侯（藩主）尝试了实践“封建”“井田”“大学”这种践行儒教理想的周代制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理念上的制度,未曾在中国实践过）。

在文庙、芳烈祠的守护下，位于学校中心的讲堂,是壮观的歇山式的建筑。这是一个儒教精神和日本的审美意识相融合的格调非常高雅的美丽建筑。边长十数米的四方形讲堂除了写着“克明德”横额、朱子的《朱文公学规》、池田纲政写的《定〈就学规则〉》以外，什么装饰都没有。在这里,从讲解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开始,依次诵读《孝经》《小学》《四书》《五经》，然后进一步诵读《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专心致力于孝悌忠信之道,以实行为本,俊秀者以其余力指导博文,及诗章”被定为课业。讲堂的后方是称为学房的寄宿宿舍,据说，初期还企图确保收入,设置了学校领（田地、山林）。

如此,闲谷学校诞生于池田光政的崇高理想,是儒教理念的一个实践。理念的实践和实际经营是层次上不同的行为。远离城镇而又交通不便的深山里的学校,作为现实的经营绝对不能说是成功。但是接触了这个特殊空间里培养出的具有庄严气氛的人,无论是谁，都能体会到被纯净化之后的精神上的喜悦，并表露出一种抽象的形式美。经营上破产的这个学校,常常被复兴,称为儒者和文人的憧憬,直到现在还继续延续着,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理念具有同现实不同性质层次的价值。闲谷学校完美地体现了儒教作为理念的存在意义。

（二） 《论语》之解释和汉诗文

如果把光政的闲谷学校看作是儒教理念在日本的变异,那么从江户时期《论语》的解释可以看到其他方面儒教在日本的变异。这可以称为具有前近代学术特征的古典研究。

前面提到了仁斋和徂徕的学问,他们的特征首先是对朱子学的精神主义的解释以及佛教的唯心论解释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试图质问古典本意的态度,便是其第二个特征。而且,他们都具有出色的言语感觉,这也是他们共通的特征。仁斋被称为古义派，徂徕被称为古文辞派,他们在古典解释上都追求实证。

宽政时期出生于福冈藩的龟井南冥,也在论语解释上追求实证主义。他的著作《论语语由》的特征,如其书名所示。将《论语》视为产生于讲谈场面的产物,是重视其背景的解释,即讲述“语”的“由来”的解释。

再现“语”产生的“场”需要的是正确理解古代言语,同时正确理解文脉。从“文”的发展过程,领会其是在怎样的状况下产生的发言,语言的轻重如何,是玩笑还是认真严肃的。为此需要出色的言语感觉和锐敏的感性。

下面引用的是该书的凡例,指出对于不同场面中发言的状况的变化。

专语古而意在伤时者

全语今而意在慕古者

语意似深而实浅者

语气轻淡而意至重者

阳语甲而阴戒乙者

语在于此而意隐于彼者

逊言而寓教者

明言以示实者

冷语似戏者

托言不露正意者

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这样的态度,即彻底排除将经书解释为自己主观的表现,而注重实证性的解释态度。学问在从朱子学的精神主义的纯粹信奉向着儒教的客观实证转变。但是,即便说是实证性,对孔子的尊崇丝毫没有动摇,也绝没有从“忠孝”这个价值观里脱离出来。在坚持儒教伦理的同时,追求合理的翻译的态度,可以说是前近代和近代（合理和非合理、西欧价值和东亚价值）同时存在的独特的经书之解释。

仁斋、徂徕、南冥都很重视学问的实效性。和桌面上的空论相比，他们更重视在实际生活里鲜活的思想（他们称之为“活学”）。这与仁斋是市井学者、南冥是儒医的身份相关。面对眼前生死攸关的患者，没有比医者更重视时效性理念的了。可以说,在与统治政策保持距离的市井学问中,近代性正在萌芽。

江户时期,儒者的评价使诗文水平得以提高。能写出优秀诗文的人才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尊敬。人格分裂因素比较多的赖山阳既如此,让南冥的文笔家名声轰动全国的,也是因为在朝鲜通信使面前披露了汉诗（用中国古典文写的诗在日本被称作汉诗）。尊重“文”,评价优秀文才,在这一点上,与江户时期学问,即全面体现出对构思立意以及感性的重视是共通的。

因为江户时代是武士的时代,对清贫的志向很坚定。衣食住各方面都俭朴，生活节俭被当作美德。清贫是汉代儒学和宋学的精神主义的一个特征。相对于物质性价值的享受，有更重视精神上的享受的倾向,这种倾向延续到近代,作为日本人对生活的审美情感而存在。今天的日本总是有强调经济的倾向,对于这种比精神性更强调物质价值的状况感到不融洽的,可能不是只有我吧。

如此,江户时期的学问里,时常可以窥视到儒教理念被纯净化的最好的形式。